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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汽车 集在渡口。调节交通的军官们手执小红旗，让坦克部队通过，它们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进入缺口，并把它扩大。其余的一切车辆都停留在道路两旁。坦克终于通过了，于是汽车也跟着移动了。
一会儿后，医疗营也在桥板上慢慢地移动了。人们甚至没有猜想到，现在他们是在怎样的渡桥上行走。他们漠然地望着桥，望着桥两边的缘饰和在渡桥上值班的工兵们。在大家看来，这座桥不过是一座用木板搭成的丑陋的建筑物。
傍晚，医疗营在奥德河对岸的一个村子里停下来扎营。今天早上那个村子里还驻扎着德军几个师的后勤部队。马上伤员们给从团卫生队送来了，照例的紧张的急救工作开始了——这种工作在白俄罗斯和柏林附近都是一样。
在这里给施行过手术的人们，立刻被送到更远的后方医院里去了。医疗营的医生不可能看到受伤的肌肉组织的恢复过程，这限制了他们的经验。塔尼亚想着在战后进一所规模很大的外科医院去工作。
可是，正因为伤员们逗留在这儿的时间是短促的，所以忽然接到一个已经淡忘了的病人——怎能够把他们个个都记住呢！——的来信，就觉得格外高兴，他在信里说，他已经痊愈了，或者正在复元中，他感谢第一个为他治疗的人，他觉得她，或者事实上的确就是她，救了他的性命。
在奥德河西岸，在柏林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塔尼亚接到了“马车夫”的一封信。
卡里特斯拉特·叶夫格拉维奇写道：
“最敬爱的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
你们大概越来越远地向西推进着，可是我却搭卫生列车向东行驶。列车里的人们都很好，照顾得很周到。现在我们停在伏罗涅日车站，我决定写这封信给您。在最后作战的日子里离开前线，起初我觉得很痛苦，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遭受过德寇蹂躏的故乡土地，我们明白了，这里也可以说是前线。这里，在祖国，工作很多，甚至一只手的人也有工作。这里有一个女护理员告诉我说，在他们村子里有一个一只手的铁匠，他却是一个高度熟练的铁匠。固然，他没有的是左手，而我失去了右手。为了使我安心，这个女护理员所说的也许不是真话，但可能她说的是真话，因为用槌子打——这是简单的事情，不象木匠的工作——这需要两只手，还要使用脑子，当然，这不是铁匠的工作。可是我想，我有一只左手，也是有用的。这里什么东西都给破坏了，一部分人还是象獾一样住在土窖里，在街上烤面包。虽然，不用说，人民是富有机智的，已经搭起了许多小屋，我真想拿起斧头建造一间小屋。我们全体伤员们都在咒骂法西斯匪徒，他们的背信进攻给俄罗斯人带来了多少痛苦，给我们的苏维埃政权造成了多少困难。这里的医生们说，您给我所施行的手术很好，可能保留两个指头，因此外要谢谢您。原谅我给您写信，也许您对于接到我的信完全不感兴趣。这不是我亲手写的，而是我的同志，也是一个工兵，阿列欣中士帮我写的，他向您问好，用左手写字觉得很困难。我想起了我们那辆快乐的马车和后来在医疗营里您的关怀和友谊，在医疗营里，您是作为一个苏维埃人关怀着我们这些受伤的战士们。快些攻下柏林，您就回来，这里需要人，田地里还没有全部播种，孩子们看起来都很瘦弱，因此也需要医生。我顺便请求您代为问候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并祝您幸福。
尊敬您的下士卡里斯特拉特·鲁卡维施尼科夫。”
这封信是塔尼亚很感动，而信的最后几行和向鲁缅采夫的问候，使得她非常痛苦。她无论怎样也忘不了那个侦察员。她觉得，那个她认为已经死了的人的举止、谈吐、姿势和笑容，就是苏维埃人一切最美丽的、最勇敢的和最纯洁的品质的具体表现。
第十四章
军事委员在进攻前视察了几个师后，回到了自己的司令部：他规定在五点三十分和一群军官们谈话。
他在三点钟回到了司令部。西斯克雷洛夫一边审阅着一天中所积聚的公文，一边不时斜睨放在文具旁边的他那只大钢表。
短针终于接近五字，而长针走到了十二。
西斯克雷洛夫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在这个时刻、在前线那儿、在桥头堡上，炮兵的进攻已经开始了。
这儿远离战线的司令部里是静悄悄的。打字机在某处哒哒地响着。从敞开着的低层窗子里传来了司令部工作人员们的说话声和电话上的谈话声。
一队卫兵踏着整齐的步伐，在马路上经过。班长在岗亭边停了下来，喊了一个换岗的口令。接班的哨兵站在换班的哨兵旁边，转过身来，持着步枪，一动不动地站立着。换班的哨兵把枪放在肩头上，跨着大步，离开了他的岗位，站到队伍的末尾。卫兵们继续向下一个岗哨走瑁去。一会儿后，士兵们钉着铁的靴子的嚓嚓声在远处消失了。
早晨五点钟，天空是澄清的，可是还不是淡青色的，而是灰色的，街上大雾弥漫。
西斯克雷洛夫站在窗口倾听……他觉得他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啸声，好象是远处波涛拍岸声。可是那也许是风啸。
军事委员召来的军官们等候着接见，他们都坐在柔软的大靠手椅里打盹。接着有个人说，在前线上已经“开始”了，他们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走到敞开着的窗子边。窗外不过是大雾弥漫的黎明。换岗的卫兵们在街上走过。
军官们又坐下来了，可是他们都不再打盹了，他们轻轻地可是兴奋地交谈起来。一星期前，他们从作战部队里特地被召到了这里，在这个期间叫他们留在预备役，并填写各种表格。
