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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有无数的工人、学生和军人到他所工作的那个美术博物馆里去参观。
奥加涅相喜欢给他们讲解绘画，而那时候他比那些可爱的、崇拜艺术的、一本正经的小伙子们更接近而且更懂得画。他们发现那些色彩鲜明的、没有生命的画含有那么丰富的意义和详细情节，就毫不掩饰地表示惊奇。虽然他们对人类进步的上升路线深信不疑，但是他们微微怀疑地倾听着奥加涅相关于前辈巨匠们失传了的秘诀和他们在色彩与结构方面的卓绝成就的故事。
在战争年代中，他不是在博物馆里而是在生活里和军事劳动中，看见了博物馆的参观者。
他们都是关心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渴望通晓一切和了解一切的人们。强烈的求知欲是他们的性格最优良的特点之一，他们所以喜欢这个翻译员，就是因为他“无所不知”。他们喜欢听他的关于艺术家的故事，特别是关于列奥那多·达·芬奇的故事。他们都是兴趣偏于实践的人们，所以特别珍视达·芬奇的数学和技术天才。
士兵们对这一切都极感兴趣，这使奥加涅相感到高兴，并且鼓舞了他。他起初认定了堑壕、炮兵阵地、讨厌的德国俘虏、苦闷的刮风的夜晚和肮脏的掩蔽壕以外，不会有什么别的东西。不，士兵们都比他聪明而且比他更有远见。他们都知道他自己后来才知道的东西：一切都在前面，将来还有生活，而斗争就是为生活而进行的。
现在因为他有欣赏画的预感，所以他以新的力量感觉到艺术绝不是跟前线生活的艰苦、跟他周围的军官们和士兵们的命运毫无关系的。因为画不过是博物馆的一半，另一半则是它的参观者。
奥加涅相由丘霍夫斯里温科陪同，缓步走进了客厅，那儿，在很多的鹿角下面都挂着画。
这里所有的画都是很好的复制品：列奥那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收藏在维也纳博物馆里的维纳斯和收藏在列宁格勒博物馆里的鲁本斯所做的伯尔萨斯和安德罗美达、收藏在德累斯顿博物馆里的佐佐内所做的维纳斯。它们旁边都挂着德国名画家的风景画和静物画。
奥加涅相象碰到了老朋友一样的高兴。因为他知道每幅画的历史而且知道得无微不至。他那没精打采的和淡漠的神情到哪儿去啦？！安东纽克会认不出这个活泼的、微笑的、显得年轻了的人就是他们的译员。
斯里温科不肯放过这样一个提高他的士兵们的文化水平的好机会，他把全体没有昼夜值班任务的人都叫到了客厅里。
奥加涅相被士兵们围住了，他开始用博物馆里职业参观指导员所特有的那种严肃而矜持的语调，给他们讲解这些画的意义和结构。
仿佛周围不在进行战争似的，仿佛在战线的北段里没有流血的战斗摆在士兵们面前似的，他们都很用心地倾听着关于那些作于五世纪前的遥远的意大利——但是现在已经不很遥远了——的绘画的讲解。
奥加涅相站在觉贡多旁边，愉快而亲切地望着她，越来越兴奋地说：“１５０３年的春天，列奥那多画成了一幅蒙娜丽莎——佛罗伦萨一个大名鼎鼎的市民觉贡多的第二个妻子的肖像。要是没有这个伟大的匠师的画笔，如今谁还记得这位先生和他的妻子呢？蒙娜丽莎是拿波里人，生与１４７９年，十六岁就嫁了人。瞧，她神态悠闲地坐在安乐椅里，把两只手放在靠手上。请看她的脸，我热切地请求你们。细细地欣赏一下这张脸。
