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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格尼丝·墨菲点点头。
我开门走出去，外面阳光灿烂，我对贝思说：“她的话有一定道理。”
“我知道，我会处理的。”
我和贝思走过测院，看见那儿树篱的缺口。透过篱笆可以看到戈登家的后面和甲板。穿过篱笆向左看，可以看到港湾，港湾里停着一艘蓝白相配的船，贝思说，“那是港湾警船，我们派了潜水员下水在淤泥和水藻中寻找那两颗小子弹，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凶杀案发现还不到二十四小时，现场保护要到第二天早晨才撤消，所以我们没有再到戈登家去，不然进去又得签名，我可不想为此又抛头露面。我们沿着墨菲家一例的树篱走向港湾，树篱越靠海越矮，在离水约三十英尺的地方，我就能越过树篱望出去。我们继续走到墨菲家堤岸与港湾持平的地方，只见左边是墨菲家的旧浮坞，右边是戈登家的码头。“螺旋体”号船已不在那儿。
贝思说：“海上警局把船弄走了，法医会对船进行检查。”她又问我，“你觉得墨菲夫妇怎么样？”
“我认为是他们于的。”
“干什么？”
“谋杀戈登夫妇——不是直接谋杀。他们在甲板上拦住汤姆和朱迪，纠缠了半个小时，絮絮四四地说周六报纸上登的超市大减价，戈登夫妇烦得要死，于是举枪自杀，脑袋开了花。”
“有可能，那枪呢？”“埃德加把它们改造成卫生纸架了。”
贝思笑起来：“你真可怕，有一天你自己也会变老的。”
“我不会的。”
接下来的几秒钟里，我们都不说话，而是站在那儿凝望着港湾，水也具有炉火一般的催眠作用。终于，贝思问道：“你和朱迪·戈登有过关系？”
“要是有，一开始我就告诉你和麦克斯了。”
“你会告诉麦克斯，而不会告诉我。”
“好吧，告诉你，我和朱迪·戈登没有关系。”
“可你对她挺着迷。”
“每个男人都对她着迷，她很漂亮。”我没忘加上一句，“还很聪明，”好像我真在意女人聪明不聪明似的。有时候我还是在意的，但有时我就忘了聪明也是女人的一个好处。我又说，“对于这样一对年轻性感的夫妻，也许我们该从性的角度考虑。”
贝思点点头：“我们会考虑的。”
从我们站的地方可以看到戈登家院子里的旗扦，上面还飘扬着海盗旗，横梁或杨端上接着两面三角信号旗。我问贝思：“你能把那两面三角旗画下来吗？”
“当然。”她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勾勒出了两面三角旗的草图，“你认为它们与案子有关？某种信号？”
“难道不是吗？它们本来就是信号旗。”
“我觉得它们只是用作装饰，但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好吧，让我们再回到犯罪现场去。”
我们出了墨菲家的地盘，走到戈登家的码头上。我说：“这样，假设我是汤姆，你是朱迪，我们中午离开普拉姆岛，现在大概是五点三十分，我们到家了。我熄了发动机，你先下船去系缆绳，我把箱子抱到码头上，是不是这样？”
“是的。”
“我爬上码头，我们提着箱子的把手开始向前走。”
我们模拟着当时可能的情形，并排走着。我说：“我们抬头看了看屋子，如果有人在甲板上的三层中的任一层，我们都能看见，对不对？”
“对，”贝思表示同意，“假设有人在那儿，但我们认识这个人或这些人，所以继续往前走。”
“好，可你想那个人会走下码头来帮个忙，出于应有的礼貌，于是我们还是朝前走。”
我们继续肩并肩上了第二层甲板，贝思说：“在某个地方，我们发现推拉玻璃门开着，门开着使我们担心，也许会停下来或往回走，因为门不应该开着。”
“除非他们预先知道有人在家等他们。”
“对。”贝思答道，“而那个人肯定有新锁的钥匙。”
我们继续朝房子走去，上了甲板顶层，在距那两个粉笔画出的尸体几英尺的地方停下来，贝思正对着朱迪的位置，我对着汤姆的。我说：“戈登夫妻俩还向前走了几英尺，一分钟或不到一分钟后才死，这时他们看见什么了？”
贝思凝视着粉笔画的尸体轮廓，接着又看了看前面的房子，玻璃门和她的左边及右边，这才开口道：“他们继续向前面二十英尺的房子走去，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想逃离。他们还是并排走着，除了前面的房子，周围没有隐蔽处，而没有人能从房子那么远的地方开枪射中目标的头部。他们一定认识凶手，或者没有对凶手产生戒备。”
“说得对。我想凶手当时正躺在躺椅上，假装睡着了，所以没下来跟戈登夫妇打招呼。戈登夫妇认识凶手，也许汤姆还冲他或她喊，‘酶，起来帮我们搬埃博拉疫苗箱。’也可能是说炭疽疫苗箱或钱箱。于是，那家伙站起身，打着哈欠，向前走了几步，快到戈登夫妇面前时拔出手枪，射中他们的脑袋。是不是这样？”
贝思答道：“可能。”她绕过尸体位置，站在凶手站过的位置上，离粉笔尸体轮廓的脚不到五英尺。我移到汤姻当时站的位置。贝思举起右手，用左手握住右腕，指着我的脸说，“砰！”
我说：“他们被射中时没拿着箱子，要不汤姆被击中后箱子会从他手中飞落。汤姆和朱迪是先把箱子放下再遭枪击的。”
“我不能肯定他们是不是带着箱子。那是你的推测，不是我的。”
“那船上的箱子呢？”
“谁知道？哪儿都有可能。约翰，看看那两具尸体，靠得那么近，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抢着一个长四英尺的箱子。”
