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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您捉住了一个俘虏……”
“是的，”于是鲁缅采夫讲述了弗里兹·阿尔麦特，讲述了这个德国人的疏忽，用希特勒式样敬礼欢迎他。
丘霍夫惊讶地摇了摇头，说：“对他们的打击还不够！”
“我们马上就要把他们打击个够，”鲁缅采夫笑起来了。
丘霍夫必须去见营长，营长和他的指挥部都驻在牲畜栏的瓦砾堆里。鲁缅采夫在路边等他。
维谢尔恰科夫问连长，他们给了多少人。
“六十五名，”丘霍夫回答。
维谢尔恰科夫把这个数字记在野战手册里。他不停地抽着烟。格拉莎曾经帮他戒烟，而现在，当格拉莎不在的时候，他又不停地抽起烟来了。
他常常接到格拉莎的信，可是在他看来，这些信都是过分愉快的。格拉莎写道，她很好，她什么都满意，每个人都喜欢她，外科主任待她特别好。
格拉莎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她想叫维谢尔恰科夫不必为她担心，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维谢尔恰科夫认为格拉莎不想回到营里来了。当然，在医疗营里比较安静，而那些男人们——医生们——比他更风趣。他们都是又聪明又清洁，而格拉莎是爱清洁的。她常常提到“外科主任”，这使他特别怀疑。
现在他更少想到格拉莎了：他卷入了这次战争最后一个战役前夜的普遍的热潮里。
补充兵员已经到达营里。军官们和通信员们都从团部跑回来了。每个人都兴奋狂热。
丘霍夫向维谢尔恰科夫告别，跟鲁缅采夫一同向前哨继续前进。
在连队指挥所的掩蔽部里，四个中尉围坐在收音机旁听音乐。他们都是新来的军官——丘霍夫的一个助手和三个排长。他们看见这个陌生的少校，都站了起来。
鲁缅采夫细听着音乐，问：“什么电台在播送？”
“柏林。”一个中尉回答说。
鲁缅采夫兴奋起来了。
“很有意思！我们已经注意到，柏林开始继续不断地播送着贝多芬、巴哈和舒伯特的音乐，歌德和席勒的诗……法西斯歌曲和进行曲在广播中差不多听不到了。我们侦察兵认为，这是有作用的。希特勒想起了传统的德国文化，他想做这个文化的继承者。大概他想我们不便绞死这样一个冒充的继承者吧！”
中尉们都觉得诧异：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个幽静的钢琴音乐里还会有这样重要的政治意义。他们都津津有味地倾听着侦察队长的话——他们在小小的连队里难得看见一个“首都”的——就是说师的军官们。可是他们必须去接受补充兵员，并把新兵分配到各排里去，所以军官们都从掩蔽部里出售了。
鲁缅采夫和丘霍夫循着交通壕到第一道堑壕里去。
德国迫击炮在不远的地方轰击，大炮偶尔吼叫几声——一句话，这就是前沿常见的清晨的“寂静”。在遥远的西边地平线上火光熊熊。这是柏林在燃烧。
“您没有望远镜吗？”鲁缅采夫问。
谁的手拿着望远镜立刻向他伸过来，鲁缅采夫回过头来看。卡勃鲁科夫站在他身旁。望远镜就是他鲁缅采夫的。
“注意，就在那边，正对着你们的就是布雷区。”停了一会儿后，鲁缅采夫说，“这个村庄就是德国人的支撑点。工事很强固。”
“离柏林六十俄里，”丘霍夫说，不知为什么他用这个俄国旧长度而不用“公里”。接着，突然间，仿佛跟前面的话没有什么关系似的，问：“俘虏告诉过您希特勒在哪儿吗？”
“好象是在柏林，”鲁缅采夫回答道，一边继续观察。“戈培尔也在那儿，他一定在那儿，只是还不知道希姆莱、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在什么地方。”
丘霍夫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很轻地问：“您没有柏林地图吗？如果有多余的图，给我一张好吗？”
“有几张。昨天我分送给各团团长每人两张……我可以给您一张——可以说，是因为我们的友谊……”
丘霍夫冷淡地说：“谢谢，如果您能够的话，请把地图交给我的党组长斯里温科上士，他在师政治部参加党组长会议。”
“那好极啦！今天我恰好要在他们那儿做一次关于敌人情况的报告，我找到斯里温科就把地图交给他。”
过了一会儿，丘霍夫问：“地图上是什么文字？德文，还是俄文？”
“俄文。”
“目标凑指明了吗？”
“什么目标？”
丘霍夫停了一下，很快地回答道：“德国国会和政府大厦。”
鲁缅采夫放下望远镜，只用眼睛微笑，说：“什么都写上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我用红铅笔把这些建筑物标出来。您暂时把布雷区和侧防机关枪绘在您自己的地图上……”
他们都沉默了，可是他们在沉默中，突然极明确地感觉到，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事件的前夜，所有个人的私事都马上从心里退去了，对一个心爱的女人的深刻的思恋、因真正的和臆想的屈辱而产生的痛苦和不能实现的希望都给置诸脑后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大意义把他们激动了，于是他们用愉快的目光互相望着。活到这个时候是值得的！忍受悲痛和艰苦也是值得的，为了在这个时刻站在这儿，站在邻近柏林的要冲地带的这道堑壕里，并且感觉到自己是这股巨大的潜在力量的一部分，是祖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分子！
他们两个人都急于想做些事情。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关心，什么事情需要发补充命令。鲁缅采夫想：还需要跟侦察兵们谈一下，指导奥加涅相怎样盘问本地居民，和检查分队长是否有关于敌人的情报；我们也许将围攻柏林，那么施奈德穆尔的经验是有用处的——必须总结这个经验。丘霍夫想，他必须跟新兵们谈话，给他们解释一下目前的情势，领擦枪油，检查机关枪，加强炮兵们的联络。
