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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岁，心中还是一片茫然，像是一条向上生长的牵牛花的藤，左右摇晃，找不着可供攀援的篱笆，就那么凭空悬着，细细的一条，岌岌可危的模样。
元旦我回到青阳，算是跟父母告别。春节我去了深圳，是替父母探望艾早。我迟迟不肯谈婚论嫁，我妈妈李素清唠叨不止，可她对我放心，认定我不会做出令她蒙羞的事情。相反，艾早的归属才是她心里的症结所在，因为艾早嫁的是张根本，是我妈眼中最最不齿最最危险的人。
我在深圳的时候，我们坐在“新雅”酒店的咖啡厅里喝咖啡歇脚的时候，艾早看见了一个穿米黄色风衣走向酒店前台的男人，她突然问了我一句：“陈清风，他不也是去美国了吗？ ”
我知道她的意思：我这回去美国，可以见到陈清风，起码有这个可能性。她不知道陈清风已经去了加拿大，并且已经把老婆和女儿办了过去，已经在多伦多定居下来，试着做起了房地产经纪人的生意。
艾早微微地红着脸，嘱咐我说：“有可能的话，你帮我找到他。他已经走了四年多了。四年零四个月，是不是？ ”
那一瞬间，我端起咖啡杯，遮住自己的脸，差一点躲在杯子后面落泪。我感觉我很可耻，罪不可恕。我不仅仅是背叛了她，还一直在小心地欺瞒她，阻隔了她和陈清风之间的联系。
我害怕什么呢？ 陈清风对于我，重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跟艾早一同长大的漫漫岁月，敌不过跟陈清风相守交合的四天四夜？ 一切都是漫漶不清，无法对自己交代，所以我也不能对艾早坦白。我坐在艾早的对面，在她期盼的眼神面前，一小口一小口地咽着咖啡，不敢开口，不能开口。
1994年，春节…过，我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经芝加哥转机，到达美国东北部的小城布法罗。
出来之前我仔细地看过一张世界地图，从布法罗到陈清风定居的多伦多，中间只隔一湾安大略湖，直线距离不过一百五十公里。他在湖的北岸，我在湖的南岸。设想有一架高倍数的天文望远镜架在岸边，我们的视线能够越过滔滔湖水，看到彼此的眉眼和笑容。
美国这么大，有无数的高校和研究所，可我的进修地点偏偏在布法罗。上二天为何如此眷顾我，让我能够在异国他乡见到最爱的人？ 时令还是寒冬，布法罗冰天雪地，校园在茫茫一片白色中露出绿色的树冠和红色的屋顶，美好得像一个童话。我的导师在暖气开得过高的办公室里跟我见面。他穿着条纹的衬衫，领口敞开着．袖子挽到肘部，身上散发出怪怪的氨水味。我猜测他是刚从化学实验室出来，这样的气味我再熟悉不过。这几乎是一个秘密，一种同类人的标志，一瞬间我们彼此亲近起来，知道了有东西可以分享。
导师叫保罗，七十年代从东欧移民美国，两年前曾经被提名竞争诺贝尔化学奖。他个子不高，一头浓密的灰褐色鬈发，黑眼睛，皮肤是浅棕色，很健康，也许是刚从南方海滨度假回来的缘故。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一条一条向下弯曲，显得温和，毫无城府，还有一点孩子般的羞怯。每跟我说完一句话，他都会把眉梢扬起来，发出“嗯”地一声发问，确信我是否真的听明白了。而每听我说完一句话，他又会在鼻子里“唔”一声，表示惊奇，表示对这句话的重视程度，喜悦程度。
他问了我在中国的研究方向，我做过哪些课题，我给学生上些什么课，又问我这次来进修的打算，有没有什么非达到不可的计划？ 压力是否过大？ 我出国之前突击过两个月的英语口语，自以为日常交谈问题不大，可是跟保罗在办公室呆了半个小时，已经感觉单词远不够用，句子也组织得乱七八糟，语法更是错误连篇。
“对不起……”我满头大汗地道歉，“我的英语太糟。”
