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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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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是苏联“老大哥”的行动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势力。这带来一种危险,就是要以它选定的党派为优先。1920年的第二届国际共产大会,确定了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道路。于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访问了孙中山,提出:以提供武器和顾问为前提,以广州政府为基础,为建立统一战线而实现国共合并。1924年,苏联资助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它的校长就是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接替他的蒋介石。    
    1925年2月开始,上海的日本纱厂开始罢工。示威者要求收回1860年签署的划分租界给外国人的“不平等”条约。为了支持上海工人,20万英、日工厂的工人在全中国展开大罢工。在广州,罢工导致一名法国人和五十二名示威者死亡。正是在广州,我们重新找到一个老熟人,他就是这里法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儒勒·乐和甘。在他主持广州领事馆之前,我们要回溯从1917年起改变他生活的事件。    
    1919年10月,儒勒争取到了他等了六年多的回国休假的权力。10月31日,他乘“保罗·勒加”号轮船离开中国。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在这艘船上碰到他未来的妻子和他孩子的母亲。    
    当这海上的信使在西贡抛下铁锚的时候,就是命运向我们的单身主人公投下爱的骰子的时候。正是在印度支那的越南(当时还叫安南),儒勒碰到了麦尔塞黛。她刚刚满18岁,也像儒勒一样,随父母返回因战争阻隔而长期不能回去的法国。麦尔塞黛的父亲弗尔涅,是法国云南铁路局的局长,在河内任职。    
    


第三部分: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13)

    从法国在亚洲的外交,到战争的结局,我们可以想象在儒勒和麦尔塞黛父母之间有很多话可以交谈。就像他们的女儿玛利后来说的那样,她父亲幽默的魅力,一定在征服母亲的同时也征服了他后来的岳母。她还说:“一个月的船上共处,足够使他们确信,他们将要结合为夫妻。”     
    事情进展飞速。1920年1月,儒勒打报告给部里申请结婚。2月接到批准函。4月14日举行婚礼。    
    1920年秋天,新婚夫妇起程回中国。玛利亚以68岁的高龄随行。旅途对她来说很艰难,但比起中国的生活条件来说,这还算不了什么。是否因为六年多的分离,使婚后的儒勒不愿再让母亲独处巴黎?是否因为父亲患病和去世的痛楚使他更替母亲担心?是否因为玛利亚感到年轻的妻子麦尔塞黛还需要帮助……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我们只知道他们三个人在10月起程了。小玛利当时已经在妈妈的肚子里。    
    1920年11月5日,乐和甘的家庭到达了重庆。这个巴蜀城市让人心生感触,因为它离成都只有五天水路,使儒勒仿佛旧地重归。他熟悉这里,1909年,正是在四川,他随邦思当第先生开始了外交官的身涯。他在1921年的述职报告里写下满意之情,强调“将会对在现在的职位上留任感到十分幸福”。他的上司也同样满意,写道“……我毫不怀疑,乐和甘的行动和热情,将使我们在四川这个地区的利益以最乐观的方式得到发展”。    
    麦尔塞黛对儒勒的表现非常欣赏,她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我为有一个像儒勒这样宠我,爱我,关心我的丈夫而感到幸福”。中国腹地让这个已有亚洲生活经验(随父母在东南亚生活过)的19岁女孩印象深刻。儒勒的关心当然是强大的支持,尤其是在一些动荡的夜晚,最无忧无虑的人也不得安生:“我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发着高烧,受着惊吓。今天早上有过枪响,我知道是强盗抢劫。而且他们曾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游荡。”     
    可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止麦尔塞黛在1921年2月2日生下了女儿玛利。这个女孩在八十三年后还回忆说,她的出生是件完美的事,她从未就此听到过任何抱怨之词。而多年之后,已是满头白发的玛利要尽一切努力来讲述她父母的故事……    
    儒勒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而中国的状况却是沉痛的。如果说1911年的革命以现代化的名义取代了帝制,那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是军阀和匪帮的年代。1921年3月13日,儒勒在一份关于万县(重庆上游的县城)暴乱的报告中,呈现了这种面貌。他讲述了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几乎没有武装的农民跟着一个自称受了天命的男孩反抗军阀,结果遭到血腥镇压。农民们横尸江边,那个男孩的头颅被人提着在街上游行。这是一个农民受尽饥荒和军阀折磨,随时可以跟着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人们把中国称为“匪帮之国”的原因。这种现象一直延续着。1930年的统计表明,中国有两千万各式匪徒,占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正当军阀和路匪使民众恐惧的时候,学生继续着五四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重庆也参与了这个浪潮。1921年,儒勒以一贯的幽默,记下了学生们如何抵制日货,并控诉那些出售日货的商人的情况。    
    重庆的学生们刚刚接受了一个光荣的任务:在最秘密的状态下,准备进行一场反对日货的运动。他们认为,城里的商人刚刚从新运行的汽船上卸下了一批商品。他们没有任何武装,直接冲上卸货的汽船,或冲进商店,拿走标有“日本制造”的商品,把它们都堆在一个使馆边的平台上,全部烧毁。有统计说,损失达10万美元。然后,学生们火上加油地要求商人们到商会和他们谈判!他们是想提醒商人,5月是清除日货的月份。然而赴约的学生们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子弹。两个学生死亡,许多人受伤。只有在我们是参与者的时候,莽撞行动才有魅力。    
    冰雹和大雨毁坏了等待收成的土地,从此,饥荒又来加重人民的苦难。中国在“匪帮之国”的称号之外,还加上了“饥荒之国”的称号。饥荒十分严重,农民开始用树根、树皮或树叶来代替粮食,或者吃一种黏土来填肚子。他们常常因此而死于不消化的疾病。    
    1922年春天,儒勒一家离开了这个他熟悉的动荡的四川,来到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由于偏远落后,海南总是中国的一个不受重视的区域。唐代一位大臣曾把它叫做“地狱之门”。虽然海南岛现在不再是失宠的大臣们被流放的地方,但在我们的副领事眼里,来这样的地方,仍是一种受排挤,他不情愿。儒勒对一直没有去执行他本来被授予的职务而感到不满。他也没有向上级掩饰这种心态:“ 我应该被允许提到一个事实,在十五年的工作中,我没有一天是在不断被任命的正式职位上工作的”。他在海口的上司也同情他的处境:“乐和甘先生不是没有敬业精神,上面提到他从没到他被任命的职位上工作过。我不认为他没有道理。因为他连任了两个地方的副领事,而不是按任命去上海工作。所以,我最近推荐他去哈尔滨任领事。我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广州。以正常的眼光看来,他的说法是对的。海口的职位不能给一个官员以创造业绩的机会。我认为,乐和甘先生可以到更重要和活跃的领馆任职。”    
    说真的,儒勒在海南度过的这三年,没有创造出什么业绩,倒是有着幸福的家庭生活。麦尔塞黛1921年在重庆生完玛利之后,又在1923年3月3日和1924年9月18日,分别生下两个男孩:扎维和皮埃尔。如今,如果看到83岁的玛利眼中闪动的光辉,就会发现她远远没有失去童年的纯真,我们似乎还能听到三个小“乐和甘”在海南花园里的欢笑……    
    