新补充的士兵们都分配在堑壕里。他们把身子探出胸墙，眺望着德国人的阵地，并轻轻地交谈着，他们还不能习惯于这个思想：他们离柏林很近。
“啊，这多么奇怪！……”一个高个子圆肩膀的新兵说。
另一个若有所思地说：“哦，战争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僻静的地方，到了柏林附近！离开家至少有四千公里！”
“你是从哪儿来的？”一个人问。
“我是伏尔加河人，”那个士兵回答说。
鲁缅采夫微微一笑，侧耳倾听着：有没有人笑？没有人笑。他告了别，就到观察所去了。
第八章
党组长会议是在早晨——在部队夜间渡河并集中在森林后的三小时开始的。从各步兵连和炮兵连来的人们都集合在某个德国资产者的猎人小屋里，这所小屋就在师部驻扎着的柏油厂附近。加林少校接待他们，并登记了他们的姓名。
党组长们是一队一队来的，他们都戴着钢盔，带着自动枪或步枪，甚至还带着匙子，这些东西都是士兵所应该携带的。
这些党组长不过是士兵或中士。可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能够在他们充满信心的行动中，在他们明亮和安详的目光里，看出一种有别于普通士兵的东西。首先他们是步兵和炮兵的精华。这里不会有错误：这些人所习惯的不是发号施令，而是了解和解释。他们和其余的士兵没有区别，并且同样地不享受任何特权，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负有一种附加的责任：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虽然他们是普通的工作者，但毕竟是一个党的工作者。他们觉得仅仅仗打得好是不够的，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就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应当用高度的战斗精神教育自己的同志们。他们是贯穿着军队的整个有机体的末梢神经，懦弱的和不中用的人，即使他们当了这个职位，也不可能长久地留在这个乍看起来似乎是如此不重要的岗位上。在连队里，一个人能否胜任党组长的工作，差不多马上就可以决定：在炮火下，在连接不断的死亡危险中，一个人有时候觉得自己对自己负责已很勉强——只有优秀的人才能鼓励每个人和对每个人负责。现在这些优秀的人们都集合在这所德国的猎人小屋里。
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开始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然后加林讲了党的工作和连队党组织的任务。宣布晚上休息。党组长们都回到已经开始渡过奥德河的自己部队里去了。早上他们又来到猎人小屋。
第二天的工作开始了。
党组长们向自己的同志们发言，并交换了工作经验。普洛特尼科夫把他们发言中最有意义的都记在自己的野战手册里。
接着师侦察队长鲁缅采夫向党组长们作了关于敌人阵营里的情况的报告，他特别指出了存在于士兵中间的一种轻视即将来临的战斗的思想的危害性。的确，希特勒的大本营已经惊慌失措，希姆莱被解除了指挥军团的职务，但是这一切并不是说，法西斯分子已经放下了武器。
鲁缅采夫讲述了德国人狂热地构筑着防御工事，讲述了强大的兵力，特别是第六０六特别任务师和党卫队的“元首”摩托化师，开到奥德河上来了。
党组长们细心地把一切都记入了自己的笔记本里和簿子里。
普洛特尼科夫突然耸起耳朵来听：传来了断断续续的汽车喇叭声，一辆汽车和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在猎人小屋旁边停下来了。
普洛特尼科夫站起来了。门给打开了，西斯克雷洛夫将军在门口出现。他把会场扫视了一周。自动枪、步枪和卡宾枪在每个党组长——讨论会的参加这——的椅子和沙发旁立着。
将军向他们问好。
“我们祝您健康，将军同志！”士兵们一字一字清楚地回答。
他们都坐下了，将军开始讲话。
军事委员碰上了斯里温科注意的目光，他在这个士兵的眼睛里看到了那么深刻的了解和那么机警的眼神，以至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仿佛只对他一个人讲话似的。
“我们即将到来的胜利，”西斯克雷洛夫说，“最明显地证实了苏维埃制度的强大力量。它证明了正义的、进步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曾经有过许多敌人想破坏我国新生活的建设。他们不惜采取任何卑鄙手段来反对我们的国家。他们在我们的周围建立了‘防疫线’，他们处处想在暗中加害我们的人们。最后，他们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国家里，摧毁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并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这帮黑色匪军侵犯了我们的国土。
别以为法西斯主义只是德帝国主义的产物。这是腐朽的原则跟建设性的原则的斗争，是过去的东西和未来的东西的斗争。法西斯主义——一般地说这是资本主义的最新产物，它是由于资本注意害怕群众的共产主义意向而产生的。法西斯主义——这是腐朽的资主义的打手，是资本主义维持生存的最后的企图。
我们的胜利证明了：反对压迫和专职的侵略力量的，是一股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真实的力量。这不仅仅是正义的思想，而且是一股真实的力量！
这股力量是我们的党——培养和教育我们的列宁和斯大林的党——所创造的。光荣属于这个党！
共产主义思想变成了我国人民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