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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向那个青年轻轻地点了点头。谁都知道纯真的顿悟只有在纯真的年龄才会产生，就像认为人活着没有意义一样，只有在人生快到尽头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如梦初醒的结论。可只有三十五岁的我，现在想到的不是这些，而是今天这顿酒钱该由谁付，于是就赶忙翻起了自己的钱包……
第九章 骗术
据说交友之道有两条：一是要仗义疏财，二是要诤言直谏。
第二条是不言自明的，可要把它说成是交友之道，又难免有点牵强。而第一条就有点问题了，在纯洁的友情间介入了阿堵物，不免会使人不可理解，但是也不能说它就完全不对。人与人的关系有爱有恨，这种关系才会十分密切。这就像一根普通的钉子与一根螺丝钉的区别，螺丝钉拧进去以后比普通钉子接触的面积要大，咬得紧，所以不易脱落。常言道，不打不相识，有时，把对方打痛了反倒关系会变得更亲近。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因为钱才会产生爱与恨，并因此演化成离与合，由此也不能说朋友之间加进钱这一媒介就一定不好。
我从来不向朋友借钱，但也从来不借给朋友钱。之所以这样做，也正是出于以上考虑，不想和任何人的关系搞得太深。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也没有那么多闲钱。像我这样的人要想从别人那儿弄到钱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如果真发生了这种事，那只能说我们之间不是一种合理的朋友关系，而是一种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非正常关系。
斗焕离开的第二个星期我就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实际上，这个辞呈我写好后压在抽屉底下已经一年多了，没想到它竟然还有重见天日的时候。当然，写张辞呈放在抽屉里，也有一种想以此来维护自己尊严的心理，证明自己并不是只能守在同一个地方不动窝的无能之辈。日复一日部长对我越来越不满意，经常是牢骚满腹，时不时地用手拍我的桌子，对这种事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以前，每天下班的时候，总要嘀咕一句：“看来这张辞呈今晚又得睡一个安稳觉了。”现在就不同了，“逼宫”逼得我不能不走了。当然，部长每次敲的都是桌面，并没有看到抽屉里还另有玄机。他的行为就像要我赶快把这张辞呈交出来似的，桌子敲得一阵紧似一阵，脾气发个没完。终于，这一天我拉开抽屉，十分平静地把辞呈递给了部长。
我在公司接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摄影工作室董事祖鞠打来的，他说，杂志马上要创刊，要我在两个小时内走马上任，去当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的经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刮起了这么一股“经理”风，“经理”多得一伸手就能逮着，升洲刚当上松岳企划兼平山娱乐公司的经理，我还没上任就有了经理头衔。我刚放下祖鞠的电话，升洲就来了电话，似乎很兴奋，他说：“我们钓上了个大鱼，他是巴西侨胞，一个事业家。我们要在巴西办的事他答应给我们出资，而且还要搞一本以侨民为对象的会刊，办会刊的事我们想委托给你。”
“这个侨胞是干什么的？”
“搞汽车进口，也搞业务咨询，他的业务范围很广。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是巴西侨民社会的一个大腕儿。”
一听这话，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像个大腕儿，而像个掮客。在侨胞事业家中有不少人是做中介生意的，这种人往往先在国外搞一个关系网，为了把自己包装成在故国有影响的人物，就在手里握上好几个媒体，让这些新闻媒体替自己创牌子，打天下。在自己要参加大选，或者是什么新的业务要开展的时候都由传媒当开路先锋。我在1988年受专门从事公司刊物代理的朋友委托，曾经搞过一本16页的杂志——月刊《韩国幸福时光》创刊号，这是应国内举办奥运会的特殊需要而由一个旅美侨民创办的，他想以此为契机在故国扩大地盘。这本杂志既是创刊号也是终刊号，可印在名片上的头衔——什么什么媒体的发行人却赫然在目，永远也不会消失的。这恐怕也是世界各国的通病吧。我们目前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假如你对人说，什么什么事是我亲自经历过的，不管怎么说别人都不会相信，可被当作新闻报道登在报纸上，就一定会被认为是真的。就像侨民社会一样，他说在那个国家干过什么，只要通过媒体在另外一个国家公布出来，就没有人不信以为真。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它可以大大提高个人的可信度。一个社会越是疏于管理就越会缺乏信任，互相产生警惕之心，奇怪的是，在这种环境里却更容易产生骗子。要是祖鞠和升洲也能受骗，说明这个骗子绝不是业余水平。
我从一开始就不想和祖鞠及升洲这类二流人物穿一条裤子。一是觉得，让我去敲上了二流钓钩的三流骗子的竹杠，实在没有多大意思；二是我不愿意被永远捆绑在二流骗子的战车上。尽管我是一时冲动递交了辞呈，事后为此紧咬嘴唇后悔过，然而目前既已经和他们同流合污，也就没有必要去砸同伙的招牌，另起炉灶了。
