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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4个月之后，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江青手下名副其实的“车、马、炮”，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他们实际上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的代言人。许多江青不便说或不便做的都是由他们去说和做。由于他们有中央文革成员的特殊护身符，更仗着他们与江青、林彪的铁关系，要拿掉他们，当时在一般人看来，那都是不可想像的。
当然，拿掉王、关、戚，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和决定，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也不可能有王、关、戚的迅速垮台。
有学者形象地评论说，周恩来将中央文革王、关、戚这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断地实行处置，拆去了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一“左”的历史怪胎走“背运”的开始。
隔离审查王、关、戚，是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一伙较量的一次阶段性的胜利，对江青一伙来说，绝不亚于8级以上的大地震，迫使他们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王力、关锋被抓起来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不得不表态说：外交部还是由总理管。
隔离审查王、关、戚，对全国急剧混乱的局势也是一个有力的遏止。
8月31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党组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于中央，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革命领导干部”，给他发出了严正的警告：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
12月初，周恩来接见参加港澳会议的港澳工委负责人时，再一次批评了在对港英斗争中的一系列极左做法，说：这些做法是脱离群众的，要尽快纠正。
此后，中央对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得以正确贯彻。
中英双方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缓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中国方面主动修复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并向他们道歉。
1971年3月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周恩来说：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了。中国政府是反对那件事的。那天晚上，用以我为首的几个人的名义联名广播劝他们不要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去。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政府负担。
同年，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表示：英国愿意撤销在台湾淡水的领事馆，并希望就中英两国外交关系的升格问题进行谈判。1972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的协议。
1972年11月，周恩来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对1967年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一事再次表示道歉。他说：一个国家不会是永远正确的，总会犯一些错误的，总要检查嘛。我们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你们的，错了就承认。
谈到香港问题时，周恩来说：我国政府对极左分子在1967年的活动和他们在香港采取的政策是不赞成的。但你们一镇压，这个问题就大了。
周恩来明确告诉霍姆：只要亚洲不发生大的战争，香港的现状就可以维持。保留香港作为自由港，这对中英双方都有好处。
霍姆对周恩来坦诚相见的态度非常感激。中英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制止中柬关系的恶化
柬埔寨是中国的友好近邻。
在某种意义上，中柬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在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的个人友谊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西哈努克是通过周恩来认识了新中国。
1955年4月，周恩来作为新中国政府总理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西哈努克作为柬埔寨内阁首相也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
这是周恩来和西哈努克的第一次见面。
会上，一些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受帝国主义的挑唆，对新中国存在着种种疑虑和偏见，并说了一些不友好的话，甚至攻击“共产主义统治是一党专政和独裁”，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周恩来从亚非人民团结的大局出发，没有计较，没有和他们发生正面冲突，而是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提出了符合亚非各国团结反帝、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主张，赢得了各国与会代表的高度赞誉。周恩来也因此被国际舆论誉为在会议“几乎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周总理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这是西哈努克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后的追述和感叹。于是，他主动要求和周恩来来往。
周恩来对年轻英俊的西哈努克也有好感，尤其是对西哈努克所奉行坚持“独立、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颇为赞赏。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先后同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共同防御条约》，又拼凑了《东北亚防御联盟》、《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对新中国形成了一个新月形包围圈。而柬埔寨作为一个中国近邻的小国，坚持“和平、中立”的政策，不和美国签订“军事条约”，不参加美国拼凑的“防御联盟”。这样一种面对帝国主义嚣张气焰的爱国正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着实难能可贵。
因此，周恩来也很愿意和西哈努克交朋友。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会见并宴请的第一位贵宾就是西哈努克。
从此，周恩来和西哈努克结下了终身的朋友之缘。在他们两个人的努力下，中柬友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此后，中柬友谊在1960年柬埔寨国王逝世，周恩来再次访问柬埔寨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胜似兄弟般的黄金时期。
然而，就是这种胜似兄弟的中柬友谊，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下，一度出现意想不到的尴尬僵局，甚至到了差一点要断绝外交关系的地步。
事情也是我国驻柬埔寨使馆的部分工作人员的一些极左做法引起的。
对我国驻外使领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就明确规定驻外使领馆只学文件，不搞运动，不搞“四大”。
1966年底和1967年初，我国驻各国的大使陆续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些回国的大使几乎都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原本计划让大使们分批回国参加“文革”学习四个月后再回去的打算也被打破了，使得中国驻外使馆出现很长一段时间无大使的情况。一直到1969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才开始重新向国外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大使。
1967年1月全国夺权风暴刮起后，在国外留守的部分使馆人员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纷纷给外交部来电，要求在国外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甚至提出要照国内的做法，在使领馆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驻外使领馆的运动开始还能控制住，但后来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逐渐有点失控了。一些驻外使领馆也纷纷“造反”、“夺权”，搞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了，闹得一塌糊涂。外交纪律在无政府主义的喧嚣中被抛到九霄云外，严重影响到驻在国与我国的关系。
在柬埔寨，我驻柬使馆的一些人员不仅在华侨学校中向广大师生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要求华侨教师在上课时学习毛主席语录，还向柬埔寨国内各地华侨和柬国内的左派组织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材料，号召柬埔寨人民起来反对本国的反动派。当时柬国内的柬中友协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还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当政的西哈努克政府。
这些极左行动引起了柬埔寨政府的不满，曾几次与我驻柬使馆交涉，均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和解决。
为此，西哈努克下令解散柬中友协，把该友协的工作合并到柬埔寨对外友协。
然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有关方面还继续承认柬中友协，并在柬中友协成立3周年的时候发去了贺电。柬埔寨的新闻媒介还对此作了报道。
西哈努克一怒之下，宣布要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全部人员。
一些别有用心的外电甚至报道说，柬埔寨和中国要断交。
周恩来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后，一方面批评中国有关方面的“左”的做法，强调保持中柬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亲自约见柬埔寨驻华大使，进行解释和挽留。
1967年9月14日晚11时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约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简单的寒暄之后，周恩来直入正题：“这次发生的事情，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我约见大使谈一谈。从我们两国建交以来将近10年了，从来没有发生彼此不愉快的事件。这次事件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只能表示遗憾。从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愿望出发，我们还是希望大使及使馆人员留在中国，继续为增进中柬两国友谊而作出努力。”
10月20日，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来我国访问，周恩来同他举行了几次会谈。24日，达达赫离开中国前往朝鲜等国访问，周恩来在送达达赫去机场的路上，请达达赫帮忙给朝鲜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埃及纳赛尔总统捎转他的口信。周恩来说：自从我国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时出现一点误会。华侨在一些亚非国家有不少，他们向往祖国，我们不能阻止他们。我们一直是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使馆也不能全管得了。另外，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这些偏差，随时可以改正。最近，毛主席在同刚果（布）总理谈话时，就说刚果（布）总统做得对，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有偏差。帝国主义诬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
这里顺带交代一下，周恩来之所以请达达赫总统把这样的口信捎给金日成，是因为极左思潮把中朝之间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也搅得不是那么愉快。在极左思潮的驱使下，一些红卫兵在街上公然贴出了攻击金日成的大字报；一些从朝鲜回来的华侨还到朝鲜驻华使馆搞游行，散发批判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的传单；在中朝边境，还发生了几名中学生红卫兵偷越边境，把“朝鲜必须顺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朝鲜必须跟着中国闹革命”的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