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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倒的万里长城，除了可作往来行旅的临时营地，还可以起到指示路标的作用。自从建造了长城以来，这座无比庞大的人工防卫体系逐渐地变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矗立在西陲的边境线上。对往来于中亚和中国内地之间的商旅、使者来说，这是他们最熟悉不过的景观了。
就是这样，这支商队决定在这里休整几天，因为前方不远处就是玉门关的关防了。在此时虽然中原王朝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全国一片动荡，但是仍然可以感觉到它的权威和影响。
他们一路上从金城（兰州）仓惶出来，沿途不断地听到中原大乱的坏消息，听上去很糟糕，让这些异国的商人们深感不安。十来天前他们从酒泉启程后的路上，就决定要在敦煌很好地休整一下了。
敦煌往西的路途，是真正艰险的路段。这个城市是通往“西域”的门户，是进入西域的最后一个驿站了。虽然不算是座大城市，但是富有特色，深深地吸引着这些粟特人。
至少从西汉时期延续下来的传统，就是往来于中原到葱岭以西地方的路途，都把它当作是最重要的一处营地（休整地，驿站）之一。商旅们相信，像中原人所说的“玉门”、“玉门关”，还有汉人修建的万里长城，都是与敦煌绿洲休戚相关的。“玉门”还应该起始于比汉朝更古老的时期，那时在他们目前所经营的中国丝绸贸易之前，存在过类似今天丝绸贸易的玉石。“玉门”是有象征意义的名称。
由于缺乏历史记载，我们现在只能想象这一队粟特商人的模样，以及他们在敦煌的遭遇了。
根据后世发现于敦煌、嘉峪关一带的公元3世纪～公元5世纪（魏晋十六国时代）的古墓，有一些墓砖上面保留下来一些绘画，另外还有在考古学上称作“画像砖”的画砖上模印出来的图像，可以猜测当时往来于这条商道上的粟特人的形象：
他们头戴一种又高又尖的帽子，也就是后世习称的“尖顶帽”。考古学者后来了解到，这种帽式是在青铜时代以来的漫长时期里，在整个欧亚地区所流行的，直至今天还能够在草原上观察到它的影子。这就是古代汉文史书里所说的“胡帽”了。
他们身穿一种紧身的衣服，这种服饰与中原汉人穿着的那种宽袍大袖的服饰相比，大异其趣，显得干练而且简朴。这种自古延续的“胡服”，还在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采取的“胡服骑射”改革中，就已经被引介到中国的华夏民族当中了。这一股新鲜活泼的异族文化因素，在历史的巨流里，又一点一滴地融化到了中国文化的氛围当中了……
最为引起中原华夏族人注意的，是这些与众不同异族的体质特征——“深目高鼻”，这是中国古代史书里概括出来的今天人种学上命名作高加索人种的典型特征。正是这种异族的特征，引起了华夏族艺人和历史作家的高度注意，在艺术品和著作里，都记录下了他们的特征。
从《汉书·西域传》以来，对于中亚的记载开始增加，这也说明汉人对于中亚的知识以及当时关注的国际关系之所在。汉代的另一部史书《后汉书》，其中关于中国西部地方的专门记录《西域传》，所记录的历史时间与尼雅遗址的历史较为接近，它描述大月氏和粟特的情况，而月氏人最初是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
“大月氏国，国王驻扎监氏城，西面邻接安息国，走四十九日的路程，东面距离西域长史驻地六千五百三十七里，距离洛阳六千三百七十里。
“当初，月氏被匈奴所消灭，于是迁徙到了大夏，将其国家分成了休密、双靡、贵霜、兮顿、都密五个部族。一百多年后，贵霜的丘就却征服了其它四个部族，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占安息，获得了高附地方。又消灭濮达、谈宾，全部占有他们的国土。丘就却活到八十多岁去世，他的儿子阎膏珍继位为王以后又灭亡了印度，设置一位将领监督管理那里。月氏从此以后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各国称呼它都叫贵霜王。汉朝沿用它的本来名称，称呼大月氏。”
“粟弋（即粟特）国从属于康居国。出产名马和牛羊、葡萄各种水果，它的土地和水丰美，因此葡萄酒特别有名气。”
汉代时期西域和中亚的历史情况，应该是来自于直接的观察。《汉书》作者班固的弟弟，著名的西域都护班超，曾经在西域塔里木盆地生活过三十年的岁月，他派出的使者甘英也曾经冒险前往西方探险，一直走到地中海西岸地区。汉代对于中亚的了解，可以说是比较多的了。
到汉代以后的时期，就在我们谈论的时代——西晋及其随后而来的十六国时期，对中亚的记载也不曾中断过，这说明这个地区连同塔里木盆地，仍然是中原等地关注的外部世界。
《晋书·西域传》记载与粟弋（粟特）和伊列邻境的康居国，说该国的“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而据同一卷列传的记载，大宛人的特征又是“深目多须”的。另一部唐人编撰的关于整个北朝历史的史书《北史》，记载了粟特国的当时情况：
“粟特国位于葱岭的西面，即古代的奄蔡，另一个名称是温那沙。……先前匈奴人杀死了他们的王而占有了他们的国家，这件事到忽倪王统治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三代了。该国商人先前大多前往凉州地方贩卖货物，到西魏攻克凉州时都被俘虏了。文成初年，粟特王派遣使节请求赎买他们，皇帝下诏答应了。”
