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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的像章。
在战争年代他负过7次伤，四肢中有三肢重伤，一条腿和一条胳膊都骨折过。医生量血压都是在他腿上量。这还不说，因为腿受过伤，一长一短，他走路一边高一边低。平时他穿的皮鞋是特制的，一边要比另一边高出5公分，在农场，特制的皮鞋没了，他正常走路都变得很困难。由于腿伤严重，他站久了，两腿不能吃力，大便时不能下蹲，否则就起不来。他还有肺部的伤，要定期检查、吃药……王近山忍受着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伤痛。
幸亏有了小黄的悉心照料，他在农场里仍和当年在战场上一样，认真负责，将精力全部扑在工作上。
（4）
一晃4年过去了，在黄泛区农场，王近山的心不时飞回他魂牵梦萦的部队，他说：“我不过刚到50岁，我还有机会再穿军装。”
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当年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长许世友，是他的老上级，是看着他从放牛娃一步一步成长为一名出色高级指挥员的；他与陈锡联、肖永银、尤太忠等都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彼此有着很深的战斗情谊。于是，他想通过他们向上反映情况，摆脱眼前的困境。
1968年春一天，王近山的老部下、远在南京的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正在家中吃饭，王近山的二儿子来了。他对肖说：
“叔，一是我想当兵，二是父亲的问题能否向上反映一下，重新处理。”
肖永银是王近山的老部下，在王近山手下打仗十几年，他从旅长、师长当到军长，都是王近山一手提拔起来，当即表态：“你当兵没有问题，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解决；关于你爸的问题，是中央处理的，不经过中央谁也不好处理。”
沉思了一会儿，他出了一个主意：
“要你父亲直接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第一，自己有错误应该检讨；第二，没有的问题要讲清楚；第三，说一说想法，自己年龄不大，还想为党工作，请批准回部队继续做点贡献。”
接着，肖永银又说：“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恰是一个好机会，信可由许司令直接面呈毛主席。”
不久，王近山分别给毛泽东主席、许世友写了信。
（5）
农场的生活并不平静。
“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也波及农场。1968年初期，场长被打倒了，王近山暂时主持工作。麦收农忙时节，一天造反的学生突然要求组织大批斗、大批判，阻止人们割麦子。王近山又和学生们干上了，他拍着桌子大声斥责：
“夏收夏种，虎口夺粮，不能耽误割麦子！有事等割完麦子种上秋粮再说。”
学生们一下子被震住了，乖乖地跟着他去割麦子了。路上，有的学生还说：“这场长说得对，一年就这几天，一耽误就是两季。”
但是，割完麦子种上秋粮后，王近山还是没有逃脱“文革”风暴，不断受到冲击。有的学生说：
“王近山搞特殊化，生活腐朽，上厕所还要坐一把椅子。”
其实，王近山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受过伤不能蹲，一蹲下就起不来，上厕所时又不愿意别人帮，所以在椅子上面挖一个洞，大便时就坐在上面。没想到他这一做法，被造反派学生发现了。面对一群不懂事的娃娃，王近山被气得无话可说，无奈地对他们道：
“你们说我腐朽，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那滋味到底好不好受。”
小黄闻讯赶来解释，他们才哄散而去。
（6）
1969年春天，“九大”在北京召开。在一次各代表团召集人汇报会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瞅个空对毛泽东说：
“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会打仗，官越做越小，现在日子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
“谁？”毛泽东问道。
许世友说：“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周志坚。他们虽然有错，但处理太重，应该恢复工作。”
毛泽东答应得很干脆：“行啊，请恩来同志处理一下，不过，放虎归山，你们哪个军还要他们？”
“王近山，我要！”许世友自告奋勇。
不久，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王近山调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重新回到部队工作。
一个月后，南京火车站，从郑州开往南京的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身穿褪色军装的、又像进城走亲戚的乡下夫妇，年老的丈夫一手拎着旧皮箱，—手拎着竹篮子。竹篮子里装着几只老母鸡和地瓜玉米等杂物。年轻一些的妻子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可他们一下车，3名军职干部躬身迎候在月台上。他们是27军军长尤太忠、60军军长李德生、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他们见到这位老农装束的老头，立即“啪”地一下敬礼。随即，一位将军上前接过他手中的旧皮箱，说：
“老首长，你还是这脾气，连卧铺票也不买。看，还有孩子呢，累坏了吧！”
这位老农装束的人正是原6纵主帅王近山。迎接他的，是他原来的手下、原16旅旅长尤太忠、17旅旅长李德生、18旅旅长肖永银。抢过他的皮箱的，正是他的得意大将尤太忠。
