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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召陈建筑群址，目前已发掘面积约6375平方米，清理出15座房基。其中下层房基2处，上层房基13处，皆有卵石散水。它和风雏甲组基址一样也是由多组建筑组成的建筑群，前后左右对称，布局规整，也属于“茅茨土阶”，但它规模、体量更大，所以其构架可能更复杂。其中一个房基长22米，宽13。4米，东西两侧中间略凹，使建筑平面呈“工”字形，在台基四周有九个台阶，南面三个，其余三面各两个，台基四周设卵石散水，可作屋面排水之用。其性质应属西周中、晚期建筑的一座大型王宫。
以上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均由单组建筑组成群体，而且从构造上看已非雏形，而是相当成熟。这就纠正了以前认为我国群体建筑始于秦汉的论点。建筑中大量用瓦的事实，也把我国建筑用瓦的年代提早到距今三千年左右的西周时代。两处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西周的宫室布局提供了证据。
除凤雏和召陈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外，在礼村和齐家村也发现了建筑基址，但规模要小的多，且礼村的属土窖式房屋遗址。
丰镐遗址建筑复原
2。
西周的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城市，丰、镐二京相距甚近，实际上一桥相通，是一个城市的两个不同功能的分区，完全可以以丰镐相称。
丰镐都城建有宗庙、宫殿以及大池等一系列建筑，以周天子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在这些地方举行册命、庆功、赏罚、祭祀、出征等活动。关于丰镐的平面布局文献记载十分具体，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最早、最完整的记载，它一直指导着中国都城的平面布局，被视作中国都城平面布局的经典。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当时的都城方九里，每边辟三门，城内纵横各九条街，王宫居中，左为祖庙，右为社坛，前为朝堂，后为街市，提出了城市布局的一般参考原则，可见在当时，城市的布局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规划思想，布局规整有序。
经过考古考证，丰镐遗址中心区域面积约15平方公里，已发现大型夯土基址约30多处，这些基址往往数座连成群，虽然目前尚无文字资料可证明他们是周代的宫殿、宗庙等建筑，但可以肯定这里是贵族统治阶级居住的地方，而非一般平民的建筑基址。
目前发现的最大的西周宫殿基址是1983年发现的花楼五号宫室建筑基址，这处基制址规模宏大，布局错落有致。其总长59米，宽23米，面积1357平方米。主体宫室建筑面积为85l平方米，平面呈“工”字形，由主体建筑和南北对称的附属建筑、夯土墙及墙基组成。它建筑在一高约1。5…1。8米的大型夯土台基上，台基的主体部位高达5米左右。五号建筑被认为是天子的宫殿，建筑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晚，可能毁于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或西周末年的犬戎之乱。它与西距53米并且同处于东西平行线上的四号建筑似乎组成建筑群组，因为四号建筑探出了象征大型宫室建筑的大型石柱础，两者似乎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些建筑群屋顶施瓦，有较完善的排水设施。
在长安县客省庄发掘的四号基址也是一处高级贵族的建筑，其规模宏大，与过去在沣西发现的深土窑式或半地穴式基址形成鲜明对比。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陶器判断，其年代始建于西周早期的后段或西周早中期之交，毁于西周晚期的前段。
丰镐两京一带还有供天子渔猎游玩的苑囿。诗经记载丰镐有“灵囿”，苑内草木繁茂，獐鹿成群，苑囿之内有水泊，名“灵池”，池边飞鸟丛集，池中游鱼竞跃。丰镐遗址西周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还记载了周王在池中泛舟渔猎的情景。灵囿内还建有“灵台”，台高6米，周围166米，是一座巍峨的建筑。
只是在当时的西周都城，这种高台建筑都是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居住之地，普通贫民只能栖身于仅可躲避寒暑的土穴之中，潮湿、阴暗。在丰镐遗址中发现很多小型居址分土窑式和半地穴式两种，是周民族“陶覆陶穴”的反映。
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大城市，开创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宽畅、宏伟的先河，一直是后来城市总体布局的楷模。但遗憾的是，考古工作者迄今还没有找到有关丰镐二京城墙的迹象。
周原与丰镐遗址出土文物
丰镐出土的文物不少，有许多青铜器、骨器、玉器、蚌器、陶器和其他各种饰物，其中以青铜器数量最多，价值最高。如张家坡一处窖藏出土了53件铜器，其中有铭文的32件；马王村一处窖藏有铜器25件，其中有铭文的10件。虽然丰镐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质量较高，但和“青铜器之乡”周原遗址比较而言，丰镐的青铜器就略显逊色了。
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有墓葬出土，也有窖藏出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既有造型精美的实用器，也有粗劣简单的明器。从窖藏青铜器来看，当时手工业的分工较细，青铜铸造业尤为发达。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造型精美，纹饰华丽，许多还铸有铭文，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周社会的珍贵史料。
周原的窖藏青铜器风格大不相同，全是宗庙重器和实用宝器，庄严、凝重、纹饰精美，铸造得富丽堂皇，有很多长篇铭文，如著名的大克鼎、毛公鼎、大丰簋等。目前周原发现的青铜器窖藏有68处之多。