自从汉代以来，中国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作为华夏族的自己，与来自西域塔里木盆地一些地区以及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的异族之间的差异，除了体质特征上的之外，还有一系列“文化”上的不同。这些“正史”中的记载，已经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
尖顶帽、胡服以及深目高鼻的高加索人种模样，是西域粟特人的体质特征的写照。他们屡屡出现在中国古代作家、艺人的作品中，在自汉至唐的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里，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题材了。
在敦煌驻足的这伙粟特人，似乎属于一个名叫“纳奈德巴尔”的富商，他可能垄断了中国与中亚的丝绸贸易。这里追述的这支商队，刚刚从中国内地收购到一批丝绸，正打算返回粟特去。在敦煌这个通往西域道路的最后一个绿洲，他们需要补充一些给养。
或许是听到了什么不利的消息，或者发生了什么不测——事隔一千七百年左右，我们也只能猜测。这支商队所携带的几封重要的书信，被遗失在——或者说被小心地隐藏在了烽燧废墟中了。
这几封书信，分别写在木简和纸张上，用粟特文字书写。其中，被编为第二号的书信，根据粟特文专家的解读，发现是一封写给上面提到的那位粟特巨商的，在信中，写信谦恭地称呼他为“爵爷”。写信人名叫纳奈凡达克，是这位巨商在中国的生意上的经理。
这封珍贵的古书信，在此有必要转述出来：
“向着尊贵的爵爷纳奈德巴尔的商行，一千次一万个祝福，他的奴仆纳奈凡达克屈膝叩拜，如同在（国王）陛下面前一般。他祝福爵爷万事如意，安乐无恙。愿爵爷心静身强，然后我方能永蒙恩泽。爵爷，安玛塔萨其在酒泉一切顺利；安萨其在姑藏也好。但是爵爷，自从一粟特人从内地来此，已有三年。不久，我为古地萨其准备行装，他一切都好。后来他去了淮阳，现无人从他处来。我告诉您这些去内地的粟特人之状况如何以及他们到达过哪些地方。爵爷，据传闻当朝天子因饥荒而逃离洛阳。其坚固的宫殿和城郭遭大火焚烧，宫殿烧毁，城池荒废。洛阳破坏殆尽，邺城亦不复存在。传闻后来匈奴人至此地，与汉人联合；后又攻占长安而治之，统治之地达及南阳与邺城。这些匈奴人不久以前还臣服于天子呢！爵爷，我们不知道是否其他汉人能够将匈奴人逐出长安，逐出中国。也不知道匈奴人是否能够从汉人那里争取更多的土地。言归正传，有一百多来自萨马尔罕的粟特贵族现居黎阳，他们远离家乡孤独在外。在〔……城〕有四十二人。您将会得到好处。但是，爵爷，自从我们失去了来自内地的支持和帮助，已经过去了三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敦煌前往金城去销售大麻纺织品和毛毡（毛毯）。携带金钱和米酒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受阻。当时我们卖掉了四件纺织品和毛毡，就我们而言，爵爷，我们希望金城到敦煌间的商业信誉尽可能长期地得到维持，否则我们会寸步难行，我们将老而垂死。关于我们的一切，我还未把真情写（给爵爷），但是，爵爷，关于中国发生的事件，我若尽书其事，那会令人作呕，令人烦恼您从中也得不到任何好处。爵爷，自从我派萨克拉克和法尔纳扎德去内地，已经过去了八年，得到他们的音讯，也是三年以前的事。他们干得很起劲。自从最后的灾难降临后，他们的情况如何，我再也无从知道。自从我派出一个名叫安提胡凡达克的人，已经过去四年。因为商队从姑藏启程，所以他们在第六个月才到达洛阳。那里的印度人和粟特人后来都破了产，并且全死于饥饿。我又派纳光去敦煌。后来他又出走，不久返回，现在他又离去，他向我告别过。他负债累累，但不久在蓟城被杀死，被抢掠一空。高贵的爵爷，我已为您收集到了成匹成捆的丝绸，这是归爵爷的。不久，德鲁瓦斯普凡达克接到了香料——共重八十四斯塔特。为此做了一份记录，但未写收条。您本应收到它的，但这恶棍将记录给烧了，不过我已查明共重多少斯塔特，而且德鲁瓦斯普凡达克应该记得，高贵的纳奈德巴尔爵爷也应该记得，应该承认这份记录。您可以重新算一次账，如果与账目相符，您将会本利双收，就此写一份（记录）证明信。爵爷还应发出这份证明信。如果您认为这很合情理，而（帐目）与（记录）不相符，那么您可以将（投入的本钱）拿走，将它交给您认为合适的另一个人。这些钱更应分离出来，因为，您知道我有一个儿子，如果时光迅速，如果他要出门，如果他长大成人，除了这些钱外，他得不到帮助。纳奈德巴尔爵爷是会尽力成全这件事的，得到的这笔钱财自身也会成倍地增值。那时，您对我来说就如同救命于大灾大难之中的神灵一般。当（儿子）塔胡西其凡达克年满娶妻之后，依然不让他离开您。遗产和分开的本钱也会因此为他增值。我们日复一日地等待着死亡和毁灭。如果需要粮食，您就从财产中拿走一千甚至二千斯塔特吧。又：我已派范拉兹马克去敦煌取三十二个麝香囊，这是为我自己搞到的，他将把这些麝香囊交给您，等他到后，将这些麝香囊分为五份，其中三份归塔西其凡达克，一份归毗达克，一份归您。此信写于cyrdsun王十三年trmych月。”
第三部分 精绝王的宫殿第21节 丝绸之路（2）
信中提到的中国局势动乱、洛阳毁于大火、当朝天子逃亡的历史事件，孟凡人先生考证为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这场动乱发生于西晋惠帝在位的时期，战乱长达十六年之久（公元291年～公元306年），从这封文书上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