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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不急不缓地响着。一个陌生的口音冲破电流：“你好，上海五十六收容所。”
我和苏格对视。身后的陈娣一抖。五十六收容所，陈娣告诉我们的，遣送她回温州的那个收容所。我瞄了一眼，沈兮抱着手臂，饶有兴趣地看哑剧。“喂，你们有事伐？没有打过来做什么？”电话里的声音已经被对面的寂静惹得不耐烦，啪嗒一声准确无误地传达着对方的气恼。而苏格的动作快得像只老鼠，已把电话抄了下来。
“为什么他们……”陈娣不知所措。
“我会搞清楚的。等会你跟我回报社，我再打一次。”苏格正想再说什么，沈兮的声音忽然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那声音不像她，就像一台破发动机忽然发出了轰隆声。
“我想起什么地方看到过这个名字了。”她的声音不够平静，要装酷还不够呢。我想。
十分钟后，我和苏格在岔路奔向不同的方向。我的目的地让我足可以步行，观赏街上熙熙攘攘的拥挤欲望。它们柔软而容易改变形状，却像口香糖一样粘腻，在腐臭的空气里挥之不去。我的欲望也是其中一员，球形，柔软，只是在那么多欲望里显得如此孤独。
6
“你说三天前的晚上吗？”
“是的，确切说，是11月23日的晚上。”
“……”电话里忽然一阵沉默。是在翻记录吧，苏格想。
“这个……很，很对不起。11月23日晚没有任何人到我们收容所来。实际上，那时候我们收容所里没有女的住着。”是错觉吗？为什么原来高而干脆的声音有些躲闪，阻塞，仿佛有块口罩堵着一样？
“真的没有吗？”苏格追问。
“没有。”声音重新挺了起来，但还有些虚虚的飘；仿佛为了壮胆它带了点不耐烦。“就这样吧，我不喜欢被多问。再见。”电话挂了，苏格觉得她仿佛能从这声音里听出如释重负的吁气声。她的笔在笔记本上涂画，敲出一个个蓝点。她用的是钢笔，于是细小的墨水点就在笔记本上留下脚印了。
没有人到收容所？这意味这什么？陈娣说自己并不知道第一个晚上去了哪里，这又意味着什么？难道……她的眼睛偷偷地斜瞄在旁边坐立不安的陈娣。这可能吗？
笔尖已经深深地陷入了笔记本。不。她想起那人的声音，不知为什么觉得心空空的，好像错过了什么。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吧。看不到目的的事情最让人可怕，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苏格深深地呼吸，打开她的笔记本电脑。
7
图书馆是生长孤独也是消解孤独的地方。在这样老旧的图书馆里，一切都雾蒙蒙的，像角落里萎缩的老人，把自己和灰尘、和寂寞融和在一起。所以老的图书馆总带一点悲情，而这样的悲情在现在已经司空见惯，激不起涟漪。
我穿梭在蜘蛛网的领地里，就像在等待一只巨大的朋友。我的手指扫过灰色的书脊，以便拂开蜘蛛网和尘灰。太寂静。就好像有一只眼睛在黑暗处荧荧地盯着我，我感到不舒服。我可不是什么小行星让人观测的，要看怪物，街上多得是。我恨恨地想。太寂静了。而正当我尝试弄出点声音来以驱散那双荧荧的眼睛时，我的眼睛忽然钉在了一捆旧杂志上。
1967年的温州《红卫兵报》。
真是气势磅礴的名字，我歪着嘴想。压着鼻子，皱着眉头，我小心翼翼地把它移下来。书架仿佛呻吟了一声。我深深地呼吸，打开，顿时尘灰大乱。
沈兮说：1967年文革的时候，有起案子。被批斗的人失踪，墙上好像就留着这几个奇怪的名字。
沈兮还说：她是在街角的小图书馆找资料的时候无意翻到的。