一个上校——西斯克雷洛夫的副官——打开门，邀请说：“请进来！”
将军听见了脚步声，转过身来，离开窗口，向军官们点点头，请他们坐下。
谈话开始了，谈话越到后来，军官们越觉得诧异。
军事委员所提出的问题是有点儿不平常的。他关心到每个人的教育和党工作，并提出了各种有关德国历史的问题，仿佛在举行什么考试似的。他问一个中校关于卑斯麦伯爵和关于德国同意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中校微微惶惑地回答说：他否定作为一个容克大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的卑斯麦，至于统一，他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事件。
将军注意地倾听着对话者们的回答，并用心地研究着每个人脸部的表情。军官们都杀怯生生的，虽然他们都是出色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甚至还是将军。他们虽然都尊敬军事委员，但是他们却觉得不满，为什么在这些历史性的日子里把他们从部队和兵团里召来。此刻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军事行动更重要的呢？
六点钟，一个副官进来了，他报告说：“翻译员到了。”
将军吩咐也把他们另到他的办公室里来。
走进房间里的是二十个少尉，他们都穿着簇新的制服，戴着深红色帽圈的平时的步兵帽。他们当中还有几个姑娘。
原来他们都是军事翻译元，他们刚刚学习完毕，从莫斯科坐了飞机来的。他们看见了将军和军官们，就肃静地立正致敬。姑娘们戴的贝雷帽下面露出淡黄色卷发，迎着从敞开的窗子吹进来的清新的风，愉快地飘动着。青年们的到来使军事委员办公室里严肃的气氛被冲淡了。
将军说：“同志们，我所挑选的人们，他们的名单等一会向你们宣布，都被任命为德国各城市和各地区的警备司令或副警备司令。警备司令部的编制已经批准，你们就要得到命令。你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些翻译员们将分派到各警备司令部。干部科正在给你们挑选工作人员。你们面临的新任务跟以前战争时期的任务是有区别的。你们必须在各地确立秩序和维持治安。组织对德国劳动人民的粮食供应，整顿食物运输。除了调查和逮捕法西斯活动分子以外，用各种方法鼓励德国居民的主动精神，协助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并使工会恢复起来。为符合我们苏维埃的传统，首先要主要儿童的食物的供应。你们一半已经是和平时期的军官。战争让别人去结束。你们开始建立和平。”
他问大家有没有问题。一个年纪不轻的少校请求免除他的新职务，让他回到部队里去。
“理由？”将军问。
少校的额上布满了一颗颗微小的汗珠。
“我觉得，”他说，“对德国人讲人道主义，我还做不到。”他沉默了，等待着，军事委员将怎样回答，可是西斯克雷洛夫不说话，于是少校不得不继续解释：“德国人杀死了我的儿子……”
军事委员还是不说话。
“一个独生子。我是列宁格勒人。我在那儿什么都经过……封锁……涅瓦大街上的尸体……”
少校开始沉默了。室内变得这样静，以致可以清楚地听见一个姑娘的叹息声。
军事委员用低沉的声音说：“胸襟狭窄的话！”
比刚才更加寂静，因为在座的人，说句实话，都想不到事情会变得这样，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责备少校拒绝任命的意思。
“我们不能够，而且也不允许任何人，”军事委员继续往下说，“把法西斯主义的罪行置诸脑后。我们也不免除德国人民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够把德国人民和法西斯主义同等看待。您从斯大林的广播演说里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不可容忍的是，您作为一个党员，却不承认党的指示是自己的义务，而作为一个军人，您违背了最高统帅的命令。把这个问题细细地想一想，明天把您的最后决定通过我的副官报告我。”
电话响起来了。将军拿起听筒，听了一会，他的脸变得开朗了，他甚至发出短促的笑声，同时在果断的嘴边的皱纹中显露出深深地隐藏着的仁慈。
“德军的第一道防线给我们突破了，”他说，放下听筒，并叫军官们出去了。
只剩下将军一个人，他向桌旁投了漫不经心的一瞥，那里放着一个信封，他以前没有注意到它。大概是副官走进来的时候，顺便把这个信封放在桌上的。
在会客室已经有许多别的人等待接见，他们有的是奉军事委员的命令而来的，有的是因为有事情而自己来找他的。这里有许多作战部队的军官们、军需员们和政治工作人员们。将军一个个接见他们。他不时跟观察所的确一个司令员通电话。司令员报告说，攻击顺利地展开了，但是德国人拼命抵抗着。他们集中了大批炮队和不少坦克。敌人的空军不断地轰击着我们的战斗队形和附近的后方部队。
在谈话的时候，将军的视线时时停留在放在桌边的信封上，于是将军想到：“要是没有这封信那多么好……”
可是信是在那儿，它强烈地要求注意和回答。
将军克服了自己，把信封拆开了。
他的妻子写道：
“亲爱的！最近几星期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为安德柳沙担忧。他从前也不经常写信，而现在却音信 然。你也是无声无息，也不给我打一个电话。我知道，你会责备我，说我老是发牢骚，原谅我吧。我当然知道，你们正在进攻，你现在没有工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