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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审的人，他们面前是一面光秃秃的墙，犹如电影院的银幕。把全世界所有制片厂摄制的影
片加在一起，都远没有从这些等待着新的拷问、新的折磨和死亡的受审者的眼睛里映射在这
墙壁上的影片多。这是关于全部生活和生活里极其细微的情节的影片，是关于母亲、妻子、
孩子和被摧毁的家园、被毁灭的生命的影片，是关于坚贞的同志和叛变的行为、关于把传单
传递给某人、关于流血牺牲、关于交付委托时紧紧握手的影片，是充满恐怖和决心、憎和
爱、苦痛和希望的影片。这里的每个人都和生活绝了缘，每天都有人眼睁睁地死去。并不是
每个人都能重获新生。
我在这里成百次地看了关于我自己的影片，成千次地看了这部影片的细节，现在我尝试
着把它叙述出来。如果还没等我讲完，绞索就勒紧了的话，那么千百万还留在世上的人，自
会续完它那“ｈａｐｐｙｅｎｄ”（英语：“幸福的结局”）。
第一章 二十四小时
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这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
我急急忙忙地走着——尽我化装成跛脚老头这个角色所能允许的速度快步走着，——要
在大门上锁之前赶到叶林涅克家，我的“助手”米列克在那儿等着我。我知道，这次他不会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我也没有什么要告诉他的，但是不去赴约，很可能会引起惊慌—
—主要的是，我不想让我们这两位好心肠的主人产生不必要的担忧。
他们用一杯茶招待我。米列克早已在那里等我了，——除了他，还有弗里德夫妇。这可
又是一次不谨慎的行动。
“同志们，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但不希望这样大伙聚在一起。这样最容易把我们引向监
狱和死亡。要是不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定，就得停止工作，因为这样不仅对自己有害，而且还
会连累别人。明白吗？”
“明白了。”
“你们给我带来了什么？”
“五月号的《红色权利报》。”
“好极了。你怎么样，米列克？”
“老样子，没什么新闻。工作进行得还好……”“好了，就这样吧。‘五一’后咱们再
碰头。我会通知你们的。再见。”
“再喝杯茶吧，先生。”
“不，不了，叶林涅克太太，我们在这里的人太多了。”
“至少再来一小杯吧，我请求您。”
新斟的茶冒着热气。
有人按铃。
现在不是深更半夜吗？这会是谁呢？
来的客人没有耐心，把大门敲得咚咚直响。
“快开门。我们是警察。”
“快到窗口去。快跑。我有手枪，我来掩护你们撤退。”
晚啦。盖世太保已经站在窗下，用手枪瞄准了房间。他们砸开了门，从过道偷偷地涌进
了厨房，接着闯入房间。一个，两个，三个……九个男人。他们没看见我，因为我正站在他
们背后，在他们打开的门后边。我能够不慌不忙地射击。
但是九支枪瞄准着两个妇女和三个赤手空拳的男人。如果我开枪，他们就会比我先被打
死。假如我开枪自杀，枪声也会引起射击，他们仍然不免要成为枪下的牺牲品。倘若我不开
枪，他们也许会在监狱里待上半年或一年，将来革命会把他们当中活着的人解放出来。只有
米列克和我不可能从那里出来，敌人将折磨我们，——从我的嘴里他们是什么也捞不到的，
而从米列克那里呢？这个人在西班牙打过仗，在法国集中营待过两年，大战期间又秘密地从
法国逃回布拉格来的，——不，这种人是不会叛变的。我考虑了两秒钟，也许是三秒钟吧？
如果我开枪，那也于事无补，只有我自己可以免受苦刑，但因此将会有四个同志白白地
牺牲生命。不是这样吗？正是这样的。
于是决定了。
我从隐敝的地方走了出来。
“哈，还有一个。”
照我脸上打了第一拳。这一拳几乎要了我的命。
“Ｈａｎｄｅａｕｆ。”（德语：“举起手来。”）接着就是第二拳，第三拳。
我早就料到了这一手。
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房间，现在变成了一堆倒翻的家具和各种什物碎片。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Ｍａｒｓｃｈ。”（德语：“走。”）他们把我推上汽车。手枪一直对着我。
途中就开始审问了。
“你是谁？”
“霍拉克教师。”
“你撒谎。”
我耸了耸肩。
“坐好，不然我就要开枪了。”
“你开枪吧。”
代替枪弹的又是拳打脚踢。
我们从一列电车旁边经过。我觉得电车好像扎着白色的花彩。难道这个时候还有婚礼电
车，在这深更半夜里？大概是我开始发烧了。
佩切克宫。我原以为不会活着进到这里了。现在差不多是跑着上到四层楼。啊，原来这
里就是有名的Ⅱ－Ａｌ反共科。
我倒有些好奇起来了。
那个瘦长个子的负责抓人的头目把手枪放进衣袋里，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点上
一支香烟。
“你是谁”
“霍拉克教师。”
“你撒谎。”
他手上的表指着十一点。
“搜身。”
开始搜查。他们脱去了我的衣服。
“他有身份证。”
“用的是什么名字？”
“霍拉克教师。”
“查对一下。”
打电话。
“当然没有登记。证件是假的。”
“谁给你的身份证？”
“警察局。”
一棍子打下来。两棍子。三棍子。我用得着数数吗？朋友，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
未必用得着这个统计数字。
“你叫什么名字？说。住在哪儿？说。同谁有联系？说。
秘密联络点在哪儿？说。说。说。不说就打死你。”
一个健康的人能经得住几下这样的毒打呢？
收音机播送出午夜时刻的信号。咖啡馆关门了，最后的顾客回家了，情人们还流连在门