几天以后，我顺便到祖鞠的公司去了一趟，这是我好讲义气，不愿和别人撕破脸皮的“美德”所致吧。我这个人闲不住，领退职金总得跑吧，去找那些已经自己出来办公司的老前辈们谈一谈，为日后找条出路，总得跑吧，因此也可以说我仍然是个大忙人。祖鞠一天好几个电话催我去上班，烦是够烦的，但出于好奇还是决定去看看。当然，这里边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这几天妻子云聪从来没有给过我好脸色。我交辞呈时云聪并没有唠叨什么，可让人难受的是，在家里她居然把我晾了起来，将一个洗净却长期空着的电饭煲冷冷地往餐桌角上一放，我自然而然就会想起家里的饭碗。谁看到这种景况也不能不焦虑嘛。
祖鞠的公司在一条很偏僻的胡同里，找起来不容易，看来租金也高不到哪儿去。按照祖鞠“走到胡同口就可以看见乐园打糕店的牌子，进店门以后上二楼”的路线，我找到了这家打糕店，要不是有这么个小店招牌，要找到祖鞠的公司那真是比登天还要难了。小店旁边还挂着一个小小招牌——“和平洗衣店”。我顺着这座小楼侧面的楼梯一上去，不知怎么的，打糕店和洗衣店的门就同时悄然打开了。从打糕店探出头来的是个女的，洗衣店则是个男的，看样子是一对夫妇。两个人眯缝起眼睛，就像私人侦探一样把来人打量了个够。这情景使我想起了那些典当行店主的表情，只要有客人光顾，总要眯起眼睛以怀疑的目光把来典当的人扫视一遍，看谁都像赃物贩子。从这一幕也不难看出每天进出祖鞠公司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了。
我一走进公司的办公室，就认定这是一家专门应付讨债人的皮包公司。业务经理小姐正在用指甲刀磨指甲，有人进来时连头也不抬，不假思索地操着公鸭嗓子，鹦鹉学舌般地说：“现在总经理不在，以后再来吧。”
“我不是来找总经理，而是来找经理的。”
我有意把经理两个字咬得很重。这一招果然管用，话音刚落，马上就从业务经理身后的隔板处露出了祖鞠探头探脑的烧饼脸。
“你来得正好。”
“你口口声声说要搞国际娱乐业，把办公室设在打糕店二楼究竟算什么玩意儿？”
“其实，我马上就要把公司搬到前面那座板房的二楼去了。”
祖鞠把我带进办公室后边的一个房间里，外边有隔板挡着，一般人根本看不出这儿还有个套间。里边坐着升洲和一个长得白白净净、四十开外的男子，穿着西服外套，挂着金项链。他们正在谈着什么，我刚一进去，那个男子就微微欠了下身子，十分轻巧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祖鞠介绍我说是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的经理，声音十分洪亮。升洲一看到那个人正从怀里往外掏名片，就忙上去打圆场：“金经理的名片刚用完，早晨才去订做的。”
祖鞠说得落落大方，简直就像真的一样，我倒觉得根本没有必要拿这个来糊弄人。
我一眼就看出那个男子力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事业家巨子，以刺探我们。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耷拉着眼皮，嘴角向上翘着，一股皮笑肉不笑的劲头，说话时先大声清嗓子，然后才以低沉而又浑浊的嗓音说：
“你就叫我崔先生吧。”
工作七年间我收到的名片近千张，多如雪片。有的名片档次不高，是用再生纸做成的，显得很朴素，可各种“长”字依然历历在目；有的名片是用塑胶纸做的，就是放在洗衣机里搅动都不会烂；有的名片是烫金的，十分考究；有的名片简单明了，一目了然；有的名片罗列了一大堆职务，就连同乡会总务这样的“官”也印上去了；有的名片十分典雅，只写了个姓名和联系电话；有的名片英文拼得很粗糙，打错的，打漏的，什么都有。看了这些名片，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名片持有者的性格和真实面目。
不出所料，崔先生的名片很气派，纸张也很考究，名片专用纸上密密麻麻地列了六个职务。不消说，上面也印有巴西韩人跆拳道报发行者的头衔了。他不说我都知道，这张报纸正在创办之中，还没有“出笼”呢。
崔先生说，半个月前他在巴西曾经和祖鞠的师傅——摄影师见过面。当时，他们俩和当地侨民喝了一顿洋酒。那位师傅说，他是为了让自己公司雄心勃勃的计划——举办巴西侨民大会一事能付诸实施才暂时从亚马逊密林中出来的。看来，这位摄影师无论走到哪儿都先编织关系网的做法一点都没有变。喝酒的时候，一位侨民为崔先生介绍说：“我们做的都是些小生意，卖点衣服，开个小店什么的，而这位大老板干的是大买卖，真正的娱乐业。”其实，两个人一打眼都看得出对方是个骗子，却都说对方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两杯酒下肚，两个人便臭味相投地“好”上了。
摄影师对崔先生说：“我叫金太星，咱们携起手来大玩儿一把吧！”
说完，紧紧抓住了崔先生的手，显得十分亲热，又十分真诚。
有其父必有其子，看了金太星的所作所为你就可以知道他爸爸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了。他爸爸的抱负可以说志在宇宙，大得很。他家前院那家有三个闺女，尽管长得丑陋无比，但还是把名字起成了仙女、玉女、美女，为了不使自己家的三个儿子逊色，老头便“高人一筹”地把三个儿子分别起名为巨星、太星、大星，叫成三颗星了。其实，祖先、祖织、祖鞠三兄弟的名字也不比这“星级”称号差到哪儿去。
崔先生嘴皮子功夫很硬，他海阔天空地谈了巴西美丽的大自然，从事服装业的侨民的生活状况，在迎接移民三十周年时巴西开展娱乐活动的可行性，以及本身的财力和爱国心。另外他和金太星总经理虽然是一面之交但感情很深……说得口干舌燥，唾沫横飞。本来我是在别人谈话时常爱走神的人，这一次却也不知疲倦地集中精力听了一个小时左右。
崔先生还说，从巴西到巴拉圭去的话，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自由保税区。在那里，韩国人就像用耙子搂柴禾一样，可以大把大把地把钱往口袋里装。卡西诺赌场就别提有多红火了。巴西在桑巴舞节的时候大家一个月不干活，尽情地吃呀，玩呀。圣保罗的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