尤太忠一把接过他的旧皮箱，却惊得王近山另一只手提着的竹篮子里的老母鸡“咯咯咯咯”地叫起来。王近山拍打了它一下，说：
“自家养的，全是吃野地里的虫子长大的，一天下一个蛋，舍不得杀了。”
说者诚恳，听者却又听出一番辛酸，唏嘘不已。
19晚年逸事（1）
（1）
王近山就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后，又恢复了老样子，将家统统交给小黄料理，一心一意搞工作了。
不久，他的7个孩子陆续来到了南京，加上小黄生的两个孩子，家里又热闹起来了。小黄原先准备到附近工厂去上班，一切都安排好了，但王近山不同意，说：
“我的身体不好，你身体也不好，家里事又多，你老请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拿了工资让别人替你干活，行吗？”
严格的治军之法，被他移植来治家。就这样，小黄放弃了出去工作的打算，当上了部队家属，一心一意在家照料孩子和家务。
王近山来到南京军区后，他原来的许多手下都成了他的上级，如肖永银、聂凤智等，职务都在他之上了。但他不摆老，不越权，经常主动到肖他们那里请示工作。这把副司令员聂凤智弄得很过意不去，说：
“老首长，什么事，您不用亲自来跟我这个老团长谈，一个电话就行了！”
“那是过去的事情，现在你是副司令员，我应该来向你请示。”
后来，肖永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部召开重要会议时，他都要请肖主持，如肖永银因事不能参加，在会议开始时，他总要说“受肖副司令员委托”的话，把自己摆在得体的位置。
王近山昔日那股“疯劲”，再也寻不着影儿了。
（2）
在战争年代，王近山当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兵团司令员，可就是没当过参谋长。但当参谋长后，他说：“参谋参谋，要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为此，他干工作“十分卖力”。
身为副参谋长，他非常注重到各地去“看地形”，但不是车轮滚滚，走马观花。凡是他认为军事上有价值的地方，都要亲自到现地观察分析一番。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紧张和忘我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加上多次受伤，一条腿留下残疾，行走不便；不少重要的制高点坡陡路险，车子上不去，他就让随行人员扶着，一瘸一拐地爬到山顶。为此，他常常累得大汗淋漓。
他的肠胃功能早就不好，路上经常拉肚子。有时坐在车上，突然对司机喊：
“停车，快停车！”
下来方便后，他顾不上休息，又登车向新的地点进发。
王近山就是拖着这样的身体，在“准备打仗”的思想驱使下，凭着一股非凡的毅力，硬是踏遍了南京军区的千里海防线。
（3）
王近山经常下基层。
他战功赫赫，但从不居功自傲。他在部队讲传统、讲战例比较多，都是赞颂党的领导，赞颂毛主席和刘徐首长高超的指挥艺术，赞颂人民战争，赞颂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从不自诩。有时，一些老战友们提起他在战争年代的功绩，他总是摇摇头说：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1970年10月，他看地形回到曾当过团长的老部队，在大礼堂接见排以上干部。团长在向大家介绍他时，激动之中蹦出一句话：
“这是军区王副参谋长，是我们团的老祖宗。”
他连忙摆手说：“我只是一个老兵，回来看看大家。”
（4）
1971年9月13日夜，林彪叛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当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军区部队下达了命令：
“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准备打仗。首长和作战值班员不能离开电话机，要随叫随到。”
因为情况来得很突然，除许世友等少数军区领导外，其他各级干部都不了解加强战备的起因。王近山虽听说是林彪跑了，具体情况也不清楚。但他敏锐地意识到事情重大，亲自坐镇军区指挥所，把各大单位的值班首长电话摇出来，亲自传达许司令员的指示，提出贯彻要求。
某军是他曾经带过的老部队，在关键时刻能否经得起考验，他很关心。深夜，他专门打电话给该军副军长、原6纵18旅旅长官俊亭了解情况，说：
“你要注意掌握好部队，不要出问题。”
对方答应了。但他还是不放心，一再问道：“我讲的意思，你知不知道？”
官俊亭回答：“我明白了。”
这样，他才放心地放下电话。
（5）
1974年年初，王近山渐感身体不适。
11月份，因大吐血，他不得不住进医院，医生检查不出病情，经请示后决定实行手术检查，一打开腹腔，结果是胃癌。不幸的是，术后肠子又破了，造成肠漏，大便不断漏出，他又不得不开腹再次做了一次手术。
王近山的病情一传出，一些战友和老部下很关切。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专门买了红参派人送来，尤太忠也是多次打电话询问病情。
一天，王近山在北京的结发妻韩岫岩也听到了他患癌症的消息，脸“唰”地白了。一晃10年过去了！这些年他们一南一北没任何联系，但时光消融着人间恩仇，过去的恨也好怨也好，点点滴滴都随风而去了。当初如果她冷静些不那么冲动，或许王近山的人生命运不会是现在这样。对于落魄的王近山，这些年她内心颇有些酸楚和悔意。她的弟弟号称“一把刀”，是外科主任，她想如果让他开药，或亲自主刀做手术，或许可以挽救他的性命。
尽管王近山在南京已有自己的家，有名正言顺的夫人照料着，韩岫岩还是忍不住买了大包小包的补品想去趟南京，看一眼他。可当她拿起电话接通了王近山的一位老警卫员，含含糊糊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时，谁知这位和王近山出生入死、对老首长忠心耿耿的警卫员至今不能原谅她，一听她要去南京，很不客气地说：
“他说过到死也不愿再见到你，你去是不是想让他早点死？”
韩蚰岩木然撂下了电话，无语凝咽。
北京发生的这一切，远在南京病中的王近山并不知道。但如果他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