前难分难舍。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愉快地微笑着走进屋来：“一切都弄清楚了，——怎
么样，编辑先生？”
谁告诉他们的？叶林涅克夫妇吗？弗里德夫妇吗？可是他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呀。
“你瞧，我们全知道了。说吧。放聪明点。”
专门的词汇。“放聪明点”的意思就是背叛。
我可不聪明。
“把他捆起来。给他点厉害尝尝。”
一点钟。最后一辆电车回厂了，街上空无人迹，收音机向它最忠实的听众敬祝晚安。
“还有谁是中央委员？电台设在什么地方？印刷所在哪儿？
说。说。说。”
现在我又能够比较安静地计算抽打的次数了。我唯一感觉得到的疼痛，是从那咬烂了的
嘴唇上来的。
“把他的鞋脱掉。”
真的，脚掌上的神经还没有麻木。我感觉到了疼痛。五下，六下，七下，现在仿佛棍子
直打进了脑髓。
两点钟。布拉格在鼾睡中，也许什么地方有孩子在睡梦中啼哭，丈夫在抚摸妻子的肩膀。
“说。说。”
我用舌头舔了舔牙床，想努力数清被打掉了多少颗牙齿。
但怎么也数不清。十二、十五、十七颗？不，这是现在“审问”我的那些盖世太保的数
目。他们当中有几个显然已经疲倦了。而死神却迟迟不来。
三点钟。清晨从四郊进入城市，菜贩向集市走来，清道夫们打扫街道。也许我还能活一
个早晨。
他们带来了我的妻子。
“你认识他吗？”
我舔了舔血迹，不想让她看见……这未免有点幼稚，因为我满脸都在流血，连指尖也在
滴血。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她这样回答，没有流露出一点恐惧的神色。亲爱的。她恪守我们的约言，任何时候也不
承认她认识我，尽管这样做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究竟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呢？
他们把她带走了。我尽力用最快乐的目光向她告别。也许这目光一点也不快乐。我不知
道。
四点钟。天亮了还是没有亮？蒙上了厚布幔的窗户不给我答复。而死神仍不见到来。我
应该去迎接他吗？应该怎样去迎接呢？
我打了谁一下，然后就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在我身上乱踹。好啦，这样就会死
得快些啦。一个穿黑衣服的盖世太保一把抓住我的胡子，把我提了起来，得意地笑着给我瞧
他手里一绺刚拔下来的胡须。实在可笑。现在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
五点。六点，七点，十点，中午了，工人们上工又下工，孩子们上学又放学，商店里做
着买卖，家里烧着饭，妈妈也许正在思念我，同志们也许打听到我被捕了，正在采取安全措
施……以防我供出来……不，你们不用害怕，我是不会出卖的，请相信我吧。总算离死不远
了。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中的恶梦。拷打一阵之后是泼凉水，接着又是一阵拷
打，又是：“说，说，说。”可是我还没有死去。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把我养得这样结
实啊？
下午五点钟，他们一个个都疲倦了。拷打现在已经稀疏，间歇很长，多半只凭一种惯性
才打两下。忽然，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响起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
音：“Ｅｒｈａｔｓｃｈｏｎｇｅｎｕｇ。”（德语：“已经够他受的了。”）然后我坐了
起来，桌子在我面前直晃。有人给我水喝，有人递给我香烟，但我捏不住它。有人试着替我
穿鞋，又说穿不上。然后又有人把我半搀半拖地带下楼梯，塞进汽车里，我们就坐车走了。
有人又把手枪对准我，我觉得好笑。我们从一辆扎着白色花彩的婚礼电车旁边经过，但也许
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也许是临死前的痛苦，或者就是死的本身。濒临死亡本来是
沉重的，但这次我竟毫无沉重之感，它轻得像一根羽毛，只要呼出一口气，一切就都完结了。
完结了？还没有，总是完不了。这会儿我又站了起来，真的站起来了，自个儿站着，不
用旁人搀扶。我眼前是一面污黄的墙，墙上溅了些什么？好像是血……是的，这是血，我抬
起手试着用指头去抹它……抹着了，还是新鲜的，我的血……有人从背后打我的头，命令我
举起手做一蹲一起的动作；做到第三次时，我倒下了……一个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站在我跟
前，踢了我几脚，想把我踢起来。这有什么用呢？又有人向我泼凉水，我坐起来了，一个女
人给我药吃，问我哪儿痛，这时我感觉到我的全部疼痛是在心上。
“你没有心。”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说。
“啊，我有心的。”我说。我因为还有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心，而感到一种突如其
来的自豪。
后来一切又都消失了：墙壁、拿药的女人和那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现在我面前是敞
开着的牢房的门。一个肥胖的党卫队队员把我拖进去，脱掉我那被撕成碎片的衬衣，把我放
到草垫上，摸了摸我那被打肿的身子，吩咐给我裹伤。
“你瞧瞧，”他摇晃着脑袋对另一个人说：“你瞧，他们干得多利落。”
然后又是从远方，从那遥远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