所以我就傻兮兮地跑到这里来了。见鬼，平时最讨厌图书馆了，怎么会做这种事。我暗骂。今天真是错乱的一天，一切都脱离了轨道，而更令我气闷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这颗脱离了轨道的行星会撞到哪里。
或者黑洞吧，真刺激。我短促地一笑仿佛轻蔑，小心翼翼地翻动着脆弱的报纸。我的脚忽然颤抖了一下，桌子上的阳光一错位；而那标题就落入眼睛了。
《反革命分子失踪，疑是外星人劫持》
“9月20日，反革命分子顾星城在第四次接受一天的批斗会以后，被红卫兵小将们看守在他的房间里。第二天早上，正当他们打开门准备再押他出去接受批斗教育时，惊讶地发现他从房间里消失了。窗户关得好好的，插销已经插上。门有红卫兵看守。于是小将们以为他藏在了房间里，展开了地毯式的大搜索，但却没有找到反革命分子。相反，一个眼尖的红卫兵发现在凌乱的床铺上有张纸条，上写‘外星人’。而床边的墙上有用利物刻的‘山东 钱羌民 陇有京’几个字。整件事情十分离奇。
“反革命分子顾星城是异端科学研究者，平常研究所谓的‘UFO’、‘外星人’等。前几日被市文革委点名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他曾经写过不少反动言论，煽动了不少无知的人去破坏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他的身份使他这样的失踪显得非常匪夷所思却又仿佛合情合理。不是外星人怎么可能让他从锁得好好的房子里出去呢？
“更加离奇的是，在他失踪的那个晚上，的确被发现有不明飞行物从那一带快速掠过。据目击者说，它拖着长长的绿色尾巴，从天空里一闪而过就没有了踪影。而就在那个晚上，刚被批斗完的反革命分子从有人看守的房间里消失了，留下一张写着‘外星人’的纸条，留下墙上谜一样的几个字。我们不能有相信会有智慧的外星人帮助一个反革命分子，这是对社会主义伟大文化大革命的……”
下面通通是废话，就像那时代的每本书一样，写几句要蹦出几个“文革”“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就像那时代的几乎每个人一样，手举红色的本子呼叫万寿无疆，却不知道自己的荒唐所在。这些废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下一张报纸的另一条新闻：《失踪的反革命分子被抄家》。简短的报道。只是告诉我，就在他失踪的第二天晚上，一队蒙面的人抄了顾星城的家。然后他的妻子赶到，发现所有的书面材料和照片类的东西，都荡然无存。
我合上报纸。我已经找到了想要的，或许还有更多。这几个墙上的字像幽灵一样，居然跨越那个动乱、狂热而又缺失理智的时代，游荡到了现在。还都带着外星人的烙印。这简直就像什么“几十年前的复仇”一样滑稽。
复仇？我的思维忽然在这里刹车。或许……
但，什么理由呢？
还是那一句。我见过太多没有理由的事了。确切说，人们都喜欢为了没有理由的事东奔西跑。手机响了起来。喂。我的语气就像这里的阳光一样稀薄。我讨厌稀薄的东西，无论是酒还是精神。
说你的进展。一字废话都没。除了苏格没别人。
这里快要把我化掉了。我瞥了一眼周围的书架，它们傻呆呆的等着时间也把它们溶化。无论是太阳、书架还是灰尘。我大概是算有进展吧，但我不想在这里说。
那就到报社来，2号楼403。苏格不为我的调侃所动，挂掉了电话。说实话，我可真想拥有她那种明确无比的界限：没有余地，废话就是废话，绝不搭理。我的世界太模糊了，所以我得用刀和尖锐把它们划开。