第三部分: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14)

    这三年的温柔流放,远离大陆动荡的大城市,他们的家庭生活达到和美的巅峰。以至于1925年,儒勒在笔下写道“觉得呆的地方不错”。然而,儒勒的上级听到儒勒1923刚来时的抱怨,最终还是帮助他找到了一个更和他的能力相符的重要的岗位:广东领事馆。    
    广州,1925年。这个中国南方的城市,对北京的统一思想永远是反叛的。以广州为首府的广东省,尽管在秦朝就对汉称臣,但是直到十二世纪才真正被汉人占领。它是和“外国魔鬼”联系最多的省份之一。珠江流进南海海口,这里其实就是一扇对印度、罗马和阿拉伯商人开启的大门。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来到这里,在它河湾的一个支流旁建立了澳门这座城市。然后是英国人来大力发展商贸,直到他们建立了著名的鸦片贸易,成为中西争端的开始。帝国努力要抵抗“黑泥”(鸦片),因为它毁掉了中国经济,给人民带来灾难。1842年,中国和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香港被割让给英国。    
    1925年 5月,就是在这座秉性难改的城市里,儒勒一家安顿下来。他们住在1859年就成为法—英租界的沙面。租界四周围起界栏,欧式房屋耸立在热带植被之间。种着棕榈树的街道,庇护着有特权的欧洲人的生活,他们有时在珠江边散步,有时在荫蔽的公园里打网球。    
    在沙面的安静气氛中,儒勒度过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段。1925年春天,租界被反帝示威者包围。这个运动从1919年发肇,1921年在重庆时,儒勒也看到了它的延续,1925年2月又在上海掀起新的高潮。    
    其实刚到广州的时候,儒勒就敏感到城里的紧张气氛,而且预料到上海的运动将会像“雪球”一样滚起来。1924年,他来的前一年,为了刺杀来访的印度支那总督,刺客用一枚炸弹炸死了五个法国人,但没炸到刺杀对象。那个刺客也死了。广州人为他立了雕像,并把他当作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英雄来崇拜。儒勒到任以后,认为最小的火星也可能引起爆炸,他努力劝阻领事去销毁那个被认为是用来挑衅的雕像。    
    虽然有他明智的劝告,动荡还是不可避免。广州政府一点也不想错过上海大罢工开始的革命运动。6月中旬,广州城沸腾了。儒勒通告上级,说广东首府将要经历和上海同样水平的游行示威。谈到沙面的情形时,他表现有点过分乐观,认为不论在任何形式的进攻下,沙面租界都不会败退。    
    6月23日,游行开始了。后来的情形变得就像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的事情一样血腥。当队伍在沙面外国领事馆前示威时,一阵枪声响起,一个法国人被打死在儒勒身旁。为了报复,法国和英国士兵开枪,打死了三十七个人。儒勒在7月1日的报告中汇报了前因后果。    
    尽管儒勒想尽办法要平息事态,还自告奋勇地要做调解人。《广州日报》还是把他叫做“杀人犯”和“屠夫”。罢工结束并不意味着事件的终点。罢工者的代表成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常设工人议会——反帝罢工委员会,对沙面实行了全面封锁。儒勒在7月1日的报告中写道:    
    沙面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武装的兵营。人们已经明着把大炮对着它。除了非常罕见的装邮件的船,没有一艘帆船会靠近这个被帝国主义和军事主义污染的地方。我们再也不害怕小偷了,都敞着门,省得最后敲门声响的时候还要去开。    
    沙面被围困了漫长的几个月,这是任何在中国的外国使馆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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