1850年在岐山县出土的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造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因作者毛公而得名，铭文铸在鼎上，有32行，共497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毛公鼎铭文，全文首先追述周代国君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册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帖，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阶段。
在白家村出土的103件青铜器多造型浑厚，纹饰繁缛精美，充分表现出西周人民高度的创造力。这批青铜器有著名的商器、陵器、折器、丰器、墙器、庆器、伯先父器等，其中有名的史墙盘铭文最重要，在腹底有铭文284字，其中重文5字，合文3字，它历述了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功绩，还记述了史墙以前五代的世系，加上史墙之子痰，共七代，这就为西周铜器断代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到了西周中后期，青铜器纹饰变化很大，删繁就简，陆续淘汰了不少以前使用的纹饰，保留下来的传统纹饰，在此时发生剧烈的变形，如兽面纹，兽体变形纹之类，产生了一些新的纹饰，如波曲纹之类。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无论形制和纹饰都比较简单，出现少量新的器形，但整体的变化不大。
周原出土的文物中还有十分著名的西周甲骨。1977年和1979年在发掘凤雏甲组建筑基址西厢房第二号房基时，发掘了两个窖穴，两窖共出卜甲和卜骨17275片。甲骨都经过修整，钻凿有方孔和圆孔等，其中有292片有字甲骨，共计字903个，合文12个。每片字不等，有一片一字的，也有一片数字的，最多的达三十余字。
目前发现的西周甲骨，年代上限到周文王，下限到周穆王。它的内容广泛，有卜祭、卜告、地名、人名等，反映了西周时期多方面的情况。如反映周与当时殷朝关系、周与其他诸国关系等。
甲骨中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卦象甲骨，均由奇数和偶数排列组成卦画，是我国后来盛行的阴阳八卦的渊源所在。
此外，西周甲骨的雕刻艺术十分精湛，它细如发丝，刚劲有力、刀法娴熟，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是我国微雕艺术的最高成就，从而使我国的微雕艺术可以上溯到商末周初，即距今约三千一百年。
历史上的周原与丰、镐
周人是一个与神话和传说息息相关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是后稷，传说是一名叫姜的女子在野外踩上了周人祖先的足迹后怀孕生下的。
后稷对耕种有着天生的兴趣和才能，耕种的谷物繁茂、收成好，还教会了其他人耕作，并且开辟了以谷物祭祀上帝的传统，带着周人进入到农耕文明时代。
大约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一天，由于不堪少数民族的骚扰，周人在首领古公父的带领下，从“豳”（今天的陕西彬县一带）出发，来到了位于今天岐山县箭括岭下的平原地区——周原。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诗经》上有详细的记载：“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周人在周原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一天天强大昌盛起来。经过近百年生息，开始了灭商的大业。这时的商纣王荒淫无度、败坏朝纲，而周人的领袖“西伯侯”姬昌对有才能者十分敬重，于是不少才干卓著的人投奔周国，其中就有颇富传奇色彩的姜子牙。
根据《诗经》的记载，3000多年前的历史渐渐清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在灭掉了位于沣河流域的崇国后，姬昌根据姜子牙的建议，在沣河中游建立了新的都城丰京。约公元前11世纪，姬昌把都城从岐邑迁于丰京。姬昌病故后，武王即位后，准备伐商，并在沣河以东建镐京。
据记载，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3000勇士、45000甲兵，联合一些军队，讨伐纣王，双方军队会战于牧野。商军大败，纣王自焚。
武王伐商的事情在陕西临潼零口发现的西周青铜器利簋铭文上也有记载，具体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随后，周武王在镐京宣布西周王朝建立，分封诸侯，设立礼制，建宗立庙，开创了西周初年的兴盛。
由此，丰镐二京开了建都的先河。成为西周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的丰镐二京，近300年间并行不废，经历了11代12位帝王。西周王朝开创了一个以血缘和军事为纽带的封邦建国体制，到成王和康王时期，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个盛世。
周原与丰镐遗址现状
周代是我国古代文明达到繁荣昌盛的时期，周文化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中国近代文化、世界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更使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地传承至今。周原出土的青铜器造型精美华丽，铭文记载了西周王朝及方国的一些重要史实，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
为了保护周原文化遗址，1976年国家文物局在周原遗址召开了一次现场会议，就周原遗址的保护问题进行了磋商。1979年春，国家文物局又于扶风召开了一次古建专家会议，研究如何保护岐山凤雏村周初甲组宫殿基址和扶风召陈村西周巨型建筑群基址。
1982年，周原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