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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３日，中南海怀仁堂。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在这里召开，林徽因被特邀出席会议。
大红色的宫灯悬挂在主席台上，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摆放在主席台的正中央。
徽因觉得心慌、气促。她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疾病所致，今天这个会上，新政权要正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巨大的幸福感像潮水般地淹没了她，她需要不时地呼吸才能透过来气。
一个以艺术为生命的人，还有什么比凝聚着自己全部心血的作品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而更令人激动呢？
会议开始了，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全体与会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一阵眩晕袭来，眼泪夺眶而出，林徽因虚弱得几乎不能从坐椅上站立起来。
深爱北京
苏联专家来到了北京。
苏联专家组组长第一次来到清华大学营建系，送给梁思成一套莫斯科大学建筑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梁思成勉强听得懂他喉音很重的发音，他们可以用英语对话和交流。专家说，苏联建筑理论的核心，是斯大林同志提出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当谈到新中国的建筑时，专家强调，一定要体现中国的民族形式。这与梁思成一贯主张的尊重传统、注重建筑的体形环境的思想是相通的，思成听了当然高兴，专家也十分高兴，提笔在面前的笔记本上画了个飞檐翘角的大屋顶。直到握手告别时，思成才弄清楚，原来这位专家组组长并不是建筑学专家。
接着，苏联建筑科学院阿谢普可夫院士到清华讲学。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承担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任务，经常要到城里去开会，但他们还是尽可能地去听阿谢普可夫院士的课。
徽因和思成对许多问题感到困惑。
首先，莫斯科大学建筑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完全是沿袭巴黎美术学院的教学模式，与梁思成、林徽因２０年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时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几乎完全一样，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吃惊。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教学计划依据的是４０年代梁思成在美国考察研究的国际建筑学和建筑教育理论的最新成果。如今，苏联的一切都被奉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在一切向“老大哥”学习的形势下，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做了重大调整。
徽因和思成深爱北京，他们不是爱北京的某一殿、一楼、一塔，而是爱北京的全部。他们爱北京金碧辉煌的宫殿，也爱北京气势巍峨的城墙城门，他们爱北京和平宁静的四合院，也爱北京建筑群落上开阔醇和的天际线。怎样使北京固有的风貌不受损失，又承担起新中国首都的使命？徽因和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和副主任后，他们为此殚精竭虑。
他们想，私有制国家土地私有，城市建设只能听从有产者和房地产商的意志。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筑活动，完全可以做到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为了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完整陈述他们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设想，梁思成与南京的建筑学家陈占祥一起，共同拟定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后来被称为“梁陈方案”）。
方案的核心是建议将中央行政中心设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位置，从而完整保留北京旧城的古建筑。
他们提出选择旧城西南郊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开辟为首都的中心区域。这一区域西南连接已有基础的新市区，建造各级行政人员的住宅；东南由四条东西干道连接旧城的文化风景区、博物馆区、天安门庆典中心、商业区及市政府等。新行政中心南北开展，形成新的南北中轴线，其南面是将来的铁路总站。
方案认为北京是历史名城，许多古老的建筑已成为具有纪念性的文物，它们不仅形体美丽，而且有秩序的布局和整个文物环境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壮美特色。对北京的建筑群落，不应随意拆除或掺杂不协调的建筑形体加以破坏。
５０年后有人会后悔
那是一次大型的庆典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市的领导告诉梁思成，中央一位负责人曾说过，将来从这里望出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梁思成十分吃惊，他不能想像处处都是烟囱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
在他的构想中，北京应该像罗马、雅典和巴黎那样成为世人仰慕的旅游城、文化名城。
方案认为，现代的政府机构不是封建帝王的三省六部，而是一个组织繁复的现代机构，这些机构约需要十几平方公里土地的面积，而市内已没有足够的空地。
北京市民所拥有的园林绿化游憩面积已经太少，如果再将中央政府的机构分散错杂在全城，显然是不合适的。
以北京现在的格局，政府机构夹杂进来，必将破坏北京城原有的布局。
方案还谈到了城市建设的工程技术问题，北京市的人口问题，土地使用的分区问题……方案认为，如果将政府行政区设在旧城以外，不但保护了旧城的格局，同时还赢得了时间考虑旧城的详细规划与改建。
