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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突然把收藏的习作本撕了个粉碎，放在奶油桶里拎到院子去。那一天好像正是我的高中同学崔炳道在某一本文艺刊物上初次亮相的日子。当时，我把奶油桶里的纸点着后，又点燃了一支烟，仿佛在舞台上演戏一样，一个又一个地吐着烟圈。烟抽完了，我低着头踉踉跄跄地进了屋。爸爸对我说：“别着急，等着吧。每个人都有好时候的。”
他这句话就好像是从一个哲学家或算卦先生嘴里说出来的，实际上，作为一个澡堂的老板，每天灌进耳朵里的也就是这些让人听厌了的、开给老百姓的空头支票。
那一天，云聪、美英她们出去，在离晚点名还有十分钟，即八点五十分回到了宿舍。两个女孩子刚一进门就发现气氛非常不对，那劲头好像马上就要爆发战争似的，人心惶惶，大家都在准备逃难。美英瞪大了眼睛，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而云聪呢，觉得很自然，她早就料到，这一天迟早会来的。那时学校会关门，宿舍自然也就会被封大门了。
这天的晚点名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依然是每屋四个人排成一排，在自己宿舍门口静静地站着，等助教来过数儿。助教一叫哪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就答一声“到”，毕恭毕敬地向辅导员鞠个躬。受完礼的辅导员和助教又朝下一个房间走去。助教点名的时候，学生们努力使自己保持镇定，不露出一点惊慌的神色。刚才校内有线广播已经发布了一条消息：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大家在家里好好休息，等通知，通知到校再来。不许动摇，不许传播流言蜚语，人人都要以身作则……
从一楼到四楼的晚点名并没有花多长时间。点名刚一结束，云聪就跑到比自己高一班的四年级同学的房间去了，归还从她那儿借来的《和八亿人的对话》这本书。那个高班同学压低嗓门给云聪讲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年轻人的责任及义务。和四年级生住一个房间的一个一年级同学，不知从哪儿听说四年级生要留在汉城的亲戚家，和学校社团的朋友们一起欣赏流行乐。当时，那个一年级同学正一边放沈洙奉的歌曲磁带，一边在脸上擦雪花膏做按摩，突然插话说：“学姐，听说你也爱好流行乐？电视上放了‘哈佛大学的书虫们’之后，不就又放了好长时间的流行乐吗，可带劲了。”
四年级生就像根本没听见她在说什么似的，压低了嗓门继续跟云聪谈话，她们正在商议怎样才能搞一个非常联络网，并长期保留一个联络点的问题呢。
云聪又回到了和美英共住的房间。已经收拾好行李的美英怎么也不想到经营果园的爸爸那儿去“避难”，此时正牢骚满腹呢。发牢骚的时候美英说一口地道的庆尚北道方言。这种方言，在她和升洲一起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她一边发牢骚一边往提包里塞东西，当然，学校开庆祝会时她在梨花女子大学门前的服装店定做的那件绸连衣裙是少不了要放到里头去的。我们都还记得，每当搞什么庆祝活动的时候大家都得破费一笔，当时流行着一句很时髦的话，那就是“TPDB”，这是“入场券、伙伴、礼服和手提包”四样东西英文的第一个字母。那会儿，美英为了凑那个“D”和“B”还着实下了一番工夫呢，她成天抱着电话机不放，用庆尚道方言嗲声嗲气地和爸爸泡蘑菇，最后，爸爸磨不过女儿，还是给她钱了。这些事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美英噘着嘴，这时她最想不通的是，总统的死和硬要自己回乡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是啊，这是谁都想不明白的事，但归根结底，总统的死还是改变了美英的人生，把她推向了她并不愿意走的另一条路。
在回故乡的火车上，美英碰到了和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男生，他和美英是同乡。那个男生主动帮她背背包，提行李，可热情了。但美英并不喜欢他。回到家里，呆久了，别提有多烦，但升洲一次也没有找过她，美英感到很失望。为了填补空虚，她把在火车上相遇的男同学当成了惟一可亲近的人，一来二去，由不喜欢变得有点喜欢，由有点喜欢变得很喜欢，由很喜欢变得形影不离、如胶似漆，后来，干脆把他们两人的相会当成情感上的最大安慰，精神上的最大享受。有一次，并不怎么能喝酒的美英和那个男生喝了个酩酊大醉，美英怀孕了。在多次踌躇之后，她决定早点结婚，生下这个孩子。正在女大求学的美英有了孩子就得辍学，不能再当大学生了。女孩子家迟早是人家的人，不上大学也罢，反倒少了一份精神负担，反正自己已经完成任务了——父亲这样想着。
第二年美英就作了母亲。有一次，某家妇女杂志还在读者来信栏里以“如花似玉的母亲，情真意切的妻子”为通栏标题公开了美英的育儿日志。这一天，美英才给两三年没有来往的云聪打了个电话。她对妇女杂志读上了瘾，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在报纸杂志进行改革以后，新闻界开始为一些好文章举办评奖活动，为了使美英的这篇文章能够入选，杂志社还特地为它加了一篇评论呢。
