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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生活的主色调就是学习。无论和谁交谈,他都会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碰到有用的便往上记。
他没有架子,从来不骂人,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微笑,说话的时候他非常注意措辞,从不会让人听了感到不舒服。基层员工见了他不会感到有压力。
作为一代巨富,刘永好除了名气之外,普通得实在不能再普通了。
同样不普通的还有他的学习能力和专注精神。
“22年前,你们4兄弟凑了1000块钱开始创业,如果用做投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万元。假如现在你的财富突然间一夜蒸发,你认为你还能东山再起,再度成为中国首富吗?”
面对《人力资本》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刘永好轻轻抿了抿嘴,沉吟片刻,然后挺直身子,直视着我们,一字一句地说:“其实,这20多年的磨练对于我来说,拥有了多少财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拥有了创造这些财富的能力!假如我这个企业什么都没有了,我的所有财富都消失了,只要我的自信还在,我的见识还在,我的这种经历和能力还在,我可以重头再来。对于我来说,自信和勤奋是无价的。”
说完,他摊开一个很大的笔记本,记下了这个问题,脸上露出敦厚的笑容。这是刘永好的习惯,无论和谁交谈,身边都不离一个本子一支笔,碰到有用的东西就往上记。
在刘永好身上,有两项特质:第一,他非常非常地爱学习,只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方能不断进步,方能跟得上社会大环境和企业小环境的变化,有能力和知识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第二,他非常专注,主业一直专注于农业,并在这个领域内做深做广。中国有9亿农民,他帮助农民兄弟挣钱,然后再挣农民的钱。这两项特质最终成就了内地首富。
白手起家成为鹌鹑大王
下乡插队,了解了真实的农村
20岁之前的刘永好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没有一件新衣服。
1966年,作为年仅15岁的红卫兵小将,刘永好为了跟着老师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特地挑了一件家里最好的呢子衣服。衣服是父亲1949年土改的时候在地摊上买来的,据说还是英国进口的毛料,在父亲和三个哥哥手中辗转了17年后到了刘永好的手中,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样式也改了不知道多少遍,刘永好把它当成了宝贝。
毛主席见到了,刘永好渴望着赶快进入共产主义。因为母亲告诉他,只要到了共产主义,“一周吃一次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的理想生活就可以实现。
两年后,17岁的刘永好插队到了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古家村,当地没水没电、缺医少药,连一条完整的公路都没有,老乡们都认为这里是一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刘永好一天的工分是1角4分钱。
许多年以后,刘永好在和名牌大学的MBA座谈时谈到了这段经历:“我当了四年零九个月的知青,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这段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心态,锻炼了我的身体。在农村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农民,了解了中国的市场,懂得了艰苦创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是一定要上的。”
第一个梦想泡汤了
1980年春节,二哥刘永行为了让自己四岁的儿子能够在过年的时候吃上一点肉,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马路边摆了一个修理电视和收音机的地摊。短短几天时间,他竟然赚了300块钱,相当于10个月的工资!
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兄弟们的心里炸开了花。刘氏四兄弟一商量:“既然能靠修理无线电挣那么多钱,我们是不是可以办一家电子工厂呢?”
中国历来就不缺乏有想法的人,但是却极度缺乏将想法付诸实践的人。说干就干,这是刘氏兄弟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对于学计算机的老大刘永言、学机械的刘永好以及会修理家用电器的刘永行来说,生产电子产品并不是难事。很快,中国第一台国产音响横空出世,起了个名字叫“新意音响”。
刘永好拿着音响来到乡下想和生产队合作,他们出技术和管理,人家出钱,工厂一人一半。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报到公社之后,公社书记一句“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让刘氏兄弟们的美梦胎死腹中。
24年后,在向《人力资本》记者谈及这档子事时,刘永好仍然感到无限惋惜:“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我们的音响只能成为了我所在学校校办工厂的一个产品。后来,这个产品为学校创造了一定的价值,居然还被评为省级科技成果。如果当时我们做音响的话,现在我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电器大王,说不准的。”
回农村养鹌鹑去!
