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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志摩看来，解除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关系，就解除了痛苦。假如没有这种勇气，怎么能谈得上改良社会，造福人类。他决心“勇决智断”，去争取自己真正的恋爱，真正的幸福，真正的生命。
林徽因不知所措
面对徐志摩热烈而率真的感情追求，林徽因不知所措了。
刚和徐志摩认识时，林徽因只是把他当做父亲的朋友。张奚若当初是和徐志摩一同到林寓拜访林长民的，他后来回忆说，林徽因当时梳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他和徐志摩叫做叔叔。后来随着交往的深入，林徽因对徐志摩也产生了感情，尽管这种感情与徐志摩对她的感情并不完全相同。她爱徐志摩广博的见识，独立的见解，奔放的性情，坦荡率真的为人。
尽管徐志摩长她８岁，在年龄上是她的兄长，可在内心里她又视他为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孩子般的“真人”。她感激徐志摩为她打开了心灵的空间、生活的空间，她的精神在这种交流中得到了舒展和升华。她承认，她喜欢和徐志摩在一起，除了父亲之外，她从来没有和任何异性说过这么多话。
毕竟林徽因只有１６岁，所有的感情体验，包括慌乱的眩晕、喜悦、害怕、羞涩、疑虑、担忧，对她来说都是第一次。她还不太区分得清，在她对徐志摩的感情里，有多少是友情，多少是异性间的倾慕。也许，本来这种种情感都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用林徽因的终生好友费慰梅的话来说：“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对他打开她的眼界和唤起她新的向往充满感激。”“在多年以后听她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济慈、拜伦、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沃尔夫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
最初的慌乱过去后，林徽因沉静了下来。面对自己的心灵、面对自己真实的向往，幻象消退了，愿望清晰了，她沮丧地对自己说：这怎么可能呢？
她难过地反省着自己：当初，正是清楚地知道徐志摩是有家室的人，才可能跟他无顾忌地交往，自己怎么可能去做破坏别人家庭的事情。更何况，出身名门、从小跟着祖父母生活的徽因，是在传统的伦理教育中长大的。尽管读了许多西方文学作品，但她单纯的生活阅历、她高傲的性情以及她的理性都使她不会去做任何与传统、与家庭的名望相悖的事情。
后来，她曾冷静地说：“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这桩事情传到了国内，徽因的几个姑姑，在这桩事关徽因的终身大事上空前地一致。她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林家的大小姐会嫁给一个有妇之夫。她们写给林长民的信措辞激烈，传达出了家族的意志和声音。
多年以后，费慰梅在谈到这桩往事时说：“徐志摩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引起同等的反应。他闯进她的生活是一项重大的冒险。但这并没有引得她脱离她家里为她选择未来的道路。”
１９２１年秋，林长民出国考察的时间到期。１０月，林徽因随父亲乘海轮归国。
梁启超劝阻
徐志摩的追求虽然没有得到林徽因的允诺，他却仍然不顾家人和亲友的一致反对，坚决要求与张幼仪离婚。徐志摩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仅是为了追求林徽因，而且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生活境界。
他最敬重的老师梁启超先生，得知这一消息，专门给他写信，劝他打消离婚的念头：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荡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亦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生而已耳。
呜呼志麻！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吾侪当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忧悒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矣，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能自拔，呜呼志摩，无可惧耶！无可惧耶！
梁任公的信可谓字字发自肺腑，是一位师长对后学直抒胸臆的谈心，也是一位过来人对晚辈的规劝。但这时的徐志摩主意已定，他在给任公的回信中坦陈自己就是要不畏“庸欲之嫉之”，反其道而行之：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此，夫岂得至而然哉？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１９２２年２月，张幼仪在柏林生下次子德生（又名彼得）。３月，徐志摩和张幼仪在柏林由吴经熊、金岳霖作证，正式离婚。
