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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睛湿润了，想哭，却忍着。
盈雅是民管部的干事，她听到了杜部长和我的谈话。她来找我说：“顾主席让你回家，你就回家呗！开劳保，也不用上班。”
她的话代表了很多干事的意见，正像一位部长说给我听的，我的到来，对工会的每个干事都构成了威胁，那个部长对我说的话，我相信他也对别的干事说了，我是每个干事的死对头。如果我不上班，很多干事是欢迎的，他们就等于去了一个竞争的对手，去了一个心头之患。我想要那个工作，别人也想要，我是后来的，我成为众矢之的的靶子。
天秀也来问了我，她也建议我不上班。
我不想开劳保，坐享其成。我没有病，还要找人开出有病的诊断来，还要一层一层的批，一层一层地求人，我才三十几岁，我就靠这个活着？
对于我能否上班，在工会里是观望的多，看热闹的多，绝大多数的人盼着我离开。只有新调来的解副主席对我说出了肺腑之言，他说：“你既然决定来上这个班了，肯定是经过慎重思考的，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不要退。说是让你回家开劳保，虽然咱们工会管这个，有方便条件，但是以后能一直这么给你开吗？开到退休？上边刚下了个文，严格劳保审批手续，以后的形势肯定是越来越不好办了。所以，你想上班，就明确的向顾主席表明你的态度。”
解副主席的这番话很实在，我的心里踏实了，不再想哭了。顾主席不是问我的意见吗？我就说出我的意见吧。
我找了顾主席，说出了我的想法。顾主席倒没说什么，可能是和他的位置更高、更有城府有关吧。
过了两天，杜部长让盈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屋里面有很多的人。
“你想没想好哇？！顾主席让你回家，你回不回家？！”
我真是没自己了，杜部长这么撵我，我却还要上班，我的锐气快被击垮了。
“你回不回家？！这都几天了，你还不跟我说？！”杜部长的语气更不容我迟疑了。
我想起了解副主席，于是我说：“我要上班！我和顾主席说了。”
“说了？……你过去吧！我再和顾主席说说。”
杜部长问顾主席了，他没有再逼我。
工会机关的人，不说人人都知道顾主席、杜部长打发我回家的事吧，也有百分之九十的人知道了。
在一次聚会上，单位里的人让我跳舞，我说我不跳。我该听我妈妈的话，我怕跳舞跳出绯闻来。劳保部的蒋部长不冷不热地甩过来一句话：“你是真不想跳哇，还是在外面见的多了，深藏不露哇？”
机关的人轰笑着，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谁都明白话里面的意思，我处在被人取笑的位置！
蒋部长不只一次地这样对我，晒场，冷场，挖苦。他是不是因为我的劳保关系的事而对我百般刁难呢？爸爸和我一直没有给蒋部长上礼。我是平民阶层的人，想得到免费的晚餐，不付出点代价来，哪有可能啊！
国庆节之前，单位搞福利，给每个人发了一箱啤酒，我把它直接转给了蒋部长，蒋部长就再也没有难为过我了。
爸爸让我买几套好衣服，装潢装潢门面。我没有听爸爸的，我有衣服，还买什么，我也不想靠装潢门面来取得别人的好感。我仍穿着那些旧衣服上班，后面的话就跟上来了。
景翔说：“从外面回来的人，混没混得好，从穿着上就能看出来。混得不好的，就那几身旧衣服！”
七十四
黎部长看到我穿了一件藕合色的便装时，很是夸奖了我，但他得知我穿的是几年前的衣服时，就说不该穿了。他说：“没想到，几年前的衣服，你还在穿！”
人长的这张嘴，是来说人的；人长的外表，是被别人说的。
我只有沉默，只有忍受，我在沉默和忍受中寻找机会，向他们证明我自己。
我想给大家一个好印象，更想好好地表现自己。我几次要求黎部长给我安排工作，我想用良好的工作表现来掩盖内心的脆弱。黎部长说他忙，没时间安排。黎部长是真忙吗？还是他在推脱？还是他本不想要我来，而顾主席硬塞进来的？
黎部长说：“伊依，我给你留个电话号。谁找我，你就说我下基层了。有什么急事，打这个电话找我。”
他打个照面就走了。
上午，顾主席来找黎部长，我按照黎部长的原话说了，我还把记的电话号码抄了一份，给顾主席递去，“你有什么事，打这个电话找他吧。”
顾主席看了号，没接，倒说：“打麻将去了。”
黎部长下基层了，怎么是打麻将去了呢？
顾主席走后，景翔来了，我向他说了此事。
他说：“顾主席肯定知道黎部长打麻将去了。”
“顾主席也是这么说的。”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你别把电话号给顾主席看哪！”
“黎部长说有急事打这个号的呀！”
“你打呀，你别给顾主席呀！”
“黎部长真是打麻将了吗？”
“打，天天打，和贮木场的华书记，还有检察院的，他们总在一起。”
“那我以后，不能给别人看这个号了？”
“别给。谁问，都说下基层了，下哪个基层，你说不知道。有大事，再找部长，小事都别找。别人问我去哪儿了，你也这么说，下基层了。”
黎部长和景翔，每天都能来单位一次，看有没有什么事，不是开会，不是特别大的事，他们就天天下“基层”去了——黎部长打麻将，景翔做生意。
景翔上着班，还做着个人的买卖。工会的三产原来有局里给拨的木材指标，三产黄了后，景翔把客户拉去了，每年往外地发几车木头，一年能挣十几万块钱。
