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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问得太私人化了？”
“是的。”
“如果我有一个男搭档，问他这些问题，那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哦……我们不是搭档。”
“你既想这样又想那样。典型的。”
“瞧……哦，告诉我你自己的情况，快点儿。”
“好。离婚，没有孩子，成打的仰慕者，但没有特别的。”我又说：“而且没有性病。”
“也没有性器官。”
“是的。”
“好，约翰，这案子怎么样？”
我靠定长椅，答道：“哦，贝思，……这件案子现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推论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每个人都在设法牺牲不可能性去迎合显而易见的推论。但这样做是不行的，搭档。”
她点点头，然后说：“你在暗示这案子可能与我们认为与之有关的事情无关？”
“我正在想这其中也许发生过别的事情。”
“你为什么这么想？”
“哦……一些证据看上去与那推论不吻合。”
“也许几天内它们就吻合了，在法医报告出来后，每个人都被盘问过后。我们甚至还没和普拉姆岛的人谈过呢。”
我站起来说：“让我们下到码头上去吧。”
她穿上鞋子，我们朝码头往下走。我说：“在离这儿的海岸百来码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为原子弹的道德问题苦苦思索，最后决定得于。好人别无选择是因为坏人在丝毫不考虑道德的情况下就干了。”我补充道，“我了解戈登夫妇。”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是在说你不认为戈登夫妇会，从道义上讲会——出售致命微生物？”
“是的，我不这么认为。和原子科学家一样，他们看重瓶中基因的威力。我并没确切地知道他们在普拉姆岛上做什么，而且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但我想我与他们足够熟悉，可以说他们不会出卖瓶中的基因。”
她没有回答。
我继续说：“我记得汤姆曾告诉我未迪有一天很难过，因为她分管的一头牛被故意染上什么东西，快死了。他们不是那一类想看到孩子们死于瘟疫的人。当你走访他们在普拉姆岛的同事时，你自己就会发现这一点。”
“人们有时会有另外一面。”
“我从未在戈登夫妇的性格中看到一星半点儿的迹象暗示他们会从事致命病毒的非法买卖。”
“有时人们会把他们的行为理智化。那把原子弹卖给俄国人的美国人怎么样？他们说这么于是出于信仰——因此单单一面支配不了所有的力量。”
我瞟了她一眼，见她在散步时看着我。我很高兴地发现贝恩·彭罗斯能够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知道她发现我不是她原以为的可能的白痴时，我松了口气。
我说：“对原子科学家而言，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秘密。我指，如果不是别的事情，为什么戈登夫妇要出卖细菌或病毒呢？它们会害死他们以及印第安那或别的什么地方的家人，而且会灭绝这其间所有人口。”
贝思·彭罗斯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也许他们得到了一千万，而钱在瑞士。他们在山上有一别墅，贮有香摈和罐装食物，然后他们邀请朋友与家人去参观。我不明白，约翰，为什么人们会做出疯狂的事？他们理智化，他们说服自己要理智。他们对某人某事愤怒。一千万美元，两千万美元，二百美元，每个人都有一个价格。”
我们在码头上走着，一个穿制服的南侯德镇警察正坐在一张草坪椅上。彭罗斯侦探对他说：“休息一会儿。”
他站起来，向房子走去。
水波拍打着戈登夫妇的快艇的艇身，艇一下下撞击在木桩上的橡皮减震器上。潮水已退去，我注意到快艇现在被系到滑轮上，以便让绳子能放开来。艇已降至码头以下四到五英尺的地方。我现在看清艇身上写着：“方程式303”，据汤姆说，这意味着艇长三十英尺三英寸。
我对贝思说：“在戈登夫妇的书架上，我发现了一本图表书——海上导航地图——里面有一个用铅笔标明的八位数字的号码。我请萨莉·海恩斯好好检查一下书上的指纹，做份报告给你。你该拿着这本书，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应该一起看看，也许书上还有标记。”
她盯了我几秒钟，然后问道：“好，那么你认为这是怎么一回事？”
“哦，……如果你半路扭转道德罗盘，你就会从出售疾病赚钱转到贩毒赚钱上来。”
“毒品？”
“是的，道德观念摸糊的只是一部分人，而想赚大钱的却是所有的人。你认为这话怎么样？毒品。”
她注视着那大马力快艇，点点头，说：“我们对此事与普拉姆岛的关系过于紧张了。”
“也许吧。”
“我们该向麦克斯或其他人谈谈这种可能。”
“别。”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是在推测。让他们去按瘟疫的思路干吧。如果这种思路是对的，那么最后封锁消息。”
“好，但没有理由不对麦克斯和其他人透露呀？”
“相信我。”