音响虽然没有做成,但是,创业的强烈愿望却被点燃了。当“万元户”成了刘永好的新理想,那是1982年。做什么呢?搞音响投资大,何况还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而搞养殖业不需要很多投资,技术含量低,自己也熟悉,那就从养殖业开始做起。于是,在左邻右舍鄙夷不屑的议论声当中,刘永好和兄弟们在自家的阳台上养起了鹌鹑。
鹌鹑越养越多,下的蛋也越来越多。每天下班回家,刘永好和二哥刘永行就骑着自行车沿街叫卖,偶尔碰到自己的学生,难免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但钱包毕竟鼓了起来。刘永好兄弟们一商量,干脆去古家村办一个良种场吧。
别的问题可以毫无顾忌,但是政治觉悟一定要有。为了确保自己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拉社会主义后腿”,刘永好跑到县里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钟光林,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
“没啥子问题嘛!”钟光林很开明,但是书记毕竟是书记,讨价还价意识还挺强,紧跟着提了一个条件:“你们要带起10户专业户。”
这个没有问题,刘永好也是这么想的。自家没多少钱,吃了定心丸的兄弟们马上向银行申请贷款1000元,结果当头便是一盆冷水,银行不贷!1000元钱对于银行不算个大数,对于刘氏兄弟们却不是个小数。
四人变卖了手表、自行车等家中值钱的物件,凑起1000块钱。许多年后,每当过春节,刘永好就找个地方躲起来,不是躲债,而是躲银行。地方工行、农行还有建行的老总都拼命想请刘永好吃饭,但刘永好已经不再需要贷款了。
三哥陈育新(刘永美)率先“停薪留职”,下乡当起了“育新良种场”的场长。为了保险起见,刘永好和大哥、二哥决定随后再跟进。“良种场”的主营业务是孵小鸡、养鹌鹑和培育蔬菜种。没有孵化箱,他们到货摊上收购废钢材,然后到工厂租用工具自己来做。为了建厂房,刘永好从成都买回一拖拉机旧砖,由于道路狭窄,拖拉机无法进村,旧砖被卸到了两公里之外。刘永好带头,几个农民兄弟帮忙,手抱肩扛,愣是把一车砖给搬了回去。那一天是1983年的12月8日,非常冷的一天。当我们重新向他提起这个日子的时候,刘永好显得兴奋异常:“你们好厉害啊,我差点都忘了!”
有些事情容易忘记,有些事情却很难忘。1983年底,兄弟们一盘点,这一年育新良种场孵鸡5万只,孵鹌鹑1万只,并带出了11个专业户。哥几个兴奋异常。
灾难降临
天有不测风云,转过年来,一场“灭顶之灾”骤然而至。
1984年4月的一天,资阳县的一个专业户找到他们,一下子就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这可是笔大买卖!被冲昏了头的刘氏兄弟马上借了一笔数额不少的钱,购买了10万只种蛋。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万只小鸡孵出来交给这个专业户之后不久,他们便听说这个专业户跑了。他们去追款,发现交给这个专业户的2万只小鸡,一半在运输途中闷死了,一半在家里被大火烧死了,对方已经是倾家荡产。
“下单的人已经跑了,他老婆跪在地上,让我们饶了他。看到这样子,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剩下几万只小鸡马上就要孵出来,而我们又没有饲料,这时候又是农忙时节,农民不会要,借的钱又要马上还,我们真的是绝望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永好的语气中还是透露出一丝悲凉。
走投无路之下,兄弟们一碰头,商量着究竟是从岷江的桥头跳下去,还是隐姓埋名远遁新疆。那次会议,真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觉。最终,他们决定留下来,不逃、不躲,正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想来想去,既然农民不要,就把种蛋和小鸡卖给城里人。于是,兄弟四人连夜动手编起了竹筐……
刘永好带着鸡仔去农贸市场卖,一竹筐鸡仔加一个瘦弱的人,撑死了也占不了多大地方。但农贸市场上的商贩们一个个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彼此寸土不让。刘永好初来乍到,想在他们的身边安营扎寨,门都没有!磨蹭了一天,他也没有找到安身之处。但是,鸡仔是不能带回去了,晚上向一位好心的大爷借了一个板凳,坐了一宿。
人就是这样,没有逼到分上,谁都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当你坚持到不能再坚持,执著到不能再执著的时候,事情也就成了。第二天,刘永好终于靠自己的诚恳得到了一个地方。这一天,一竹筐的鸡仔总算是卖完了。
其他的兄弟和刘永好一样,连着十几天,每天都是凌晨四点就起床,风雨无阻,蹬3个小时的自行车,赶到20公里以外的农贸市场,再用土喇叭扯起嗓子叫卖。连他们也没有想到,虽然身上掉了十几斤肉,下雨天里摔得跟泥猴一样,但8万只鸡仔竟然全部卖完了!
从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到被学生看不起的市场小贩,刘永好经历了商业人生的第一次磨难,直接的结果是心理逐渐走向成熟。说好听的,他的内心从此变得坚强起来;说不好听的,他的脸皮从此变得厚起来。无论是内心的坚强还是脸皮的增厚,都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奋起成功的人所必备的条件。
世界鹌鹑大王
创业初期的第一次危机虽然化解了过去,但是兄弟们的士气却大打了一个折扣,他们消沉了几个月,业绩也停滞不前。关键时候,还是老大刘永言的一句话起了作用:“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内心的激情被重新点燃,他们重新鼓起斗志,决心将“小”鹌鹑养“大”,将这条路扎扎实实走下去。
大学生出身,四兄弟专业各有所长,抱团养小小的鹌鹑,“高射炮打蚊子”的效果自然不一样。无论学到什么最新的技术,哪怕听起来是“天方夜谭”,他们也愿意尝试。不久之后,他们开始用电子计算机调配饲料和育种选样,并且摸索出一条经济实用的生态循环饲养法: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使得鹌鹑蛋的成本降低到和鸡蛋差不多。
到了1986年,育新良种场已经年产鹌鹑15万只,鹌鹑蛋不仅贩卖到国内各个城市,而且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刘永好则在这个过程当中实实在在地显露了他的销售才能。
“当时所有的鹌鹑和蛋都是我卖出去的。”刘永好显得十分得意,“一开始,我在成都青石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