我没猜了多久，黎部长就给我安排工作了。有两项：一是熟悉部里的工作情况，多看资料，二是把近三年的文件给归档。
只要有得事干，只要别让我闲着，拿着那份工资，我才会心安。
归档的工作并不难，我曾是专业档案人员，黎部长对我的要求并没有那么严格，他说只要你把它们归拢好了，我想要什么，能查到就行了。别人对我的要求虽然低，但是我不能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我完全是按照专业档案的标准，把内部档案全部归了出来。这不仅达到了黎部长的要求，甚至还远远地超过了他的要求。
上面下来个表，有一个是让报上全局的下岗职工有多少，我拿不准，在黎部长来时，问他，他说：“没有。”
我说：“有哇！光大集体就已经下岗两千多了！而且还得有一批下的呢！”
“没有，就是没有！有，也是没有！”
“那么多下岗的，都知道哇！要不咱少写点儿？”
“没有，一个下岗的也没有！这都是拍脑袋的数，想添啥添啥。你就按我说的写吧。”
黎部长说，有一个林业局的工会主席，在汇报工作时，为了突出成绩，把以前的问题写了一大堆，什么治安不好哇，队伍不稳定啊，偷啊，抢啊，都写了。上级领导听了说：“你们的问题这么多？原来咋没报哇？”一句话，把成绩也给抹杀了。
他说汇报工作是有技巧的，避重就轻，对问题一笔带过，或干脆不谈……
我在那一栏上工工整整地写了两个字：没有。
黎部长签了字，上报了。
对上层的统计数字，我再也不怎么相信了，下面的不准，到了上面，还能准吗？他们的数字是不也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呢？是不是也在隐藏问题呢？
经济部还负责对全局推荐上来的劳模的考核工作。国家对劳模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在坐车、工资待遇等方面都有倾斜。
基层某单位的张副主任是去年的劳模。他应得的这些实惠，黎部长早和他说了，还说，这劳模，不是你们报上来谁，我们就批谁。有名额限制，我们得考核，觉得谁行，才能批谁。张副主任也明白，向黎部长说：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的，尽管说。
黎部长也真没少找张副主任，他说：“张副主任好办事。”
在春节前，张副主任还拉来了一车的鲜玉米，给我们机关每人一箱。
七十五
黎部长说：“张副主任这人行，今年还让他当劳模。”
张副主任听到这个信后，特意跑来找黎部长，他说：“说啥我也不当这个劳模了！”
黎部长说：“你当的不是好好的吗？”
张副主任说：“当劳模太累了！不但工作要干好，关系也要处理好。你让别人当吧，我不当了，你怎么说，我也不当了！”
张副主任推掉了应该再次落到他头上的劳模。
用于表彰全局先进的那笔款批下来了，十九万元，这在工会，就是很大的一笔钱了，由经济部支配，买奖品。
春节的头一天，黎部长说：“伊依，别写了，咱们出去办年货！”他又问景翔，“咱们一家半个猪够不够？”
景翔说：“够了。”
“再买糖、瓜子、水果……你想想，有啥要买的，列个条子。”
我一听他们列的年货单，就不想去了。我挣的那一个月的工资，只够我和孩子正常生活的，稍有一点事，就得出现赤字，不敢多花钱，错花钱。过个年，哪怕我自己不吃不喝，我也得给领导上点礼呀，一百二百的，好干啥呀！
我说：“我不去办了，我家里有，什么都有。”我是把话往反了说呢，我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再拿不出钱来买，我不更难看吗？
“你别的不用买，怎么也得买一半猪肉回去吧？”
“我们家里的人不怎么吃肉。”
“不用你拿钱，咱们部自己搞福利，不带别的部的。”
我不能说部里给拿钱，我们家的人就爱吃猪肉了，我说：“我不买了。”
“那……你不买呀？”
“不买。”
他和景翔办年货去了。
过了年，正开全局的职代会时，黎部长和景翔准备去外地买奖品——是发给全局的先进个人的。
黎部长关上了门，小声地对景翔和我说：“顾主席……他从我这拿走了六千六百块钱，我怎么入帐啊？”
景翔说：“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用，也没说干啥用，我也不敢问哪！”
他们走了后，周一，我听顾主席在职工大会上说：“文化宫走廊里的玻璃我说了几次了？下了班把窗户关上，听吗？有一次刮大风，我看见了，我把它关上了。玻璃安了两次了，还是碎，我看也没人管。我不说拿公家的东西像爱护你自己的眼珠子那样去爱护吧，你怎么也得差不多吧……”
黎部长打来电话，说他们没带钥匙，让我在办公室等着，要很晚才能回来。
晚上九点多钟，他们拉回了一大车的货，是包装精美的毛毯。
我听部长对景翔说：“亏得你去了！要是我，他们要的那个价，我就给了。你这个价，我可坎不下来。你坎价是行，再有这事还得带你去！”
景翔用毛巾掸着身上的灰，说：“他们不给我，我还上别的家找去！有的是，非得在他们那买？咱们要的量大，价格压得下来。”
景翔会做生意，也敢压价。
黎部长和景翔不但带回了用于表彰的奖品，还给工会机关的每个人都分了一个毛毯，包括干事。他们两人在机关的威信直线升高，因为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事。虽然我们是搞精神文明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