这是一张怎样的脸呢？关于这张脸，人们为什么写述、谈论和争辩了差不多五百年呢？她的脸有很多表情。有些人说它表现出淑静，另一些人说它表现出温柔，还有人说它表现出羞怯，同时又表现出秘而不宣的愿望。也有人认为它表现出自豪、甚至傲慢。也有过这样的批评家们，他们认为这张脸有讽刺、蔑视、甚至冷酷的表情。这个美丽的微笑成了千古之谜。这些论断中哪一个最正确呢？大概都是正确的。艺术家在这个佛罗伦萨女人瞬间的微笑中成功地表现出一个女人多方面的性格：又热情又羞怯、又温柔又冷酷……”
奥加涅相擦去了额上的汗，带着得意洋洋的神情打量着士兵们严肃的脸。他的目的达到了：在他们看来，这个画布上的女人不仅仅是一张油画，而且是一件事情、一个问题。他们极用心地观看着蒙娜丽莎。
“在我们的城市里，”一个士兵从容地说，“战前设立了一所博物馆。他们运来了很多名画。那儿也有一幅这样的画。这是一幅名画。它跟前常常围着许多人。”
“这一幅蒙娜丽莎，”谢米格拉夫说，“当我到莫斯科去游览的时候看见过。那儿有人告诉我，它给人从博物馆里偷去过。”
“对呀，对呀，”奥加涅相证实说，“在一九一九年原作曾经被人从巴黎一个博物馆里偷去过，两年后这幅画才在佛罗伦萨被发现。”
一个上了年纪的、矮小的、头发微红的士兵突然问：“这样的一幅画要值多少钱呢？”
士兵们都嘘他，奥加涅相愤怒地咳了一声，可是他还是回答说：“很贵，至少五十万。”
这个士兵不禁啊了一声，接着他断定他们在哄骗他，于是轻蔑地说：“是不是德国马克？”
奥加涅相甚至气得脸都发白了。他开始激昂地向这个士兵证明：五十万大概还不是正确的数目，这幅画或许至少要值一百万。而且是金币，不是马克！
毕楚庚这才相信了。他沉思地站在这个双手叠放着的微笑着的女人面前，并且责难地摇着头，仿佛对人类的愚蠢感到惊讶似的。别的人早已去看别的画了，可是毕楚庚还站在蒙娜丽莎跟前。
士兵们都很喜欢佐佐内和鲁本斯的女人画像。
“这才是美啊！”司务长戈杜诺夫嚷道，他已经跑进来听了一会儿了。
奥加涅相高兴地脸都红了，仿佛人们称赞着他似的。
“这些画却挂在一个女地主的家里，”斯里温科说，“只有她，这个老女妖，能够欣赏！”
奥加涅相突然想起了他是在什么地方，想起了他是在欣赏画，这些画都是一个德国女地主的私人财产。
“真的，这多么愚蠢！”他喃喃地说。
丘霍夫请奥加涅相去用早餐。早餐正在预备，翻译员决定趁这个时间去参观一下庄园。他走到了隔壁的一个房间里，原来这是一间藏书室，他在书堆中翻寻了一会。这儿已经没有希特勒的书记：显然它们已经及使毁掉了。可是因为俄国人的到来，在桌上显著的地方放着从橱里取出来的德文果戈里文集和托斯托耶夫斯基文集、一小卷海涅诗集。冯·波尔克太太借此表示着她的忠顺。
奥加涅相下楼去了，看见一个金发的年轻姑娘循着宽阔的楼梯慢吞吞地走上来。姑娘看见了一个不认识的军官，就站住了，依着栏杆，怯生生地同时又微微厚脸地望着他。
斯里温科陪伴着翻译员，他把他所知道的关于马加丽亭的事情告诉奥加涅相。
奥加涅相是一个美的鉴赏家，他能够鉴赏的不仅仅是画布上所画的美。他满意地望着马加丽塔，他跟她谈起来了。这个肤色浅黑的军官说一口漂亮的德语，在马加丽塔看来，这是一件叫人高兴的意想不到的事情。
奥加涅相知道姑娘是荷兰人，不消说，他首先向她询问关于尼德兰的绘画和那儿的博物馆的命运。但是他当然相信她在这方面懂得很少。她毫不害羞地承认了这点。不过她离开荷兰的时候，只有十五岁。