我看着尸体位置，贝思的话不无道理，但我说：“他们可能先放下箱子，再向前走了几英尺，走近躺在躺椅上或站在这儿或从推拉门里出来的凶手。“可能吧。不管怎么说，我想戈登夫妇认识凶手。”
“同意。”我回答道，“凶手和戈登夫妇在这儿的相遇不会是偶然的。凶手在房子里朝戈登夫妇开枪比在外面甲板上容易，但他选中了这儿——他就是在这儿开枪射击的。”
“为什么？”
“我能想到的惟一原因是他的手枪是登记过的，一旦成为嫌疑犯，他可不想子弹被找到去做弹道测试。”
贝思点点头，望着远处的港湾。
我接着说：“如果在屋里，子弹可能会嵌进某个地方，他可能无法抹去弹痕，所以他选择用大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头部，子弹直接从射出口落入港湾。”
贝思又点点头：“像这么回事。”她又说，“这种推测倒是改变了凶手的可能形象。他不是拥有未登记手枪的吸毒鬼或杀手，他没有来历不明的枪，而是个拥有登记过的手枪的好公民。你是不是想这么说？”
我答道：“这能解释我在现场的发现。”
“所以你想要当地拥有注册武器的人的名单。”
“是的。”我说，“大口径，登记在册，而不是非法违禁武器，可能是自动手枪而非左轮手枪，因为左轮手枪不可能不发出声音。我们就从这个推断下手吧。”
贝思问：“一个拥有注册手枪的守法公民哪儿去弄到一个非法的消声器呢？”
“问得好。”我把我能想到的凶手可能具有的形象特征又过了一遍，说，“这个案子就是这样，每出现一个合理推断总有个疑点让它卡壳。”
“是啊，”她说，“普拉姆岛有二十校点四五口径自动手枪。”
“不错。”
我们讨论着，想把案情串起来，努力想像自己处于昨天下午五点半而不是今天下午五点半。
透过玻璃门我看见一个穿制服的南侯德镇警察，但他没有看见我们，就走开了。
沉思了五分钟左右，我对贝思说：“小时候，我常跟家人从曼哈顿来这儿，我家是标准美国式的，爸爸、妈妈、吉姆哥哥和林思姐姐。我们在哈里叔叔的维多利亚式豪宅旁租了一间小屋，总在那儿过两个星期，差点给蚊子咬死。我们找到了有毒的常青藤，鱼钩弄到了手指上，还晒坏了皮肤，但我们肯定还是喜欢来这儿，因为每年我们都盼着到这儿来，这就是柯里一家每年的南侯德一曼哈顿之行。”
贝思听着，微笑着。
我接着说：“我十岁那年捡到一粒滑膛枪子弹，我激动得要死，我是说，这可是一百年甚至二百年前某个家伙射出的子弹。呛里的妻子，我的阿姨琼思——愿上帝让她安息——带我到了一个叫做卡茨奥格的小村子，那儿据说曾是卡桥格印第安人村落，她教我怎么找箭头，火堆和骨针，那真是炒极了。”
贝思不说话，看着我，好橡我的话很有意思似的。
我继续说下去：“我记得我整夜睡不着觉，想着滑膛枪弹和箭头，移民和印第安人，英国兵和欧洲大陆士兵，如此等等。在这奇妙的两星期结束的时候，我知道我长大后想成为一个考古学家。我没有能成为考古学家，但这却促使我成为一个侦探。”
我向贝思描绘哈里叔叔家的车道，他们曾将煤灰和蚌壳撤在车道上以减少泥土和灰尘。我说：“一千年后，一个考古学家挖掘到这儿，发现了这些煤灰和蚌壳，于是他判断这儿曾是个烹任用的火坑。实际上，他发现的是一个车道，但他仍可以使他认为是侥饭火坑的发现适用于他的理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
“好，下面是我的讲课稿，你想听吗？”
“快说。”
“好，同学们——你们在谋杀现场看到的景象已凝固在过去那一刻，而不再会变动、发展。对于这个静止的景象你们可以创造好几种情节，但这些都只是主观臆想。一个侦探就像考古学家那样，收集确凿事实和实在的科学证据，但还是会得出错误结论。另外，还得面对一些谎话，似是而非的证词和想帮忙却犯了错的人。有人告诉你你想要的跟你的臆想一致的情况，也有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凶手则故意留下了假线索。真相就藏在这团矛盾和谎言里。”我对贝思说，“说到这里，如果我时间算得准，下课铃就该响了，于是说声‘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任务就是了解真相。”
贝思说：“太棒了。”
“谢谢。”
“那么，谁杀了戈登夫妇？”她问道。
“见鬼，我不知道。”我回答道。
15
我们站在阳光斑驳的路边，贝思·彭罗斯的黑色警车就停在旁边。时间已近六点，我说：“一起喝杯鸡尾酒怎么样？”她答道：“你知道玛格丽特·威利家在哪儿吗？”
“可能吧。她卖鸡尾酒吗？”
“我们可以问问。上车！”我上了车。她发动引擎，汽车向北经过拿骚角，穿过堤道，驶上了大陆北福克。
“走哪条路？”贝思问。
“向北。”
她来了个急转弯，我说：“开慢点。”
车子慢下来。
车窗开着，看着落日余晖，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一切都那么令人愉快。远离了港湾地区，我们现在来到了布满农场和葡萄园的乡村。我说：“我小的时候有两种农场，一种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移居美国的波兰人和德国人开的，还有一种是本地人拥有的果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