“不，说服我。”
“我自己也未被说服。我们有两种大的可能性——以细菌换钱还是以毒品换钱。让我们看看，麦克斯，福斯特和纳什是否已得出了什么他们自己的结论，是否会与我们分享他们的想法。”
“好……我会按你的思路去做。”
我向艇示意了一下：“你认为这值多少钱？”她耸耸肩：“我不大清楚……，这种方程式很昂贵的，就算一只普通机动船三千美元，那么这一只，又新，大概要十万美元吧。”
“那么这房子的房租呢？大约两千？”
“我猜大概这个数，加上用品摆设。”她又说：“我们要查清这一切。”
“还有乘汽艇上下班，到这儿单程差不多有两小时，燃料也要不少钱，对吧？”
“对。”
“从这儿到东方角的政府渡轮处，可能要三十分钟。渡轮要驶多长时间？可能二十分钟，美国政府的小意思。渡轮直达上班地点总共要一小时，而相对来说快艇要将近两个小时。但戈登夫妇仍乘快艇从这儿去普拉姆岛。我知道有时他们不乘艇回来是因为天气转坏，他们只好乘渡轮回到东方角，再搭乘别人的船回家。这些我从来都想不通，但我承认我也从未仔细想过。我应该想想的，现在这也许讲得通了。”
我跳到快艇里，重重地落到甲板上，举起手臂，她跳下来时抓住了我的手。不知怎么地我们扭倒在甲板上，贝思·彭罗斯在我上面。我们呆在那儿，比我们不得不呆的时间长了一秒钟，然后站了起来，尴尬地朝对方笑笑，是那种不小心与陌生的异性相互撞到了什么敏感部位时发出的微笑。
她问我：“你还好吗？”
“是……”说实话，风已从我那糟糕的肺部穿出，我猜这她能看出来。
我喘过气来，走到船后部，就是人们说的船尾。“方程式303”在这儿设有一个座椅。我指着座位旁的甲板告诉她：“这是那通常放柜子的地方。柜子很大，大约四英尺长，三英尺深，三英尺宽，容积可能有三十立方尺，用绝缘铝做的。有时我坐在椅子上，把脚搁在柜子上，慢慢地喝啤酒。”
“还有呢？”
“还有，下班后，在选定的日子里，戈登夫妇在约定的时间离开普拉姆岛，高速冲出海湾，来到大西洋中，与一艘船接头，也许是一艘美国南方的货船，也许是一架水上飞机，诸如此类吧。他们装上一百公斤哥伦比亚的白粉后，又驶回陆地。如果他们被毒品执法部或海岸卫队发现，他们就像是清白先生和清白太太外出兜风一样。即便他们被拦住，他们只要把普拉姆岛的证件一晃，胡诌一通。事实上他们可能从水上运出任何东西。而要追查这事儿需要动用飞机。更重要的是，有多少船只被拦截和搜索过呢？那儿有成千上万的游艇和商业捕鱼船往来，除非海岸卫队或某人得到了重要情报，或有些人行动实在古怪时，他们才会登船搜索，对吗？”
“通常是这样。海关完全有权拦截，但他们通常并不这么做。”
她又补充说：“我会看看有没有毒品执法部，海岸卫队或海关方面关于‘螺旋体’号的报告。”
“好。”我想了一会儿，然后说：“行，这样在戈登夫妇买到毒品后，他们在事先安排好的地点登陆，与一小船会合，把冰柜转交给当地的毒品分销者，这些人还给他们装满一大捆美元的柜子。然后分销商便驶入曼哈顿，又一次免税进口便完成了。每天都如此。问题是：戈登夫妇参与了吗？如果参与了，这就是他们被谋杀的原因吗？我希望如此。因为另一种可能吓住了我，而我不是很容易就被吓倒的。”
她仔细考虑着这事，四下打量着快艇，说：“事情可能是这样，但也可能这只是一种愿望。”
我不回答。
她继续说：“如果我们认定是毒品的话，我们就能早点安心了。直到那时，我们才不必事事先考虑到瘟疫，而如果是瘟疫时，那我们便无法制止了，我们可能都会死。”
6
凌晨两点钟已过，我阅读着戈登夫妇的电脑文件，被弄得稀里糊涂的。在哈里叔叔宽大的厨房里，正煮着一壶咖啡；而我则坐在圆桌旁，靠近那面向东而开可见朝阳的临海的窗子。
哈里叔叔和琼恩婶婶都很明智，从未接纳过柯里全家一起作为他们的客人，只偶尔让我或我的哥哥吉姆，或我姐姐林尼佐到客房里。而家里其他的人只好住那种糟糕的五十年代的游客野营小屋。
我记得小时候和两个表兄妹，小哈里和芭芭拉一起坐在这张圆桌旁的情景：希里哗啦喝光饮料或麦片，像蚂蚁般坐立不安地想出去玩。夏天真是迷人。那时的我无忧无虑。
现在，几十年后，同一张桌旁的我，却心事重重。
我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到支票记录本上。戈登夫妇的工资是直接存人账户的。他们加起来的收入，在被联邦和纽约州“劫掠”一番之后，大约九万美元一年。这不太少，但就两位博士与危险物质打交道时进行的脑力劳动来说，也不太高。汤姆如果能加盟一个小的棒球联合会，可能拿得更多；而朱迪要是到我那老警区的某个色情酒吧工作，也能拿到同样多。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度。
反正没过多久，我便看出戈登夫妇经济的超负荷状态。正如他们一定会发现的那样，东海岸住起来并不便宜。他们得付两辆车钱，快艇钱，房租，以及这些东西的各种保险费用，家用物品，五张信用卡等开销。高级汽油公司的账单，主要是快艇用油，以及日常生活起居花费。此外前年四月为“方程式303”所付的一万美元定金也是个不小的数目。
此外，戈登夫妇向许多高尚的慈善事业捐款，让我感到于心有愧。他们也是一个书与音乐俱乐部的成员，送给侄女侄儿支票，并加入了匹克尼克历史协会。即便这样他们看上去并没有遇到大问题，但却已处在边缘了。如果他们从毒品生意中取得一大笔外财，他们肯定够聪明把现金存起来，使自己脐身于上流社会，像所有血气方刚，不计用度的美国人一样。那么问题便是：赃物在哪里？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