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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煤的历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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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16世纪的燃料短缺愈演愈烈,那么它最终不仅会减缓伦敦经济的发展,还将影响到伦敦人口的增长。像当时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伦敦的出生率一直低于死亡率;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瘟疫、天花和伤寒的间歇性爆发,它们很容易在拥挤的城市贫民中传播。墓地里的坟墓在不断增加,城市要想发展,就必须从农村吸引更多的居民,填补死亡所造成的空缺。但是,人们尽管迁居心切,却不得不考虑,燃料短缺仍没有得到解决,这不仅会遏制经济的发展,而且将使原本就不方便的城市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最终,伦敦的生活会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人们于是宁愿选择待在农村,这样离森林更近,而且起码他们可以在自己家里取暖、烤面包。后来,由于森林仍在继续缩减,燃料的短缺可能会减缓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人口统计学的研究表明,在前工业时代的英国,经济的不景气导致了人们的晚婚,和人口出生率的降低。    
    但是,能源危机却从未像燃料危机那样严重,这要归功于——煤。16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的用煤量剧增,到1603年,也就是伊丽莎白统治末期,尽管人们对煤的抱怨仍不绝于耳,但煤已经成为英国重要的燃料来源,伦敦的富人们尽可能地避免用煤,因为他们依然蔑视煤烟。在1630年有一种传言:三十年前,“伦敦体面的女士们从来不进入烧海煤的人家或房间,也不愿吃任何用海煤烘制或烧烤的肉”。然而几十年后,那些体面的女士和先生们屈服了。在17世纪20年代,煤昂首进入了富人家的大雅之堂,就像进入贫民家一样。


第一部分 可以移动的气候第5节 英国的宝石(3)

    到17世纪,伦敦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0万,是50年前的将近两倍,而且增长的速度还有望提升。(到1750年,伦敦也许就能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的城市规模已经可以容纳日益增长的专业化人员,他们促进了商业、金融业、法律和教育等机构的发展,开创出繁花似锦的文化景象,伊丽莎白时代也因此而名扬后世。伦敦的贸易商们将英国一步步推向世界;最终,他们把持了国际布料交易,并且在与美洲的贸易中发家致富。不久以后,英国就摆脱了半殖民的地位,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    
    许多年前,烟囱还只是上流阶层享有的小小奢侈品,但如果没有后来它的普及,煤就不会走进伦敦人的壁炉和家庭。在16世纪中期,即使在最简朴的家庭,也可以见到烟囱。而有人却为这种发展感到惋惜,因为他们相信,那早些年曾经充斥房间的木头烟,不仅能使家中的木材变硬,而且可以保护居民的健康。虽然如此,但是不得不承认,正是烟囱的建造和使用的普及,使得人们在木材稀缺时能够从烧木材过渡到燃煤。由用炭火转为用煤火时,人们应当把壁炉和烟囱改得狭长一些,以便空气能够充分参与燃烧(建筑学意义上的这点儿改造,为许多年轻人提供了诸如清扫烟囱之类的工作机会)。烟囱的普及不仅改善了室内空气的质量,而且还促使煤有用的能量和与之伴随的污染分道扬镳——温暖通过管道进入房间,而煤烟则被排放出去,任由外面的世界品尝这苦果。    
