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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甲板上，可以看到远处塞班岛模糊的轮廓，它中部隆起，如同漂浮在海面上的一顶绿色的草帽；还有一座岛屿也可以隐约望见，在塞班岛的右侧，更小一些，也更平坦一些。
“那是提念岛。”约翰逊说，他戴着蓝色的锚状船长帽，白衬衫的袖口卷上去，松垮的棕色裤子，白色甲板鞋。他指点着塞班岛，“岛中心的隆起部分是泰伯特考山脉，一千五百英尺高。”然后他又用手比划了一下地平线，“西部的海岸线上几乎都是礁石，除了海湾的人口。几年以前，日本人沿海湾挖了一条深水运河，一直通向海岸，在海岸里你会看到一些庞大的船只。”
海顿站在我的另一边，眼睛没有望向海湾，而是注视着天空，天色像水泥一样呈现出灰色，“我还见过更美丽的天空。”他说。
棕色的小点从岛的方向移过来，船？
“舢板，”约翰逊说，“冲绳的渔夫，他们在海上漂流一段日子，寻找燕鸥群，找到了燕鸥群就意味着沙丁鱼群与鲱鱼群在附近，有时候还会碰上狐鲣与金枪鱼。”
“这真令人放心，我还以为是日本舰队呢。”
“不是，”约翰逊不易察觉地微微一笑，“还不是。”
很快，我们坐进了救生艇，约翰逊上尉掌舵，海顿坐在小艇中间的座位上，我坐在艇前。九毫米口径的勃朗宁放在旅行袋里，藏在几件换洗的神职人员的服装中间，除了内衣与袜子，我把那些西装领带都留在船上了。在我的右手里握着两只信封，左手拿着一本护照。
小艇轻快地掠过波浪起伏的大海，马达轰轰地鸣叫着，温暖的海风吹拂着我们的头发。我看到“美国人”号纵帆船在向远处退去，一阵悔恨的剧痛从心中升起，萦绕在我仅停留了一天的上尉与约翰逊夫人的船上。看起来我似乎正在远离美国，远离西方文明。有钱的男孩们花一大笔钱来体味远离尘嚣的宁静，而一个有钱的女孩想要在船上同一位神秘的政府代表发生一段浪漫史（严格地限制在腰部以上，你们理解），这些又苦又甜的回忆伴着我在阴云密布的铅灰色天空下掠过阴暗的海面。然后，“美国人”消失了，海面上灰蒙蒙的一片。
那座小岛变得清晰起来，仿佛一只狭长的怪兽；中央耸起的部分是泰伯特考山脉，明亮的绿色与黯淡的棕色相杂着，到处是茂密的丛林。但我们正在靠近的不是一个荒蛮的未开化的世界小巧的盒子似的建筑物指明这是一座城市，玩具似的小船其实是泊在码头的巨型货轮。现在，我们越过了珊瑚礁，正驶向塞班岛旁边的那座小岛，它就仿佛是一片沙洲。
“曼涅戈娃岛，”约翰逊说着，点了一下头，“那边标志着海港的入口。”
当我们驶得更近些时，塞班岛的轮廓更清晰了，这座岛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岛上那座戈瑞潘城看起来出人意料地繁华，它就建筑在泰伯特考山下的平地上。在这座小城里看不到热带地区的影子，但在城市两边，椰子树的枝叶在风中摇摆，如同每一座南太平洋小岛上的景色；槭叶瓶木开了满树火红色的花朵，点缀着海滩，让人头晕目眩，让人沉醉于这异国风情之中。
戈瑞潘，也许它会成为美国东北部的港口城市，有着长方形的混凝土码头。码头内停泊着货轮与渔船，码头后面那一片厂房是炼糖厂，黑色的烟囱像一座塔，一排又一排小房子隔在铁丝网后面。当我们靠近禁止人内的防波堤时，又看到了另一幕景象：一列火车停在码头，码头上有仓库、电线杆和路灯。这一切都与西方文明不同。
