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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随便导演怎么安排，总之是深夜。左岸跑到街上的电话亭里打电话。
他握着话筒说：我想你了，你想听我唱歌吗？我唱给你听好吗？你让我唱吗？好吗？成吗？
然后他蹲下来哭了，头埋在两个膝盖间。而这时导演可以考虑不时地让车灯打入电话亭。一明一暗。
然后左岸站起来往回走。
然后左岸听到一阵很尖锐的刹车声，他回过头去看到刺眼的车灯和司机惊慌失措的眼睛。
画外音：我发现自己的眼泪原来是这么烫的。我想我该回家了。起雾了，街上影影绰绰。前面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排队？他们等着干什么？我挤到了前面，发现队伍前面有个慈祥的老妈妈，她正在给排队的人喝一碗又一碗的汤。
ＴＨＥ ＥＮＤ
我的朋友看完问我：你在写恐怖片？我说是啊是啊写得好不好？他说好啊好啊真是好啊。
想不到把我这样一个好学生生活中被掩盖的东西写出来竟会是恐怖片。想想真是惊世骇俗。
河的右岸
右岸是个老实的男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按照最让人放心最不会让人害怕的条件打造出来的男人，那么右岸就是这样的人。右岸之所以叫右岸而不叫左岸是因为他的温文尔雅他的逆来顺受。右得很。
右岸留一头简单纯色的头发，穿合乎场合的服装，有恰如其分的微笑，用平和清淡的古龙水。
就像现在的我。
以前我七七八八棱角很多，连走路都是张扬的。我斜挎着背包双手插在口袋里晃——注意，是晃，不是走——看见漂亮的女生就对她们笑。
而现在我背着双肩包贴着墙根快快地走，双眼盯着脚尖像在找东西一样快快地走。同学说我捡到钱包的概率会比别人高很多。
现在不要说让我把门摔得震天响，我连同老师讲话的时候也在考虑应该用怎样一个无法申诉的眼神怎样吐出优雅得体的措辞。因为老师的评价是高三保送成功的重要筹码。
小时候我想当一个伟大的作家，写出流芳百世的作品；大一点我想当个畅销小说家，有很多很多人来买我的书，那我就会有很多的钱；而现在我想我可以为那些钱多得没地方花而且又想出名的人写传记。
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个科学家把祖国建设得很富强；再后来一点我的理想是要有很多很多的钱；而现在我的理想是能上复旦。好听一点说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难听一点说是我越来越世俗。
我是老师、家长眼中的好孩子，我有单纯的眼神和漂亮的成绩单，安分的性格和其他长辈们视作珍宝的东西。我妈的同事常对她讲的一句话就是：你看你的儿子真是争气，你活这一辈子算是值了。
好了回到右岸。
右岸每天早上坐同一时间的地铁坐同一个座位去上班。从地铁站口走出地面的时候他会下意识地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同时看看被高楼切成几何图形的蓝天。
右岸的生活也很简单。
白天在电脑前喝纯净水，晚上在电脑前喝咖啡。
简单的重复。
在王家卫的电影里重复是永恒的主题。无常的宿命一次又一次直到Ｎ次地呈现在你眼前，就像是一个人在你面前不断地撕开伤口来向你证明“我在流血”一样，最终逼迫你恐慌逼迫你心疼逼迫你流下眼泪。
又是一天，重复的一天，右岸像往常一样坐地铁上班一样抬起手遮住眼睛一样仰望蓝天。不一样的是他今天要交一份计划书。
和他一样，另一个人，暂时叫他小Ｂ好了，反正是个小人物，也要交份计划书。在主任的办公室里，主任微笑着说：好的，基本可以，不恰当的地方我再改改。
然后计划被公司采用了，但策划人却变成了主任，右岸和小Ｂ的名字出现在助手栏里。
不同的是小Ｂ向上级报告说要讨个说法，而右岸则平静地坐在电脑前一如既往地喝纯净水。
后来主任升职了。主任走的那天右岸就搬进了主任的办公室。而小Ｂ被调到了资料室。
再后来右岸成了四个部门经理中最年轻的一个。
再后来右岸结婚有了个女儿女儿嫁人孙子出世。
孙子出世之后右岸就躺在了病房里。但他依然很胖，右岸从三十多岁就开始胖了。右岸躺在医院就会想到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是怎么也长不胖的。
右岸习惯在医院洒满阳光的午后开始回忆，然而回忆总是进行到大学毕业的那一刻就中断了。
后来终于有一天右岸想起了大学毕业后的生活，电脑与纯净水、电脑与咖啡。
右岸想自己好像过了很多个那样的日子，应该很多吧？应该有一两年吧？
然后右岸就想睡觉了。在眼皮快要合拢的时候右岸看到一个慈祥的老护士走到他的床前对他说：右岸起来，该喝汤了。
右岸想：现在的医院真是好，还有汤可以喝……
ＴＨＥ ＥＮＤ
朋友看完说：那个右岸的生活真是无聊，不痛不痒像温吞水一样，与其活得那么沉闷还不如去跳天安门城楼来个举世瞩目。
其实右岸的生活就是按照长辈给我设定的当前的状态发展将来一定会出现的生活，不想却被朋友骂得那么惨。暗自心惊。
河的第三条岸
河的第三条岸到底在哪里，连舒婷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就是河床嘛！只不过是另一种说法而已。就像我在网上的名字第四维一样，其实第四维就是时间而已。简单复杂化！
河的第三条岸不属于右岸也不属于左岸（那属于我好了），它就是第三条岸，属于过渡区的。
过渡区的东西是最复杂难懂的，比如化学的过渡型元素就令我相当头痛。但复杂有复杂的美，总比处在两个极端要好。珠穆朗玛峰太冷，吐鲁番盆地太热，中原多好。