    不久,伦敦居民对煤烟的忍受程度就受到了检验,因为越来越多的煤烟从各家各户的壁炉中倾泄而出,进入城市的空气中。在1578年,有报道说,伊丽莎白一世“对海煤烟的味道感到无比伤心和苦恼”。1603年,伦敦一个酿酒富商的儿子,休·普兰特(Hugn Platt),写了一本书,试图把伦敦从煤烟中拯救出来,那书的名字叫:《煤球——一种新型、便宜和精巧的燃料,由海煤和其他易燃物混合而成,气味甜美,数量众多》(A new; cheape; and delicate Fire of Cole…balles; wherein Seacole id by mixture of other bustible bodies both sweetened and multiplied)。(普兰特在当时已经很出名了,因为他写过一本教女人如何驻颜的小册子。)在这本介绍煤球的书中,普兰特指出,煤烟已经对伦敦的建筑物和植物带来了危害,但他并不把这视为一个全新的难题。他的专利技术是从在美洲大陆的实践中得出的,方法是用煤和肥土制成煤球,他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煤烟的危害,至于原理则是不可言传的。    
    在17世纪,随着伦敦居民燃煤量的增长以及城市的扩展,伦敦的空气质量变得越来越糟糕。有一本名叫《防烟(Fumifugium)》(该词从拉丁文fumo“烟”和fugo“驱走”而来)的书,生动详细地描述了这一问题。这本书是1661年写成的,作者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是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兼政府小官员。他对艺术、建筑、园艺和政治都很感兴趣,他发现伦敦的空气质量比欧洲任何其他城市都差。他看到煤烟从各种资源中喷薄而出,于是写道:“伦敦这座城市号称理性动物的聚居地、至高无上的君主宝座,其实更像艾特纳火山、火神的庭院、斯特龙博利火山岛,或者地狱的郊区。”1700年,作家蒂莫西·诺斯(Timothy Nourse)发表了一篇关于伦敦空气的论文,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虽然伦敦魅力惑人、荣誉重重,但那空气中充斥的浓郁的煤烟意味着,“也许在欧洲所有的城市中,再也没有比伦敦更肮脏、更令人不快的地方了”。    
    当然,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伦敦的空气究竟受了怎样的污染,但许多轶闻趣事却让我们略知一二。伊夫林在书中描述了阳光是如何艰难地穿透煤烟,还写道,旅行者往往在几英里之外,还没有看到伦敦,就已经闻到了煤烟的味道。他还观察到,煤烟所到之处都会留下一种“黑乎乎的细屑”,那细屑“不仅含有硫,而且还有刺激性和穿透性很强的酒精,能够腐蚀最纯的铁棒和最硬的石头”。诺斯也警告人们注意煤烟对建筑物造成的损伤;确实,“我可以明白地说,煤烟用它那隐匿的邪恶之手,剥落并威胁着建筑物”。    
    煤烟对物质的破坏并不仅限于户外。伊夫林提醒人们,煤灰可以渗入每一个房间,“悄悄溜进我们非常隐秘的壁橱,和最珍贵的储藏室”,在每样东西上留下“黑色的肮脏微粒”。家具、被褥,尤其是壁挂,都遭到了煤烟的严重侵扰。诺斯写道,挂毯由于常年遭受煤烟的破坏,“不仅会失去华采,而且还会散发出浓烈的臭味”,因此用壁板装饰墙壁成为一种时尚。    
    布料也深受煤烟和煤灰的危害,需要经常清洗。这不仅恶化了伦敦原本就已经相当严重的卫生问题,而且使得伦敦富人与准富人之间的差距更加悬殊。诺斯所关注的,更多是有地位的人们的处境,而非他们的财富,因为为了去除被污染的空气中的煤烟味道和煤灰颗粒,他们已经濒临破产。“总之,在这么多不可避免的麻烦中,那些富人无法舒服而清爽地生活,无法显得举止文雅、气定神闲,而要想采取大规模的改善措施,则需要更多的金钱,这是目前他们尚不具备的;其他那些(其实是很多)人,生活的天地更为狭窄,却心怀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雄心壮志,但由于其出身和资质的限制,他们往往会力不从心地败下阵来,转而与和自己水平、地位差不多的人结伴前行。”    
