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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凌叔华这时来了。
徽因接待了她。聊了一会儿闲话。凌叔华说明了来意。
她对徽因说，她准备编辑一部《志摩信札》之类的书，希望能从徽因这里得到一些志摩的信件。
徽因心里顿时有些不快，她对凌叔华这种只考虑自己的需要，不顾及别人感受的做法，情绪上十分抵触。特别是那两本“康桥日记”鲠在她的心头，让她感到心中憋闷。她告诉凌叔华说，前些年自己和思成一时在国外，一时在东北，所以他们所有的旧信都保存在天津，恐怕不能立刻拿出来。而且这些信几乎全是英文的，即使拿出来也要经过翻译，不能马上就用的。
徽因又告诉凌叔华，适之已把志摩那只小箱子交给了自己，并委托整理，为了对得起适之的信任，自己在整理时力求保持历史的、客观的态度。
说到这里，她尽量委婉地向凌叔华道：“听说你那里有志摩的‘康桥日记’，能让我看看吗？”凌叔华迟疑了一会儿，极简短地回答：“可以。”
徽因又问：“你那里有几本？两本么？”
凌叔华的声音带出了情绪：“两本。”
徽因想打破这种气氛，显得很轻松地问：“那两本和箱子里的是一样的封皮么？”
凌叔华愈发地不耐烦了：“是的！哦，不是！我说不清。”
看着凌叔华极不高兴的神色，林徽因十分窘迫。但她还是忍着不快说；“那我下午去你家取，成么？”
凌叔华一口回绝道：“我下午要外出，不在家。”
依徽因的脾气，她这时想说：那么我现在就同你一道去取。但是她不想把事情弄僵，强忍着不快，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是问什么时候去取合适。
最后，她和凌叔华约定，后天，１２月９日，她遣家里的听差去凌叔华家取回来。
到了１２月９日，徽因想到凌叔华的态度，总觉得有些不放心。她怕派别人去又有什么节外生枝的麻烦，决定还是自己亲自去取的好。
半本日记
果然凌叔华不在家。门房将一纸留言交给了徽因，留言上写道：“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检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大，一小，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以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
徽因读完留言，觉得有一口气堵得心头发慌，本想掉头就走，但她定了定神，还是留了一张字条：“叔华：如有时间，还请你务必将日记找出。那是个不幸时间的留痕，我欲一读，想你可以原谅我。”
徽因回到家里，被人捉弄的感觉挥之不去。思成也觉得叔华如此行事太没道理，但他只能劝慰徽因。徽因原本就神经衰弱，被这件事一搅，夜里怎么也睡不着了。她翻来覆去地推测各种可能，甚至还站在凌叔华的立场，想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徽因揣测，也许是凌叔华怕自己不还那本日记，所以要抄留一个副本，如此才拖着迟迟不给；果真如此，也太难为她了。
过了几天，徽因的一些朋友不知怎么也知道了这件事。有人告诉徽因：凌叔华在陶孟和家对陶夫人沈性仁说，徽因拿走了小曼的两本日记不想还，还想要她保存的志摩日记，她不愿意给。
转眼一星期过去了。１２月１４日是星期一，徽因和思成去营造学社了，凌叔华来到了林徽因家，留下了一个日记本和一张便条。
当林徽因打开这本日记时，不禁啼笑皆非———这只是半本日记，开始的日期是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１７日，最后的一句话是：“计划得很糟。”日记中断在徐志摩第一次见到林徽因的前一两天。
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正好缺失了与徽因相识的那一段时间。谁裁去了这一部分日记？林徽因生气了，失去知心朋友的悲痛与不明就里的被蒙骗的感觉搅和在一起，使她急于澄清事实。
因为事情起因于胡适的委托，所以徽因给胡适写了两封信，诉说了整个事情的始末。为了能把事情的原委讲清楚，徽因在信中甚至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她和凌叔华之间每一次来往的时间、地点、主要谈话及结果。这种一一列举一反她通常的清高，甚至显得有些不厌其详和絮絮叨叨。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气愤：“适之先生：下午写了一信，今附上寄呈，想历史家必不以我这种信为怪。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
她坦陈自己的感情：
关于我想看的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里太Ｈｕｍａｎ了，我也不觉得惭愧。……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志摩ｉｎａｗａｙ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的历史。
永远说不清的往事