他温和地看着我：“你用不着紧张，新换一种语言环境的时候都是这样。我刚到美国时，一句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出来。”
“可我真是糟透了。我很抱歉。”
他想了想：“这样吧．两周以后你再来找我。那时候你应该适应得差不多了。”
我慌忙道谢，退出。我觉得保罗是个善解人意的教授，他不忍心看着我把这场拙劣的英语表演进行到底。
布法罗大学有中国同学会，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租到学校里的一间单身公寓。他们还带我去旧货市场，买了一一些生活必需品：锅碗瓢勺之类。我去银行开了户，拿到一张全美通用的现金卡。去图书馆办了借书证。在学校互联网上申请了我的个人邮箱。本来我还想买一台二手电脑，但是价格太贵，没有成交。反正系里的电脑任凭我们使用，这事用不着太急。
还剩下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呢？ 夜里我穿着短袖睡裙，只盖一条薄薄的被子，躺在公寓陈旧的床垫上，电视打开着，半懂不懂地听零点新闻，听主持人的“脱口秀”，看美国人喜欢的言词幽默火辣的肥皂剧，一边在心里想着这个答案明确的问题。
初春，校园里的积雪开始融化，露出一块一块草叶青青的土地。最初露出的地面很少，从学校楼顶看去，像是雪地上一只只刚刚睁开的毛茸茸的眼睛，有点惺忪，透着一种惊奇。太阳一出，积雪继续消退，草色就慢慢连成了片，怯生生地漫坡而下，在依旧寒冷的空气中瑟缩抖颤。路边有一种黄色的小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绽放，它的根部甚至还依偎着一撮脏兮兮的残雪。发黑的、内部成马蜂窝状的残雪和小黄花，一种物质从另一种物质中诞生，此消彼长，掠夺和依存，这样的意象让人心里惊叹。
我是先看见一辆挂加拿大牌照的破旧丰田车迟迟疑疑开进校园，顺着车道一路寻找着驶往我租住的公寓楼，然后才看见了从车中走出来的陈清风。我飞奔过去，张开嘴巴，傻傻地笑望着他。他也一样，看见我的瞬间，只知道高兴，一句惯常的问候都说不出来。我们两个人隔着一股很窄的车道，彼此凝望，觉得世界在那一刻特别安静，除了积雪，小草，破旧的丰田车，就只有我们，我们脸上的笑意穿透阳光，直达对方心底。
我丝毫也没有发现陈清风脸上增多的皱纹。实际上，因为这些年的奔波和辛苦，他比出国之前老了很多。可我们见面的瞬间，我一丝一毫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我眼里见到的只是一个整体，一个很多年来活在我意识深处的形象，带着我的情感、被我人为地修饰之后，而永远存留的静物油画。我记得的是他的从前，而他现在风尘仆仆的模样，根本就没有进入我的感官系统，被我完全地忽略不计了。我心里除了喜悦，就只有感激，我很想对大地对万物都说一声“谢谢”，我的快乐，我们彼此的快乐，在大地万物之外没有人能够分享。
我走过车道，张开双臂抱住了他。我很想哭，因为他脖子里有我熟悉的热烘烘的气味。
我们挤在狭窄的单人床垫上，合盖着薄薄的被子。他把一个枕头竖起来，折叠着塞在肩膀下，以便他侧过脸，居高临下地俯看我。他还忍不住地要用手抚摸我，虽然他自己知道手上的皮肤粗糙，从我身体上抚过时会发出咝啦啦的声音。他的膝盖顶在我的腿侧，很硬，像一块硌人的木拐，这说明他很瘦，肌肉结实。他笑着说，在埃德蒙顿购物中心里拼命打工的那一年，每天至少要站立十五个小时，现在他腿劲很大，可以不费劲地一脚把我的门锁踹开。说着话，他用脚把我的一条腿拨拉过去，膝盖轻轻夹住。
他的两条腿都用了悬劲，舍不得把我夹疼。
