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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次出了交通事故，都是贤珠背着金护士替弟弟补的窟窿。每一次贤珠都对升洲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要酒后开车。有时候，贤珠也想用迟迟不给钱的办法拖住他，好让他收敛点。但最后总是免不了同情弟弟，和一个奇丑无比的护士过一辈子也够难为他的。贤珠总错误了认为弟弟太老实，如今被形同狗熊的女人捏在手心里，他心里能舒坦吗？如果妈妈还在世的话，长得又帅，才学又出众的弟弟会这样窝窝囊囊地活着吗？实在太委屈了。每想到这儿，她都会对这个惟一的小弟弟流下怜悯的眼泪。
大凡三十岁左右的男子，瞒着老婆的有两件事，一是女人，二是钱。对升洲来说是女人，对祖鞠来说则是钱。在凑签证费用时祖鞠绞尽脑汁，其智慧和谋略不比某些政要人士差，但所得数额充其量也就像公共汽车乘务员吃的几个票钱。钱数不多，所花费的心机却不少，动用了各种瞒天过海的战术。有些“战术”手段是传统的，譬如说夹在书里，揣在兜儿多的衣服里；有些“战术”是非传统的，譬如说利用“制高点”，藏在洗澡间的顶棚上或塞进大衣柜上端的缝儿里；有些“战术”则善加利用地形地物，例如塞在自己穿着的袜筒里，夹在汽车的遮阳板上，等等，该想的办法都想到了。从为同学红白喜事凑份子的钱里抠点，再从理发费里节约点。有时候，还活用高中时从买书钱里报花账的经验，弄几个零花钱。老婆和母亲的脾气一样，只要说是买书，是舍得给钱的。要去外国嘛，就得学点英语，以此为由祖鞠从老婆那儿要来了五千元〖HTK〗（注：相当于人民币五十元）〖HT〗，他花了三千元买来一本EBS广播电台出的英语广播教材，剩下二千元就变成了酒钱……其实，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也就是如此，算是普通草民的悲哀吧。
我在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也曾有过类似情况，当时，大家所关心的不是老婆压在箱底儿那个按月发放工资的存折，而是奖金、加班费等小笔现金。后来，大家一听说这笔款子也要走账，放到存折里去，差一点没闹翻了天。可公司管财务的硬说，这些钱只有走账才合乎国家的财务制度。结果还算不错，每个人都在自己工资存折以外背着老婆另立了个存折，专门放奖金、加班费这些小钱。
电话铃又响了，不是金护士就是赞助公司的电话了。祖鞠接手业务经理小姐白天的“业务”，一次一次地拿起电话，每次的“答案”都一样：“你现在就是把我吃了也没有钱啊，这次去巴西可是能赚上亿元钱的生意。如果合同能签成，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那种电话晚上也往这儿打？你那总经理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欠了那么多的债？”
“他不是会搞关系吗？打着到亚马逊去的幌子究竟拉了多少赞助我也不清楚。他本来是路过一个蜂王浆加工厂，暂时在那里歇歇脚，照几张照片回来，就以此为口实从蜂王浆化妆品公司拿到了赞助款。另外，还有‘印加文物展’那件事……”
“印加文物展？”
“听说去秘鲁的路上要顺便去一个博物馆进行交涉。”
这位总经理就有这个本事，不管什么事只要能沾上点边，他都会不顾一切地像章鱼一样向对方伸出触角的。有一次，他去找一家因传销而引起是非的电褥子公司，又耍弄起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来。说什么从改变公司形象意义上讲，他可以展开扶助少数民族的游艺活动。又说自己马上要到南美去，他要用自己高超的摄影艺术让收到电褥子的土著民的兴奋表情被充分记录下来。但是，此次游说却没有对双马汽车公司那么顺利，总经理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类似双马汽车公司的神话再没有出现过。电褥子公司经理说，他只听说过在阿拉斯加使冰箱，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亚马逊也使电褥子，无论总经理怎么周旋，磨破嘴皮说某某报社的记者对此很感兴趣等等，他都一个劲摇头，并严令门卫，以后不要随便把人放进来。
“刚才是不是来过个印刷厂的电话，他们也催得很急？”
“噢，那是为了拉拢广播电台那些干部，答应由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给他们出一本随笔集子。那几个小子打电话来问出五百本得花多少钱。一千多万元〖HTK〗（注：相当于十多万元人民币）〖HT〗的债务，这是一个多大的数目呀，吓得我连张名片都不敢给人。”
在祖鞠看来，如果债务不超过一千万，别人会瞧不起自己。对祖鞠来说，与其说这债务得拿钱去还，倒不如说他把债务的数目本身看得更重一些，因为数目过小的话，弄不好会让人把自己这个具有远大志向的企业家给瞧扁了。
听了大半天我才弄明白，所说的“摄影工作室”、“平山娱乐公司”等四个听着很响亮的公司，所干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金太星总经理到外国去照相，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制造产品的能力。干事的是总经理一个人，背债的还是总经理一个人。四个公司实际上都是因为总经理一个人而存在着。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总经理，就连那一幕幕的诈骗闹剧都没有了主角。别看祖鞠平时口气很大，但想让他采用总经理的方式去拉赞助或者搞后援还嫩了点儿。别的姑且不谈，就拿巴西侨民聚会这一桩事儿来说吧，得邀请演艺界的三十多位高手，而且还得组织专场演出和足球比赛，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祖鞠这样的人连个计划都不会订，要靠他去组织这个活动，简直是赶着鸭子上架。那么多的演艺界人士要联络，护照要办签证，办签证就得有各种手续，再加上一分钱都没有，他所能依赖的，只有几个小时前才认识的崔先生，单靠祖鞠自己能成吗？