我觉得我的一生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激励在我的生命中，或恨，或怒，或快乐、或遗憾，或难过，或痛苦，我也不悔的，我也不得意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型的人，靠突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对于我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我难过极了。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徽因给胡适写信，只是因为诸多烦恼郁积在胸不吐不快，她并没有想到这些纯私人的诉说在几十年后可能发表。因此，这些信件尤其能使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林徽因。这是一个毫无心机的林徽因，一个不善于应对曲折复杂人事的林徽因，一个待人诚实、遇事急躁、缺少方法的林徽因。特别是其中谈到她与徐志摩的关系，更是可以廓清种种关于他们之间感情的凭空猜测和臆断。
胡适接到徽因的信后，于１２月１８日写了一封信给凌叔华，此信传递了胡适兄长式的温和的批评、规劝和调解，也旁证了林徽因在信中谈的事情：
叔华：
……昨始知你送在徽因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把那一册半留下做传记或小说材料用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
我们无从知道凌叔华看到胡适此信后的态度和做法，但是，那半册（或一册半）日记从此没了踪影，成了一件后人永远也说不清的往事。事情已过去半个世纪，１９８２年１０月和１９８３年５月，客居英国伦敦的凌叔华两次在写给徐志摩的表弟陈从周的信中提到了这件往事：
……这情形已是三四十年前的了！说到志摩，我至今仍觉得我知道他的个性和身世比许多朋友更多一点……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助林徽因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的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有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
费正清造访
……日来平心静气地回忆当年情况，觉得胡适为何要如此卖力气死向我要志摩日记的原因，多半是为他热恋政治。志摩失事时，凡清华北大教授，时下名女人，都向胡家跑，他平日也没有机会接近这些人，因志摩之死，忽然胡家热闹起来，他想结交这些人物，所以得制造一些事故，以便这些人物常来……那时林徽因是最着急的一个，她也同我谈过，我说交适之了。
从凌叔华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那桩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往事仍然耿耿于怀。此时，林徽因已去世三十多年，凌叔华自己也垂垂老矣。究竟是什么使她这样充满怨毒，不肯理解和原谅那些已如浮云般飘渺和遥远的故人往事呢？是她对徐志摩的感情？还是她对林徽因的嫉妒？还有那让林徽因无限牵挂，而且引起此后许多人凭空猜测的“康桥日记”，也仍然是下落不明。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有多么不同的看法和结论；更重要的是，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志摩消失在无垠的长空，只是一瞬间的事，可他身后的各种是非纷扰，几十年来却一直没有断绝过。
这是１９３２年的５月，一个高个子、沙色头发的美国年轻人走进了北总布胡同，他就是费正清。刚到北京时，他在中央研究院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研究清朝政府与西方各国的外交历史；后来他得到了清华大学的教职，讲授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他租了一个四合院，在北京的教堂迎娶了他有着苗条身材、蓝灰色眼睛的新娘费慰梅。
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在这时期认识了林徽因和梁思成。费正清和费慰梅是梁思成根据他们英文名字的译音为他们起的中国名字。费正清的英文全名是约翰·金·费尔班克，费慰梅的英文全名是维尔玛·丹尼欧·坎农。
对于费正清与中国知识界的关系，一位西方学者这样写道：“不像在北京的许多外国人，费正清夫妇十分幸运的是他们的朋友圈超出了西方人团体的界线，他们与一些中国人建立了深厚、持久的联系，特别是与著名的政论作家和改革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及他的妻子菲利斯关系更为密切。作为建筑师，他们两人在美国得到培养，分别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梁思成夫妇向他们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者，其中有哲学家金岳霖（被亲切地称为老金）、政治学家端升，还有陶孟和、陈岱孙以及物理学家周培源———这是一个在自己国家的未来，在费正清与这个国家的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杰出群体。”
在北京度过的蜜月生活令这对美国人终生难忘。当然，这种生活也包括治外法权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利益。他们保留着自己的爱好，骑马、打网球，同时又尽情领略东方古国的浪漫与悠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