救生艇不引人注目地驶进了港口，我们泊在混凝土码头前，关掉了马达，却没有靠岸。在左侧的单独的防波堤旁边，是一座中型水上飞机基地，两只飞船正泊在那里。在我们的正前方，土著工人穿着松垮的破裤子正从停在狭窄铁路上的蒸汽火车车厢里卸下沉重的口袋——糖，约翰逊说——他们大都不穿衬衫和鞋（就像“美国人”上的有钱男孩）；而另一些工人沿着滑轮跳板把口袋拖上货轮。监工是一个戴着钢盔的日本人，他穿着纽扣一直扣到领口的白色亚麻上衣与高领衬衫，白色的裤子，白色的鞋，看起来不怎么像制服……
然而，某个真正穿制服的家伙注意到了我们。
那是个肌肉发达、留着仁丹胡、大约二十五岁左右的男人，穿着一身浅绿色的粗棉布衬衫，领口敞开着，短裤与帽子也是浅绿色的。这身制服根本不令人畏惧，反倒有些愚蠢和孩子气，如果那只装着左轮手枪的黑枪套不挂在他的屁股上。
“海军军官。”约翰逊轻声说。
那个穿制服的男人用手指指向我们，意思仿佛是在说：武士大叔想见你们。还好，至少他没有用手枪。他看起来似乎不大高兴，他向着我们喊了一串话，都是日语。
约翰逊用日语回答了他，船长的日语说得笨拙而又蹩脚，但我们的主人似乎正在仔细地斟酌船长的话。过了一会儿，他叫喊了一声，另一个穿着棉布制服的军官一路小跑跑过来，那是个胖家伙，在接受了一些指令之后，又跑开了。
然后，那个留着仁丹胡的欢迎者解开枪套，拿出那只点三八口径的左轮手枪，指向我们。在海顿与我中间的舱盖布下面也藏着一只相同的手枪，但是没有必要使用它，我们的主人只是在保护我们。
在他与他的枪后面，在仓库与铁轨之外，一个典型的乱糟糟的码头区坐落在那里——酒吧，廉价饭馆，小商店，大部分都是木结构的建筑，只有少数几座是砖房。视野里几乎看不到车辆，人们都步行，或者骑自行车。
“你懂多少日语？”我用接近耳语的声音问约翰逊，我们还在小艇里摇晃。
“就那么一句，”他说，“我让他去找一位懂英语的军官来接待一位重要的访客。”
我们的主人仍在用日语向我们喊叫，我在心里对他说“闭嘴！”当然，我的理智控制着我的本能。
我们没有等太长时间，当那位胖军官返回来时，我起初还以为他召来了一个监督装卸火车的监工。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矮小、阴郁、骨瘦如柴的家伙，他的胡子是灰色的，双腿跨开，双手交握在身后，也戴着白色钢盔，穿着亚麻布上衣与长裤。
但是仔细看一眼，却发现他的打扮与众不同，他的亚麻布上衣上镶着肩章，钢盔上也有金色的徽章，左轮手枪插在骑兵式风格的枪套里，挎在腰带上——靠右侧，便于左撇子的人使用。
“米扣·苏朱克，”他用平静沉稳的声音说，“塞班岛警察局局长。这个港口是不对外开放的。”
“平民船‘美国人’号的船长欧文·约翰逊上尉。”船长说，“很抱歉贸然到这里来，我们的船停泊在你们规定的三英里之外的海域，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请求上岸，而是卸下一位乘客。”
那个军官打量着我的黑外衣和白硬领，脸上是平静的表情，“查莫罗教区不需要新教士，已经有两个牧师了。”
约翰逊说：“劳驾请您看一眼奥列瑞神父的证件。”
我一边把护照本与两封信递给他，一边向他微微一笑。那个军官检查了护照，然后从没有封口的信封中抽出那两封信，他看着信，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约翰逊与我相对着轻轻地耸了耸肩，海顿的眼睛盯着防波堤上那些持枪的男人，右手漫不经心地垂在两腿间，放在舱盖布上。
然后，苏朱克局长厉声地向那个留着仁丹胡的军官说着什么，仿佛是一道判处我死刑的指令。
