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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戴自己家的人少，他就只有任用外人。收款的人多数是朋友，朋友也坑他。有个收款的，帮他干了两年，不干时，人家买了两套大房子，还买了车。那几个收款的，我们眼见着他们往兜里揣钱。给他看书的人呢，责任心也不强，丢不丢书的，没几个人管。还有的人在晚上值班时，与收废品的约好了，把好多的书当做废纸给卖了。给老戴运书的小惠，长得老实巴交的，却把一大汽车的书拉到自己的家里卸了，老戴还不知道。
伊江干了很多个展，赔了很多；老戴也干了很多的展，也赔了很多。书没有个数，钱也没有个数，哪能不亏！不过老戴是家大业大，赔了，他也不在乎，经得起败。伊江向他说了一些他手下人的情况，老戴应该是能察觉到，但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有时，他在几个地方的展同时开，根本就顾不过来。对手下人的贪污行为，他自嘲地说：“钱嘛，谁花不是花！”
当我们从外地赶回北京时，伊江的亲戚、朋友们的变化给了他不小的震动。
首先是邢碟家，她的丈夫和伊江是朋友，是弟弟带他们家进入书圈的。几年的时间，他们迅速积累了资本，买了两套房子，三辆车。第二是伊江的小舅子，他也是弟弟帮起来的，人家两口子不摆谱，不张扬，扎根于北京，不显山不露水的，把钱攒足了，买了一套二十几万元的房子，车也换了几台。还有一个是弟弟的小姨子家，琨儿和何荆两个人也是由弟弟带入这一行的，他们也买了房子。
外地人如果在北京买了房子，安定下来，是一个成功阶段的标志。
伊江这几年，在外面边办展，震动很大，影响也很大，但是没攒下钱，把老本还折里了，陪进去二十多万，买房的钱也没了。弟弟同他们比，干的最早，收益却最差。
伊江说，他走的路线错了，在外地办展的风险大，费用大，不应该再办下去了。他把方向又转向了北京。
老戴仍然坚持老路子，他说，别人都不干了，他干，就他一个人挣钱了。他说他后半辈子就吃干展销会这碗饭了。他有一大库的书，都是从各地淘来的“尾货”，很便宜，有的是沽堆包的，有的是论吨称的，他那些书，怎么卖都行。他在上海，有一回，给顾客也这么卖，论斤称，就像市场上卖菜的，还上了新闻。后来有人制止了，说这也太不尊重文化了，以后，就不让这么卖了。
老戴的三角债很多，别人欠他的，他也欠别人的。他说他不敢回北京，一回来，就有要债的，所以，他的手机常处于关机状态，使债主们找不着他。他还有一部手机，只有几个人知道。伊江还是通过别人要来的那个号。
伊江回到北京，就参加了地坛的书市，包了几个连摊。头两天，卖不出钱来。
丁一乾在主通道上有个摊，他们公司在处理一部分残书——不成套的、有缺损的等等，用行话说是“品相不好”的书，他们卖不动。
伊江去了后说：“你把这点给我吧，我给你们买。”
他们正好要倒出地方，让伊江全拉走了。这批书，他们给伊江的价格很便宜。伊江要我们卖的比市面上的普遍底。这个低价优势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人，不到一天，那些书就全卖光了。
伊江发现了这个商机，与瑾儿从书市上神秘地消失了。等到快收摊时，他们回来了，还拉来了三大卡车残书。亲戚、朋友们，能帮得上忙的，也都过来帮忙。对弟弟的行为，有的人在观看，有的在替他犯愁，这些书可怎么处理？
我们干到了夜里，把能挑出来的成套的书，单拿出来，价格就能卖得高一点，不成套的，就放在一起集中处理。
我们打出了“五元两本”的牌子，伊江站在通道上喊，招揽着生意，他还自编或借鉴了一套嗑：“好书不贵，打折优惠。”“老板不在，给钱就卖！”“走遍东南亚，这里是最低价；跑遍全中国，也没有这价格。”……
顾客挑着书，听着伊江的话，也乐。有的顾客还识破了他，问伊江：“你就是老板吧？”
“我不是。老板在家吃奶呢！”
顾客不爱听了，觉得伊江说话太露了。
伊江说：“老板是我儿子，才两个月。”
伊江有了二胎，伊妹在家给找的人，交了三千块钱罚款，落上了户口。
伊江还真把人给招来了，顾客简直不像买书，而是抢书了。卖到最后那天，负责上书的那两个人，从棚子后面往前倒书，都供不上卖的。
老戴也来了，他一看伊江的书这么好卖，就把弟弟挑好的成套的书全给包了。
一个书市，伊江包来的三大货车的书，卖了两车半，只剩下小半车拉回来了。
这个书市，伊江稳赚。
赚了钱，伊江一家就想好好地过个春节了。
我们从到北京来，每年的春节都赶庙会，三十晚上布展，大年初一就开始卖书了。年年如此，好的电视节目也看不着。再说了，瑾儿已有几年没回娘家过年了，他们该回去看看了。
伊江问我想不想参加庙会？如果不想，就呆着，在北京也好好过个年；如果想，库房里的书可着我买。
我说，我不想呆着，我想卖书。
这倒不是说我不想休息，不想好好地过年，而是我呆不起，如果这一个月我什么也不干，要吃掉多少？花掉多少？
伊江帮我报上了摊位，他们一家三口就回东北了。
这之前，我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故障，可能是我常年在外面卖书的缘故，特别是冬天，经常是浑身冻透了，回到家里，手、脚、身上摸不到一块热乎的地方，冰凉冰凉的。晚上睡觉时，即使是屋里有暖气，我也不别人怕冷。我的膝盖疼得更是没法，如果我坐在椅子上，不小心被人碰了，就会疼得我“啊——啊——”地大叫，他们还说我在虚张声势。疼的是我自己，不是他们，所以，一到有人要碰到我的腿时，我的两只胳膊就先伸了出去，嘴上也快快地说：“别碰我！别碰我啊！你们可别碰我的腿！绕着走，绕着走，别过来……”