就像现在的我。
我上高二了，轰轰烈烈的生活，寻找每一个理由善待自己。我不是全年级的前三名，但我总是在前二十名内徘徊以便不使我的父母过分操心。我爱看严肃的电影也爱看日本的偶像剧。我看卡夫卡、大江健三郎也看古龙、卫慧。我在传统的杂志上发文章也在榕树下说些疯话。
我常常思考自己的生活，自觉是个比较有深度的人。
有人说：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在自己的眼泪中开始在别人的眼泪中结束。我觉得说这话的人很聪明但未免太宿命。两次眼泪之间的几十年是光芒万丈还是晦涩暗淡完全由你自己做主。
所以说我既不是右岸也不是左岸，我是第三条岸，所以我写的剧本缺乏真实的体验难以操作。我很想写写自己的生活我想那一定是几万字的巨著，但韩寒说了：给自己写自传的人都很恶心。他的风头正健所以我只好放弃。我说了，我不是个出挑的人。
还是那句话，我希望能给王家卫写剧本。虽然这句话也很不可理喻。但请注意我用的动词是“希望”。同类型的句子还有：“我希望我能飞翔。”
这样想就没什么不可理喻的了。
七天（1）
安妮宝贝有部小说叫《七年》，整整七年就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等待，等到最后大家一起死，不同的背景相同的宿命。而对于我来说七天就足够了，七天之内我完成了生命的全部意义，很悲壮的样子。
星期一 我透过眼缝透过还未擦干的
鲜血看到了我将要生活的世界
天空很暗很暗，没有星星，沉重的云压得很低。黑色的，带点阴暗的血红色。没有风，树木像后现代的雕塑一样纹丝不动。然后一声霹雳，然后我降生了。
郭敬明这样告诉他的朋友。结果每个人都很不以为然，说：你—去—死—啦！太夸张的话别说么。我说的是事实，别人却说我夸张，而真正夸张的东西却被人们当作事实一样接受。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可笑。
我的母亲告诉我，她生我的那天她在电影院看恐怖片。我说她一点也不会胎教，她说正是为了胎教，教我学会勇敢。结果是我现在很胆小，这与我男生的外形很不相称。不过我出生的时候真的很勇敢，只是象征性地哭了两声，然后就睡着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与生俱来的勇敢渐渐退化，而在娘胎里所受的惊吓却变本加厉地涌出来，成为我生命大悲哀中的一个小小悲哀。老妈的胎教的确是过火了，所以我现在常常对她说：物极必反，物极必反。
可能是我出生时哭得太少了，所以上天要我把欠下的债哭回来。出生之后我就一直在哭，一直重复住院——出院——再住院——再出院的过程。周围的邻居说我养不活了，叫母亲再生一个。母亲最终的坚持是我现在还得以生存的全部原因。母亲告诉我这一切，脸上满是沧桑的表情。而我的表情却很麻木，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尽管我很爱我的母亲。母亲看着我摇摇头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我觉得我挺懂事的，我只是不善于把内心的感情拿到脸上来展示而已。所以我注定不是一个好的戏子，戏子需要能在脸上展示出别人想要的感情的本事，而我没有。就这么简单。
一岁，我开始说话。
一岁半，我学会走路。
两岁，我会说：我要那个红苹果。
三岁，我开始我有记忆的童年。
星期二 门前坐着我的外婆，河里
有只可爱的鸭子，天上有个大月亮，
我的玻璃瓶般美好的童年
我是个聪明的孩子，从小就是。我在外婆家长大的，很单纯的童年，夹杂着花和青草的味道，还有外婆银白头发上的槐花气味。我是个聪明的孩子，我外婆很喜欢我。
后来母亲告诉我你该上学了，于是我就背着书包去学校。报名的时候老师看我很瘦小，捏捏我的小胳膊小腿儿，用打量牲口的目光看了我很久，然后说：这孩子能跟上其他学生吗？平生第一次我感到耻辱，所以我学习很努力。后来我每次考试都是一百分，每次考完了我都问第二名比我少多少分而不问第一名是谁，后来老师就很喜欢我。
我说过我是个聪明的孩子。
小学的六年我过得很滋润，在山上放风筝捉迷藏，就算一个人也玩得很开心。然后回家指着满身的泥巴笑嘻嘻地对老妈说：你看我玩得。
小的时候被蛇咬过一次，在楼下。（我到现在也在奇怪为什么楼下也会有蛇。）被咬了之后我靠在墙壁上以最舒服的姿势用最平静的声音对楼上的妈妈说：我被蛇咬了。我妈看到我膝盖上的血时的惊慌失措和我的稳如泰山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落差。当然那蛇是无毒的，很善良。
惟一一次流眼泪是考试得了八十分父亲要揍我，我当时想他要揍了我我就不叫他爸爸了。后来他真的没有揍我，后来老师说我的试卷改错了，我还是一百分。
我想到了我的老师。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去看她，发现她的头发已经很白了，而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在黑板面前甩动黑色头发的样子。记忆中的老师是严厉的，而眼前分明是个慈祥的老太太。听说老师快退休了。我走的时候碰见了老师现在的学生也就是我的师弟师妹们，看到他们我想到了自己。红领巾在脖子上飘啊飘，很漂亮。
记忆中的童年被我主观美化了，天永远都是蓝的，不许变成别的颜色；草永远都是嫩的，不许变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