但是几秒钟之内，我便被那个军官拉出了救生艇，上了岸。海顿把我的旅行包递给我，同时向我不自然地笑了一笑。塞班岛警察局长小心翼翼地把信折好，塞进信封里，然后把那两封信还给我，还鞠了一个躬。
“欢迎到戈瑞潘来，奥列瑞神父。”苏朱克局长说。
我也向局长鞠了一个躬，然后向船长和他的大副点了一下头，他俩已把救生艇调了个头，轰轰地开走了。
奥列瑞神父独自留在了塞班岛上。
第十七章 奥列瑞神父
戈瑞潘市的主要街道横贯码头区，破败的码头区后面是繁华而有朝气的商业区，只要稍加改变，这座城市就可以变成典型的美国小镇。沿街是一排排一层或两层高的建筑，有时是木结构的，有时是砖瓦结构的，偶尔还有混凝土构造的，都一座挨一座地矗立在柏油马路边，它们是一些政府大楼、饭店、面包房、理发馆、五金商店，还有鱼市。临街的大一些的店铺都搭着凉蓬，小一些的也都把屋檐挑出很大一块，这里甚至还有一座电影院，正在上映一部武士电影。人们的服装看起来有些西化——白衬衫，白短裤，黑短裤——尽管偶尔也有家庭主妇穿着白色和服、打着阳伞走过菜市场。
这座城市与西方小镇最大的差异——除了招牌上与旗帜上那一行行娟秀的日本字之外——就是自行车多于汽车；而另一点则是飘散在空气中的、闻起来不那么令人惬意的椰肉干与鱼干的味道，这种味道与整洁干净的戈瑞潘城主街道比起来简直是一种恶臭。偶尔有查莫罗男人——面容阴沉的岛上土著，在小巷中或在人行道上闲逛，赤着脚，蓬松着头发，穿着褴楼的脏衣服。看来，日本人仿佛一股飓风或一道潮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代了他们，而他们至今还不习惯这种变化。
天空仍是一片铅灰色，雨意袭来之前先拂来一阵微风，气温适中——大约华氏七十五度左右——但闷热却让人无法忍受，我的黑外衣与白硬领都已粘在身上了，尽管它们又薄又轻。
我手中拎着旅行包，走在穿白制服的警察局长身边——那家伙就像蹲在西蓝道夫街东方花园饭店门前的那群石狗一样沉默——每个人都向我投来谨慎而又迷惑的目光。
“他们在这里不常见到外国人吗？”我问。
“是的。”在我们走路时，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正前方，即使同我说话，他也不向我看一眼。
“但你说你们有牧师。”
“两名，查莫罗教区的，西班牙牧师，肤色比你黑。”
天色尚早，一群群追逐嬉戏的孩子们背着书包，向学校的方向走去；偶尔有落单儿的渔夫匆匆走向码头；推着手推车的小贩穿梭在自行车与行人中间，用他们的方言叫卖着，听起来仿佛正在受刑；而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与警察不时地按着车铃，让行人为他们让开道。
当然，没有人敢冲着警察局长按车铃，他尽管身材矮小，却有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威严。事实上，每个人都为我们让开道。在我们身后，是行人们胆怯而惊奇的目光，不明白警察局长为何同一个外国化走在一起。
“你有一座不错的小镇。”我说。
“我们有工厂，医院，邮局，报社，无线电台，照明设备。”
“这是个现代化的城市。”
而在另一面，他们似乎还没有完全把这座城市建设好：小巷的地面崎岖而肮脏，没有铺上沥青；商店看起来都一样又脏又破；私人住房摇摇欲坠；户外厕所让人一目了然，即使它们还没有安装我们那种传统的半月型窗户。
我们一直走过了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