    被雨吸收的煤烟也确实是个难题,雨水涤去空气中的煤灰,再落到地面上时就成了一个个黑点儿。(18世纪的伦敦人喜欢撑黑色的防护伞,这毫不奇怪。)于是,这些煤灰就为伦敦那以脏闻名的街道铺上了一层黑色的地毯,直到再次变干、被风吹散。诺斯也曾抱怨街道上的那股煤烟微尘,他写道:“当人们认为自己在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其实已将含有硫磺、散发着臭气的颗粒吸进了肺里,这些极具杀伤力的颗粒足以使普通的喷嚏恶化成中风的那种喷嚏。”然后,按照伊夫林的描述,这些煤灰都一古脑流进了泰晤士河,它们给那些游泳的人们穿上了一件可以看见的黑色外套,即使他们离伦敦城还有几英里的距离。    
    污染对植物的影响一开始就很明显了。普兰特在1603年开出的“煤球”的处方,正是为了减少园林所受的污染。1661年,伊夫林写道,煤烟已经给蜜蜂和花带来了灭亡,许多品种的花都从伦敦绝迹了。至于果树,生长在伦敦的“那些倒霉的水果”有一种“苦涩的、令人不愉快的”味道,而且都不能完全成熟。1700年,一本名叫《城市园丁》(City Gardener)的书问世了,书中列举了一些可以在煤烟中顽强生存的植物,它们将因此而在伦敦及其他燃煤城市的园艺中受到冷落。    
    伊夫林确定地说,他所指责的污染也正危害着伦敦居民的健康。伦敦人的痰变得越来越黑,他们还不停地咳嗽、吸溜鼻涕,教堂里时时有责骂声、吐唾沫声,伊夫林把这一切都归罪于煤。他音乐界的朋友从乡下来到伦敦之后,纷纷抱怨他们的音域少了三个音符。伊夫林还描述了游客们来到伦敦后,通常如何出现种种身体不适的症状,而当他们一离开伦敦,这些症状就马上消失了。总的说来,他相信,“伦敦是世界上咳嗽、肺结核和其他肺病最猖獗的地方”。    
    此外,伊夫林和诺斯都相信,煤烟正在谋害人们的生命。伊夫林写道,煤灰引起的肺结核杀害了“众多的生命”,并断言,将近一半的伦敦死亡者都是死于某种肺功能的失调。诺斯还特别注意到了煤烟对婴儿的影响,他写道:“在这种散发着臭味且烟雾弥漫的空气中,也许那些出生的婴儿很难在伦敦长大;因为他们新生的躯体就像脆弱的植物或者花朵,很快就会在这硫磺般的空气中枯萎。”    
    当然,只凭这些作家对煤烟致命性的坚信,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他们还相信,疾病是由“病毒”或者空气中散布的放射物传播的。在将近两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这种病毒传播疾病的理论影响极大;若不是路易斯·巴德斯(Louis Pasteur)在19世纪晚期做的那次实验,这种理论也许已经深入人心了。虽然这种关于病毒的理论会使人们相信煤烟是疾病的罪人,从而将责备的矛头对准煤烟,但事实上,人们的态度却十分复杂。在病毒这方面,人们最害怕的是腐烂的植物和动物的脓血,而不是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烟囱出现之前,一些英国人相信,那弥漫在房间里的木头烟是对他们健康有益的。    
    有一种思想流派也认为,煤烟杜绝了更多可以导致疾病的危险病毒进入人体,尤其是瘟疫。伊夫林在他那本《防烟》中,也曾特地对煤烟可以抵制瘟疫的乐观看法表示过异议;他指出,在欧洲,伦敦拥有最糟糕的空气和最高的死亡率。伊夫林声称,煤烟预防传染病的这种观点,早在1661年就已经在医学院失去了立足之地。但是,仅仅四年之后,淋巴腺鼠疫再次肆虐伦敦,医学院于是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中介绍说,燃煤可以改善带有传染病菌的空气,但需要添加一些芬芳的易燃物,书中附有这些易燃物的清单,如雪松和香料等。(医学院还推荐人们用开枪时产生的气体来净化空气。)煤烟可以赶跑传染疾病的跳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确实在减缓瘟疫传播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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