他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多了，最苦的日子熬过来了。他的女儿在多伦多的一所大学读预科，只要语言过了关，升入本科没有问题。他妻子在一家华人餐馆打工，只负责一样活儿：洗锅。大大小小各种尺寸的锅，她一个一个擦洗铮亮，士兵列队一样地排上架子，等待厨师使用之后，再一次刷洗擦净。到餐馆打烊后，她可以分得当日多出来的菜肴原料，带回去做家人第二天的午饭。至于他自己，他在时间上有很多自由，一个月只要做成一笔房产买卖，中介费就马马虎虎能过日子。如果幸运，做成两笔甚至更多，他便可以小小地存上一笔钱。他说，目前他还处在摸索和入行的阶段，慢慢熟了，客源攒多了，生意会越来越好。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突然噎住，呛咳了好几声。他把手和腿从我的身上挪开，换了一个姿势，仰面平躺，眼睛怔怔地看了，一会儿天花板。
“南京的梧桐树应该掉毛了吧？ ”他问我。
“还不到时候呢，总要到五月份呢。”
“新叶总该出来了。”
我“嗯”了一声。
“南京的纬度应该跟洛杉矶相近，北纬三十多度。”
我忍不住笑起来了：他依然没有忘记在地图上行走。
在我住的这栋公寓里，有一个中国学生自杀了。他是商学院的。这里的商业课程注重实践，学生必须跟指定的客户沟通，沟通的每一个进程都要写出报告，交导师审阅，计入学分。
这个学生生性腼腆，学业优秀，可是不善于跟人交流，每次跟客户见面对他来说都是一次折磨，他会紧张得一夜都无法睡着。久而久之，他得了抑郁症。春天是抑郁症的发病高峰期，他发了病却不肯就医，更羞于找人诉说病症，居然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割腕而死。
公寓罩一片混乱。是看门人的狗首先闻到血腥味，拼命扒拉房间，引起看门人注意，开门发现情况的。此刻他把这条狗牵在手中，神情激动地对警察描述全部过程。狗侧着脑袋，不停地翕动鼻翼，喉咙里轻声呜呜着，似乎还没有从发现尸体的兴奋中醒过神来。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公寓，伸着脖子往房间里张望。可是警察已经用黄线拉起了禁区，禁止任何人越界一步。中国同学会的几个热心人在事发现场紧急碰头，商量葬礼如何操办，是否要发动中国留学生为他捐款，因为他的父母都在农村，家境贫寒。
布法罗的春天，气温上升很快，这么多的人拥挤在公寓中，热量散不出去，空气黏稠稠的，我开始感觉头昏眼花。我从楼道的另一边走下去，出门透一口气。
保罗远远地走过来。他步幅很大，肩膀一耸一耸，显得神态急迫。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身影出现在一片坡地的顶端，膝盖以下被大片的花草遮没，凸现在蓝天背景上的身形便显得高大。然后，他顺着坡地的小径逶迤而下，身形越来越矮，最终跟我站到了同一个平面上。他其实比我高不了太多，在东欧人中属于纤细小巧的一类。
“天哪，你没事吧？ ”他显然是听到了消息，特意过来看我的。因为走得急，他喘气有点粗，皮肤散发出一种松木的气味。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男性化妆品的味道。他的裤腿上还沾了一些花粉，黄黄的，有点像南京六月天长出来的霉菌。
“我没事。谢谢你来看我。”
他仔细观察我的脸，想要确信我是不是真的没事。他的眼睛使我想到一种很可爱的动物：羊。羊的眼睛就是这样温良和友善。我想，要是我真的有事，瞒过这双眼睛实在太容易了。
他终于放松下来，甚至还笑了一笑。“艾，”
他说，“刚才远远看到你站在门口，你知道我心里说了一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