我站起来。管图书馆的老头像只不纯的幽灵，眼镜片后面目光游移不定。这使他看上去像只软绵绵的果冻。我穿过一排排书架，数着共有多少阴影。我走出图书馆，在报摊前作一次停留。街上依旧那样拥挤，而我被一张上海的小报吸引。它说，就在11月23日的晚上，有人听见五十六收容所传来女人尖叫。那是一个偏僻的场所，少有女人。
我付了钱，把小报揣进口袋。
8
门锁喀嗒一声扣上了，仿佛示威。
他倒在墙边冰冷的床上，被扭了许久的手臂一阵阵作痛；还有脖子，他的脖子就好像被浸过卤水的鸭脖子一样，硬邦邦的直着，因为低头太久。浑身像烧过一样作痛。不止是身体上的，还有整个心灵。他是这样奋力地喊：“我不是反革命！”换来的却只是一浪接一浪的嘲笑，和身上变本加厉的疼痛。他的头发散乱，仿佛那顶高帽子的触感还颤巍巍地留在脑袋上，报纸做的高帽子，上面有他的名字还有红叉叉。他苦笑。总算领教了公众的判断力。当时他看着台下那些黑压压的人群，那些盲目叫喊、盲目暴力的学生、工人甚至淳朴的农民。
在所有时代里，被欺骗的只能是群众。因此他们总成为工具却不自知。
他是敏锐的，他已隐隐感觉到这场大革命的罪恶目的，他也明白的知道自己不是反革命，许多被批斗的人都是牺牲品。但他却无法叫所有的人知道他的所想。他们是狂热的。而狂热只会招致盲目。
这么多人只能够被浪潮卷动着走，最后没了原则。从理智到盲目只有一步之遥，从盲目到理智却需要漫长的历程。他知道这场灾祸的源头，是他的天真。他看文化大革命看得迷惑，于是疑惑驱使他提笔，针锋相对地反驳。然后就来了。批斗会、被迫离开温暖的家……而今，他被锁在了自己的房子里，每天有人看守，房子仿佛一个牢笼。
真的无处可逃了么？他起身，轻轻触动门锁。
“干什么？”门外刺进粗暴却又难掩稚气的声音。他还是个中学生。学校停课了，一会儿跟着大炼钢铁，一会儿跟着大学生造反派“社会实践”；这些孩子们最让他感到愤怒和痛心。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越是单纯的心灵，一旦观点形成，越是难叫它改变。
他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离开门。身体已经麻木了下来，像把钝刀，掩盖不了它的疲惫。但内心却更加激烈了，仿佛身体所有的能量都聚积在了一个即将作出的选择上。
——是索性更加干脆淋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把几年的郁闷、疑惑和思考都倾吐殆尽，再接受最坏的结果？还是向那些人妥协，也加入……那些造反队伍？
他首先想到的是士可杀不可辱。为了封存自己心底的声音，无数个夜晚，他和自己交战得如此激烈。这是最痛苦的，因为无论哪方赢，死伤的都是自己。他清楚那些后果。背井离乡，被扔进牛棚，下放农村，在审讯室里被殴打，甚至……死亡。他听说了太多的秘密处决。与文革做抗争的人，最后要么自杀，要么神秘死去，要么失踪，被秘密处决。如果他选择了这条道路，他可能会牺牲自己的生命。
生命不算什么，但是……
他想起了父母。想起母亲在他事发后含泪的告诫：“儿啊，忍耐一些……一切都会好的。只要你还在，就还有希望。稍微顺那些人一点吧，事情不会再这样下去的……”父亲没有说话，倔强的嘴唇紧紧闭着，他也在和自己交战，但望着自己的儿子，自己爱情与生命的结晶，嘴唇蠕动着，直到儿子走，也没有说出什么。但儿子心里明白，父亲不想他死。隐约中，他仿佛还看到妻子抖动的嘴唇，和儿子女儿不谙世事的双眼……
希望，是的，许多忍耐的人，就为了这一点点希望。可这希望从何而来呢，如果大家都如此忍耐？
他想起自文革开始，那以前的自己。他太天真了，他以为如果他能够呼喊出来，一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