由于长期着凉，我的腰部也出了问题，搬不动成捆成箱的书，瞅着它们，就像瞅着山。想着能干动，但是已经干不动了，怎么使劲也干不动。
有了这两个病在，我就知道，再想挣钱就难了。
我没有和伊江说我的病情，他也不知道我已病成了这样，我平常都是咬着牙挺着干的。只有妈妈知道我的情况。
一六七
伊江给我提供了车，又给我提供了书，妈妈说她帮着我卖书。
我的妈妈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腿脚也不太利落，但她跟我说：“我的身体好着呢！我能搬书，能当小伙子使！累活你别干了，全交给我，我干！你光卖书就行。”
春节了，也找不着人帮忙，只有让妈妈帮我了。
看着妈妈帮我搬着一箱一箱的书，我真想哭出来，她那么大的年纪，我没有使她安度晚年，却让她跟我遭这样的罪，我咋这么不孝？
妈妈帮我搬完了书，还故意地伸伸腿，摇摇胳膊，“你看，一点儿都没事儿！我的身体好着呢！”
没有妈妈的支持，我也干不下来。妈妈、孩子和我，这三个人是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
在庙会上，我也用了伊江的那个办法，低价销售，仍以“五元两本”的书招揽顾客，其它的书卖的也比较便宜，每天的利润还不错。我的那个小摊，书都摆满了，只留出一角，够我一个人坐的。妈妈不会卖书，我就让她逛逛庙会，她也不逛，她坐在台阶上，瞅着行人，也瞅着我的这个摊。
我在里面，妈妈在外面，我们这么看着，也没看住，有两套的书被一个年轻人趁乱中拿跑了。等我发现，让妈妈去追。哪还追得上啊，早就不见了！
妈妈在外面急得直跺脚，我说：“妈，你别追了，追不上他，他跑的肯定比你快！丢就丢了吧。”
偷书的人是在我们最忙的时候，来捣乱的。再去追他，那么多的人还等着买书呢，又怕影响了买卖，因此他们得手的机会就多。
我还碰到了一个来倒钱的。他也是在我最忙的时候来的，挑了这套书，又挑那套书，最后定下来了，要一套四十元的书，八开八本。他把一百元钱给了我，我正要给他找钱时，他说：“我好象有零钱，零的够。”他从我的手里把那张一百元的拿回去了。只见他左翻右翻的。这时，又有人不断地问我书的价格，还有买书的。
那个人翻了半天，也没凑够零钱，最后他说：“不够。还是你找给我吧。”
我从我的钱里又给了他六十块钱。
他拎着书走了，等我明白上当了，也见不着他了。他没花一分钱，就从我这里得到了一套书，又倒走了六十块钱。
过了一天，这个人上又我这儿，还想故伎重演，被我识破，我说：“你赶紧给我走！别让我见着你！”
一年以后，我在另一个展销会上，看到了这个人，他没有上我这儿，眼睛这瞅瞅，那看看，像是在踩点。
这种骗子，如果当场不抓住他们，事后就很难取证。他们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一次次地行骗，一次次地得手。
我的两位亲戚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人骗过。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顾客买了一百多块钱的书，在他走后，我才看出，他给我的一百元钱是假的。
我开车时，又被警察逮着了，罚了二百块钱。
这个月可挺全乎，这几样事都让我碰上了！人要是倒霉吧，没个治！
妈妈心疼钱，老叨咕那二百块钱。我劝着妈妈：“咱这常年都在违章，警察也没逮咱几回，够意思了，罚二百就罚二百呗，别老是想它。”
妈妈看我想得开，也变得好起来了。
原先的庙会有很多小吃，今年却没有，为了防火。我和妈妈吃饭就成了问题，小商店关门了，小吃部也关门了，只有一些推着车子的流动的烤地瓜及卖大饼的，我和妈妈就对付着吃。
庙会的晚上没有人给看摊，那些书，我们又不能天天往回拉，又怕书丢，妈妈就决定陪着我在那住。如果卖的好，缺的书多，晚上封好了摊，我还得回家拉一趟书。我让淘气儿先在家把饭做好，我去库房装好了书，回家再吃一顿，喝点热乎的，再给妈妈带回来。
淘气儿做菜，是我和妈妈现打电话教的。他还真行，给做出来了。但是也有做得不好的，蒸鸡蛋糕成了鸡蛋水，米饭放水少了，煮得生硬。做的不好的，他的态度却很好，说自己整砸了，问我原因。他的悟性极好，一点就会。
淘气儿还有项任务，就是看家，看好我每天带回去的钱。整钱全放在他那，他也很把这个当作一项任务完成。他怕钱被人抢去，一再问我，有强盗进来怎么办？
由于我平时工作很忙，我常常是早晨上班，孩子还没醒，等我晚上回来了，他已经睡了。经常是连着好几天，他也见不着我。我没有时间照顾他，也觉得挺对不起他的。这次，他肩负着做饭、看家、看钱的任务，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我和他姥姥的态度都很明确：保命要紧，再多的钱，也比不上他的一条命！
我们总希望他能平安。
我还给妈妈带去了一暖瓶开水，想让她喝些热水，暖暖身子。可这个暖瓶在庙会上又丢了。
晚上，我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