云聪在学校的表现就和她的长相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在大二的时候第一次烫了发，有时也去参加一些集会什么的，至于上课她也会迟到早退，成绩什么的都是中不溜儿。时不时地她也到外语补习学校听课，想把英语水平提高提高。她很喜欢赵东镇，成龙则是她崇拜的偶像。有空的时候她也去找那位高班同学聊聊天，说说心里话，那位高班同学男朋友的朋友的大哥的一些故事，在她的头脑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位大哥既不属社会上的这个团、那个圈，也不是前台或后台人物，但他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哥是法学专业的大学生，他在“紧急令”发布的那一年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支枪，单枪匹马靠近总统，在离总统非常近的地方开枪射击，企图刺杀总统。这可真是一次石破天惊的荒唐行动，他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当然，他刺杀未遂，在现场就被逮捕了。几年以后他从监狱里出来，少不了有盯梢的便衣警察，那些人就像影子一样成天不离他的身后。每个月国家还要给他生活费，从生活角度来讲他还算是过得去的。正如老百姓口头上常说的：“有用的土地修成路，有用的学生下大狱。”当时就是这么个年代，经济开发和国家安全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上面随便用条理论就可以治住小小老百姓。中央情报部为了把那些“捣乱分子”稳住，不使他们成为危害社会的一股力量，于是，就半关不关地放养了一群要被大家养活的“猪”，为此，还加大了税金预算，把养活这些“猪”的钱都加在了老百姓头上。
那位大哥从监狱出来后并没有被社会所接纳，而是被上面发的那点生活费给“容纳”了。他为了得到那笔钱，就得削磨自己的反抗情绪，让总统多活些日子。后来，总统被别人而不是那位大哥刺杀了，当然那位大哥的“财源”也就断了。大哥只是一个在这种独裁社会中显得十分软弱的小小老百姓而已，但这个故事对云聪思想的冲击却是巨大的，她为那位大哥的结局抱不平，好几次义愤填膺地对着警车扔石头，后来她被警察抓进了闷罐车，不几天又被放了出来。
云聪没有像她自己所说的那种“原装”男朋友，但听说一个男孩子曾经主动找过她，他是参军之前去找云聪套近乎的，据说，那个男孩子在她面前还流下了几点假惺惺的眼泪。后来，那个“男朋友”从军队复员后，为了让她走关系给自己买整鸡和扎啤，又和云聪接触过，但当时云聪正准备参加教师录用考试，没有和那位“男朋友”多搭讪，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云聪后来考取了，在城郊当了个国语老师。
其实，我和云聪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也从来没有过什么约定，在我复员前她就一直默默地等了我三年时间。复员后我到大学复学，又上了两年半，工作以后又过了两年，前后加起来总共七年半，云聪一直在默默地等着我，后来我们两个人结了婚。
举行结婚仪式的前一天晚上，我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喝烧酒。结婚，这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云聪呢，也不差。但是，我总觉着心里憋得喘不过气来，真想一脚踢开门，在外边的冷风里猛跑一阵，跑他个浑身大汗，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有时又想干脆明天一早坐上远去他乡的火车，一走了事。
此时，我思绪有些恍惚，素姬的脸又一次浮现在了我的面前，好像她就站在胡同里的路灯下，脸被灯光罩上了一层阴影……我似乎又看到她扶自行车的时候，不小心胳膊碰了一下自行车铃，滴铃铃地响了几声。我回头一瞅，看见了她那不安却美好的笑容。想到这儿，我简直不能控制自己，随手就把杯里剩下的酒一股脑儿灌了下去……
人生本不应是孤独的，但我此刻却异常孤独，就像一本杂志的封面，看上去花花绿绿，但又平淡枯燥。我究竟为什么而伤感，自己也说不清。因为害怕什么要离开这个家呢，就更说不清了。我心里乱极了，烦极了，不住地嘟哝着，但说些什么，想说些什么，却一点也不知道。我的眼睛湿润了，扑簌簌地流下了热泪。我想，哪怕是最后能接到她的一个电话也好啊，思前想后，那样的女孩子的确是不可能再有了……我的脑海翻腾着，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似的。就这样，我一直折腾到了后半夜，天快亮的时候，妈妈看我还没有熄灯，就在外边喊了一声：“怎么还不睡啊，你也不看看明天是什么日子？”
这时，我才关了灯，无奈地钻进了被窝。
第六章 险象
我们几个人人生的每一段历程都会出现斗焕的身影。
1979年冬，第九号紧急令解除以后没几天，校园关闭令下达以后的12月份，我和升洲无事可做，就想找祖鞠一起去喝两盅。听说黑石洞一家饭馆做的炒面及灌肠非常有名，我们几个就一起去了。一直喝到宵禁时才半醉不醉地出了门。这次之所以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是因为斗焕又进入了我们的话题，大家也就越说越多了。
祖鞠和升洲对着开过去的出租车，喊：“停车，我到贞陵！”
“停车，我到新村！”
可奇怪的是，没有一辆出租车在我们面前停下。后来，我们几个人干脆跑到马路中间去截车，一辆出租车才不得不嘎吱一声刹住了车。一打听，才知道汉江大桥塌了。祖鞠用嘲弄的语调问司机：“怎么弄得像‘6·25韩战’一样紧张？”
这时，汽车已经开走了。
没办法，回不了家，我们就只有去住旅馆了。祖鞠的那双脚还和以前一样臭。这天晚上以后我就得了个经验教训，凡住旅馆都把被子和褥子翻过来用，这并不是我有什么洁癖，而是担心类似祖鞠这样的人如果在这张床上住过，他的那股酸臭味就会沾在我的身上。
我们三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头一沾枕头那两个人就打起呼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