丘霍夫在楼上门口出现了。
“早餐预备好啦，”他说。
奥加涅相请求丘霍夫允许马加丽塔共餐。丘霍夫简短地说：“好，您叫她吧。”
他很高兴：他自己不敢这样做。
马加丽塔坐在丘霍夫和奥加涅相中间的一只座位上，她因为跟两个俄国军官共餐而高兴的满脸光彩焕发。她滔滔不绝地回答着奥加涅相的问话，不时请求他把她的话翻译给“伐西尔上尉”听。她觉得很可惜，她的上尉不懂荷兰话，也不懂德国话。
一九四二年马加丽塔和几个别的青年被送到了德国——只以收获时期为限，在招募她们的时候就是这样答应她们的。可是她在异国差不多已经待了三年了。
应该说，德国人对他们荷兰人，要比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优待得多——照他们的解释，原因是荷兰人属于日耳曼人种，荷兰人可以在街上自由地行走，并跟德国人交往。他们背上没有给缝上象是缝在俄国人和波兰人背上那样的可耻的小布片。他们可以跟家属通信。
虽然如此，这都是屈辱的和可怕的。这是流浪者，然而是不自由的、被一队队地从这个收容所运到那个收容所、从这个省份运到那个省份的流浪者的生活。
马加丽塔走遍了半个德国，她在哈士山 的一座地下飞机工厂里做过工，在斯德丁的应所工厂里装过弹药，在图林根的大领地里收割过谷物。
从去年起她在这儿。
三年来，她，这个身材苗条的到处漂泊的美人，什么东西没见过，什么事情她不知道！她见过不要脸的男人和女人，见过凶恶的监工和残忍的老板。她也坐过牢。有一次飞机工厂的工人们要求厂房对宿舍加以注意。外国工人们都住在木房子里，那些房子的屋顶都是漏水的。这里有很多大老鼠。带头的人们给捕去了。马加丽塔和她的女友——一个从斯摩棱斯克来的俄国姑娘安尼亚，也被逮捕了。
安尼亚就此没有出狱。她在受审的时候，受尽了折磨。马加丽塔没有遭到过毒打，大概因为她是有日耳曼的血统。只有一次她被打出了血，可是并没有给打得那么厉害。
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
奥加涅相十分用心地倾听着。她在马加丽塔的话里，甚至与其说是在话语里，不如说是在音调里觉察到惨痛的厚颜无耻、对人和对他们的诚实与正直的不信任。大概她已经十分腐化了，所以她觉得什么都无所谓。或许那不过是一种保护色，是三年来受尽侮辱和必须在那种大捕鼠器似的流浪生活中想尽方法生活下去和保全姓名的结果。
马加丽塔讲完了她自己的事情后，也向奥加涅相提出了许多问题。她想知道战后会是怎样的情形。希特勒会不会给绞死。
在俄国没有地主而且根本没有财主，这句话是不是确实？在俄国真的所有人都是共产党员吗？伐西尔上尉是不是共产党员？俄国人是不是结婚？为什么报纸上写着俄国女人不出嫁，男人不结婚，他们随随便便地同居。
奥加涅相冒火了，他说这是无耻的谎言和报纸造谣，报纸之所以造谣正是因为在俄国确确实实没有地主而且根本没有财主的缘故。于是马加丽塔问奥加涅相结婚了没有。他回答说自己已经结婚了，并且给马加丽塔看看他和妻子的照片作为证据。
马加丽塔对这个漂亮的、大眼睛的女人的相片仔细端详了很久。
“您有一个漂亮的太太，”她轻轻地说，沉默了一会儿后她又问伐西尔上尉有没有结婚。
奥加涅相把她的话翻译给丘霍夫听。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