几个人东拉西扯了几个小时，越谈越来劲，最后都不愿意分手了。忽然，升洲问：“到巴西得坐几个小时的飞机？听说还要在拉丁美洲某一个地方换乘？”
祖鞠答非所问地应付了一句：“叫斗焕到圣保罗来接我们，还没有回音吧？如果他能来那就太好了。”
我朝越谈越起劲的祖鞠和升洲瞥了一眼，不难听出，他们把所有的事都看得那么简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所有问题也都分析得很肤浅，而且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看来，不动脑子的人总是很幸福的，他们没有必要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去耗费精力，而把这些事都看透了的我却感到格外疲劳。回头一想，为什么我要多管闲事呢，不参与反倒能落得个心平气顺。干脆袖手旁观，坐等崔先生的自传稿费算了。好长时间没有给金富式打电话了，明天得给他挂个电话。不知怎么的，我现在总有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感觉，工作单位没有着落，一天就这样东跑西颠，心里不是滋味。在家里闲待着，我又怕老婆云聪那副长脸，真不知怎么办才好。越想越觉得憋气，窝火，自己生自己的气。我不由自主地一仰脖子，把酒杯里剩下的酒灌了下去。
第二天，我就和金富式通了电话，令人意外的是他被排挤到不起眼的体育专版去了。两年前从社会部往政治部调动时金富式的口气还是满大的。一般来说，升得快就意味着降得也快，可当时金富式的情绪高涨，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因为他个子太矮的缘故，本来和别人上了同一级台阶，也觉得比别人矮一头，所以，金富式有意无意地总在半抬着一条腿，准备一有机会就再上一个台阶。可能是他老半抬着一条腿，重心不稳吧，不知被谁一胳膊肘就给挤了下来。那天我的火气已经泄了一大半，但既然已经来了，我想还是到报社门前的酒馆里见一下金富式为好。
在酒馆里，我无意中跟金富式谈起了去巴西的事，当然这里边也包含着好奇的成分，和想隐隐约约、闪烁其辞地透露一下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的事。
人们谈话时，在有些情况下说，说者无心听者却确实有意，所谈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却能产生敲山震虎的效果，或某种意外的联想。如果说：“我们一起吃饭去吧！”旁边就可能会有人说：“我一想，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喝酒了。”或者有人说：“最近我的肠胃一点也不好。”就会有人接上话茬：“看来是得运动运动了。”假如有人突然冒了这么一句：“有的公司为了让职员都去打高尔夫球，还给大家发补助金呢。”便可能有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说：“自从工资走银行的账起，每月发工资的日子就再也兴奋不起来了。”再打个比方，若是有人说了一句：“来块三明治，再要一杯烧酒，快活快活。”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前面有一家三明治店，是刚开张的，听说味道很不错。”“是啊，那咱们就去呗。”人们的对话有时很有条理，有时又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今天，我和金富式的对话也是这样东拉西扯。
金富式一听巴西，就像一条眼镜蛇突然看见了猎物一样，一下瞪大了三角眼，顿时来了神儿。他点燃了一支烟：“啊，你们是要见球王贝利，是吧？”
他一边嘀咕着，一边陷入了沉思。我瞟了他一眼，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即使我告诉他这主意不是我出的，是祖鞠出的，也会因为事情本身使他受到的巨大冲击而感到十分尴尬。过了一会儿，金富式摁灭香烟，耷拉着眼皮，眼睛里却闪烁着似乎已经拿定什么主意的狡狯的光：“我当你们的后盾，你们试试看吧。”
“什么？你不是开玩笑吧？”
“体育专版不是演艺人的舞台吗？和演艺界人士交涉包在我身上。你们尽管去找贝利，让他往韩国发邀请信！”
我扑哧一笑，很不以为然。可金富式却像一个快手记者一样，仔仔细细地做起笔录来：“那就是说，整个活动是由专场演出和足球赛组成的，是吧？”
“好像是。”
“那你就斡旋一下，搞一个演艺人足球队带去不就行了。什么时间去打猎？”
“打猎？”
“你们也不安排打猎，就要把那些谁的话都不听的演艺界人士带到巴西去？”
“崔先生已经招待过他们了，准备下周动身。”
当时，我就没敢说这件事落实下来的可能性并不大。
“把动身时间再往后推一个星期，如果我们当你们后盾的话，你们得先给我一个日程表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该不是说你也要一起到巴西去？”
“不，不是我，是我们部长。”
到现在我才看清金富式的内心世界。看来，他还是那个老毛病，一有空子就要钻。听说金富式的日子并不好过，报纸编辑，也就是他所说的部长，对他是一种压力，又是一个威胁。部长深知“后生可畏”这句话，他总把金富式看成是睡在自己身边的野心家，事事处处都和他过不去。这几天，金富式正在研究如何使部长转变态度的对策呢。巴西之行有两个好处：舆论机构作后盾这是不成问题的，体育版比日报的正版版面还要多。写一两篇报道就可以取得参加巴西访问团的许可，把这个作为礼品献给自己的顶头上司——编辑部长，让部长高兴，可是个不用吹灰之力的大好机会。由于金富式的苦心经营才使部长能到巴西采访、观光，部长回来后对他的看法自然会比以前好得多。如果再搞得轰动一些，不，简单地说，假如祖鞠真能和贝利接上头的话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