１９２２年８月，徐志摩回国。
有的文章在涉及这桩往事时，谈到徐志摩决定离婚之前，曾接到过林徽因的一封信，林徽因在信中要求徐志摩在她和张幼仪之间做出选择，由此促使徐志摩下了离婚的决心。
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臆测和想象。徐志摩在生活中习惯于保存所有的通信及亲人朋友之间的文字，如果有这样一封信，徐志摩不会不留下来。现存有关徐志摩的资料中，找不到与这种说法有关的任何依据。
林徽因跟随父亲回国后，又继续进培华女子学校学习。
许多年过去了，徽因在徐志摩乘飞机遇难的悲痛中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里谈到自己对徐志摩的感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林徽因真实的心迹：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永远拥有
十六七岁的林徽因，在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时，听从了理性的召唤，她理性的选择使自己的人生沉静而完满。她郑重地珍藏起了徐志摩的情感，对这份美好的情感她永远报以深情的凝视。
在以后的岁月里，林徽因始终与徐志摩保持着朋友间真诚而纯洁的情谊，她对徐志摩感情的理解和尊重，使她永远拥有徐志摩的敬重和挚爱。
林徽因回国了，徐志摩在思念、爱恋、失望和希望中辗转。他开始写诗了。星月的光辉让他感动得落泪，泠泠的溪水让他体会到寂寞，薄霜满地的树林让他倍觉伤感，强烈的无处可宣泄的各种意念燃烧着他，诗行铺满了一页页稿纸。
人们都说，徐志摩的《偶然》，是写给林徽因的一首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是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林徽因从３０年代初开始写作新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徐志摩的影响。她写于１９３１年的《仍然》，可以看做是对徐志摩《偶然》的应答之作，也是她自己心迹的坦陈：
你舒伸得像一湖水向着晴空里，
白云，又像是一流冷间，澄清，
许我循着林岸穷究你的泉源：
我却仍然抱着百般的疑心，对你的每一个映影！
你展开像个千瓣的花朵！
鲜妍是你的每一瓣，更有芳沁，
那温存袭人的花气，伴着晚凉：
我说花儿，这正是春的捉弄人，
来偷取人们的痴情！
你又学叶叶的书篇随风吹展，
揭示你的每一个深思；每一角心境，
你的眼睛望着，我不断的在说话：
我却仍然没有回答，一片的沉静
永远守住我的魂灵。
林徽因和徐志摩，就像天空中运行的两颗行星，各自有各自的运行方向和轨迹，当他们在浩渺的星空中相遇时，深邃无垠的天际闪耀着美丽、璀璨的光亮。
培华女中的下课铃声响了，这是周末，一群群白衫黑裙的姑娘翩翩地飞出了校园。她们叽叽呱呱的英语中夹杂着好听的卷舌的北京话。校门口，排着一长溜来接她们回家的小汽车和黄包车。
终于到周末了！天气多么好，多么好！晚霞多么美，多么美！徽因盼着周末回家，从周一回到学校就开始盼。在盼望中，徽因觉得时间过得又快又慢，在盼望中，心被希望和幸福涨得有些轻微的疼痛。
徽因盼着周末回家，是盼着和梁思成相见。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公子，徽因随父亲去英国之前，在两个家庭的往来中，他们就互相认识了。
梁启超的长公子
那时，梁思成已经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科班。清华学堂留美预科班学制８年，１９２２年，梁思成毕业在即。这一年，他２１岁，比林徽因长３岁。在父辈的安排之下，他们由相识而相爱了。
以倡扬变法维新闻名于世的梁启超和立宪派著名人物林长民都曾是声名赫赫的政界名流，又都是儒雅旷达的文人名士、不堪忍受官场污浊而激流勇退的社会贤达。他们之间以才识超群、情趣隽逸而结为挚友。在这两位挚友看来，这门儿女亲事是十分相当的。
北京景山后街雪池林寓，是一座典雅的院落。当初林长民决定买下这个院子，除了这里地处北京的中心、环境安谧外，他还看中了后院那两棵高大挺拔的栝树。搬到这里后，他写诗题字都自称“双栝老人”。正值春天，栝树鳞状的叶片青葱碧绿，鲜黄色的花朵亮得逼人眼目。从院子里望出去，北海公园的白塔玉雕般素雅玲珑地耸立在晴空下。
徽因和母亲居住的小院有一架紫藤，紫藤小小的叶片呈长椭圆形，羽毛般密密匝匝地缠藤绕茎，阳光穿过藤萝架，筛下一地斑斑点点的阳光。
思成常来这里看望徽因。
母亲很中意这个祖籍广东的小伙子。他待人谦和、斯文有礼，腼腆里透着忠厚。个子虽说不高，看上去却十分精神。更重要的是，母亲看得出来，徽因喜欢他。母亲喜欢地看着两个沉浸在快乐中的年轻人，他们像一对小鸽子，只要到了一处，就咕咕哝哝有说不完的话。
徽因喜欢和思成在一起，他们无论是出身教养还是文化构成都有太多的相似，性情、趣味的相投使他们的交流十分默契。常常是徽因笑谈之中看到思成眼里闪烁着调皮的火花，就知道思成已完全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