方案全面分析了北京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提出了对北京整体环境加以保护的思想，这是最早、最科学的保护北京、建设北京的思想。
但是，“梁陈方案”被否定了。
方案被否定，表面上看是因为经济原因。
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拿不出钱来建设一个新区，刚刚进城的共产党不能为自己大兴土木。
当然，方案被否定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原因。
决策者们认为以天安门作为北京的中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从前是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地方，如今是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场所，它从来就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理应成为新中国的行政中心。
另外，苏联专家对方案也持反对意见。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路线是没有的。”这一论述在建国初期被称之为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
苏联专家认为北京应该发展成一个工业城市，要提高北京市工人阶级的百分比，建议中央政府的中心设在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上。
“梁陈方案”被认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毛泽东的“一边倒”国策背道而驰。
陈占祥于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梁思成在彭真的保护下得以幸免。
梁思成、林徽因穷尽自己的想像，也不会想到，中国的建筑学家为中国古建筑的命运忧心忡忡是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
梁思成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立场，他对有关领导说：“……我要对你进行长期的说服……”他没有想到，自己所说的一切会遭到无情否定，还有比否定更令人伤心的吗？他禁不住痛心疾首：“５０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眼看着那些他们视为珍宝的古建筑即将灰飞烟灭、毁于一旦，梁思成在四处吁请时，禁不住声泪俱下。
他一次次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谈建设工作的计划性问题，谈长安街的规划问题，谈北京各处古建筑的历史和价值。
周恩来总理约见了梁思成。
周恩来没有正面发表意见
梁思成终于有了向总理面陈意见和建议的机会，他相信总理能理解自己，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
他向总理讲起了北京现存布局的合理，讲起了他所做的关于北京交通问题的调查及解决办法。为了能表述得更清楚，梁思成一边说，一边在笔记本上飞快地画着示意图。
北京城内的街道系统，用现代都市计划的原则来分析，是一个极其合理、完全适合现代化使用的系统。这是任何一个古代城市所没有的。这个系统的主要特征在大街与小巷。大街大致分布成几层合乎现代所采用的“环道”，由“环道”又四向伸出的“辐道”。
所谓几层的环道，最内环是紧绕宫城的东西长安街、南北池子、南北长街、景山前大街。第二环是王府井、府右街，南北两面仍是长安街和景山前大街。第三环以东西交民巷、东单东四，经过铁狮子胡同、后门、北海后门、太平仓、西四、西单而完成。这样还可更向南延长，经宣武门、菜市口、珠市口、瓷器口而入崇文门。近年来又逐步地开辟了第四环，就是东城的南北小街、西城的南北沟沿、北面的北新桥大街、鼓楼东大街，以达新街口。但鼓楼与新街口之间因有什刹海的梗阻，要多少费点事。南面尚未成环———也许可与东交民巷衔接。这几环中，虽然有一些尚待展宽、有一些段落未完全打通，但极易完成。
欧美许多城市都在努力计划开辟环道，以适应大量汽车流通的迫切需要。我们北京却可应用六百年前建立的规模，只须稍加展宽整理，便可成为最理想的街道系统。
至于北京的胡同，有许多人不满意胡同这种街道系统。其实胡同的缺点不在其小，而在其泥泞和缺乏小型空场与树木。但胡同是安静的住宅区，有一定的优良作用，使道路系统的分配保持了一定的秩序。
这一切便是发展建设的良好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既可以对北京的街道进行改进和提高，又不必毁损古建筑。
由街道说起了北京街道的牌楼，思成希望城建中能保留下牌楼这一中国独有的古老而优雅的街道景观。北京的街道牌楼起源于古代城市里坊的坊门，当时它除了作为里坊出入口的装饰性标志外，还常被用来张贴表扬里坊的好人善行，有着教化的作用。前门大街上的大栅栏就是一座里坊门。
北京遍布九城的牌楼，曾经数以百计，是最具古都特征的建筑。一直到二十年代初，北京的街道牌楼还有３５座。民国十二年，北京开通有轨电车，因为电车要从东、西四牌楼下面通过，经果将原来的牌楼加高，把原来牌楼的木柱换成了钢筋水泥立柱。
牌楼是古代建筑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样式。它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装饰点缀了城市街道，衬托了建筑组群。在外国的唐人街，牌楼已成为华夏建筑文化的符号。
……
周恩来双臂抱在胸前，一直面带微笑听着梁思成的讲述，这使梁思成倍受鼓舞。他极富诗意地向总理描绘帝王庙牌楼在太阳渐渐沉没西山时的美丽画面。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周恩来没有正面发表意见，只是意味深长地吟诵了一句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梁思成、林徽因的声音在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一泻千里的浩大声势中，如浪花被巨浪吞没。
城墙派
梁思成和林徽因意识到，北京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他们希望退而求其次，保住北京的城墙和城楼。
他们假设了这样美好的可能。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花草，再安放些公园椅。夏季黄昏，可供十万人纳凉休息。秋高气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