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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有利于文字的表述，有利于研究人、琢磨事儿。史书上记载，孔子非常讲究吃，讲究穿，吃肉越细越好，穿要剪裁得体，华服盛装。我欣赏孔子的大度，欣赏他的临危不惧，就是战火烧到了门前也要把酒喝完。其实，你要想把一个人琢磨得透彻，就得要学会阅读和思考，你还要学会融汇贯通，那么你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新出炉的好东西。有人说，现在的小说不好看，已经没人读了，我就没这么想过。我始终以为小说是好看的，而且一定会有人看，只要你写得好，怎么会没人看呢小说是文化艺术，不是一种大众消费，不是一件花衣服，买来就能穿上。好的小说一定要好的读者读，这样作者和读者才能共同完成一种审美。
一个人，无论先天的资质是厚还是薄，后天的学习都非常重要。悟性从哪里来智慧从哪里来都来自后天的修养。我写过一部小说叫《你以为你是谁》，这句话常被引用。你不要以为自己是谁，你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读书，任何时候，都不要被外界给你的光环、夸奖、赞赏所诱惑。你抵挡住了诱惑，你就会获得智慧，你的心灵才会彻底地安静，你的作品也才会找到一个安静的、赋予个性的角落。一个人，他的生命价值何在就在于他生命的愉快——写作使我愉快，读书使我愉快，和小动物在一起使我愉快，那么我就会去写去读。我的一本再版书的后记是我女儿写的，题目叫《我的妈妈有点怪》，她说我觉得妈妈特别怪，很长时间不去商店，一去就买几件衣服；经常是一点儿都不打扮，有时又很讲究，所以我觉得她很怪。小孩子不懂，只看表面现象，她哪里知道，一切都源于我在体验一种生命的愉快啊
关于我的作品的“触电”，我觉得这很好，反正是他们找我，不是我找他们。我这个人怕“事”，但别人要来找我，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只要他们真心实意地想做事情，我就会把版权给他们。只是，但凡热闹的事情，我一概不参与，我也不会说他们篡改了什么，或者要求他忠实于原著什么的。我生性比较慵懒，我为什么佩服孔子，因为希望能像他那样，在任何时候都能悠闲和自在。你不用和任何人去争，你不用说任何人不好，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与己无关，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善待自己的人生。
像爱情一样没有理由
——池莉答程永新先生
程永新：八十年代，中国当代作家对文学的形式进行了全面的试验，你认为你的创作与那个时期的试验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记得，你的成名作《烦恼人生》就发表在那个时期，那时候，批评家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新写实主义”，你的写作就被归于这面大旗下，你对这种归纳认同吗？
池莉：我的写作，一直都只是与自己天生的热爱，自己生命的成长，自己的内心情感，自己的思想变化和自己世界观的变化密切相关，与中国文坛所发生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想当年，面对八十年代文坛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探索，我都觉得可笑，觉得有一点小儿科，觉得外国文艺思潮及其文本形式和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文学思想脉络有着本质的差距。当时我也如饥似渴地阅读许多翻译作品，也觉得人家的东西，像“等待戈多”什么的，的确有点意思。我承认和欣赏别人的精彩，但是一旦面对自己的写作，我就非常冷静了。因为我的个人经历使我成为了一个热不起来的人，怀疑一切的人。童年时代穿羊毛衫牛皮鞋抱洋娃娃吃丹麦奶粉，人民群众都朝你巴结地微笑，文化大革命一来，整个生活天翻地覆，人们一定要把你置于死地。谢谢漫长的文化大革命，谢谢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倍受歧视的生活，是它们引发了我对我们生活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怀疑与思考。冷眼看着别人时尚的外衣穿在我们骨瘦如柴的身上，勾起的是辛酸和感伤。别人的精神生活、文本结构与语言形式都产生于别人的现实生活，即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活，而我们中国人呢？可怜的，被紧紧约束在狭窄如一线天的意识形态之下，温饱都还没有解决，猪狗一样拥挤地居住在狭小的空间里，购买豆制品和火柴都还要购物票。所以，我当时的文学意识的是：摆脱了漫长文革环境的中国文学，至少首先应该有一个对于假大空话语的反动和纠正，有一个对于中国人个体生命的承认，尊重，歉意和抚慰，有一个对于中国人本身七情六欲的关切，有一个对于在逼窄的意识形态下的窘迫且贫困的现实生活的检讨和指责。
所以，我特别有冲动揭示我们自己的疮疤并抚慰我们自己，所以我就激动地写了《烦恼人生》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小说，像《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什么的。在当时，我的小说与整个文坛的文学气氛很不协调，是一种孤立的另外的从芸芸众生中发出的声音，看似写实，其实是用显微镜放大疮疤，许多人本能地护疼：难道我活得这么卑贱和平庸吗？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于小说的欣赏，已经习惯正面照“风月宝鉴”，就是《红楼梦》中道士送给贾瑞的风月宝鉴，突然你将反面给我们照，里面是一个骷髅儿，我们自然就难免与贾瑞的反应一样，要骂人了：“混帐，如何吓我！”所以我的小说从一开始就不讨文学庙堂的喜欢，被批评为苟活和小市民，幸而我早有预料和心理准备，我一点不生气也不着急甚至从来不反驳，因为我与一些人看世界的视点完全不一样，我是从下开始的，他们是从上开始的，用文学界时兴的话说，我是从形而下开始的，他们是从形而上开始的，认识的结果完全不同。批评界说我是“新写实主义”，我没有什么反应。我不太明白什么是“新写实”。我也没有花时间去研究。大家说我什么就是什么罢了。时间一长，形成了语言事实，有一些公开场合，人们也这么介绍我，我也就默认。解释自己多累呀。
八十年代，对我震撼最大的是读者对我的接受和认可，《烦恼人生》发表之后，我坐去武钢的轮渡，被武钢的职工们认了出来，整条船一片欢呼，二楼的人们使劲跺脚与一楼呼应，有人当即为大家背诵《烦恼人生》的片断；在波澜壮阔的长江上，迎着初生的灿烂朝霞，听着自己的小说被传颂，看着几百人向你扬起真诚的笑脸，太好了！这种感觉实实在在地让我激动和狂热，真是太好了。它对于我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激活毫无疑问地超过了所有的文学奖，专家评语和所谓的历史评价。所以，我得老实地承认，我与中国文学界的任何一次热潮都没有关系。
程永新：据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经过八十年代的大规模试验，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尽管创作的作品数量不少，也涌现了一批新人，但整体看来，是处于繁荣之后的休整期，但休整不是沉寂和喑哑，相反，听得到海底的涌动，感受得到孕育的阵痛和呻吟，文学大的趋势如此，但个体又呈现各各不同的景象。星空暗淡，不妨碍星球闪烁。比如你的写作就有些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似乎走出了那个“新写实”的归纳——准确说，是那个“新写实”踏步远去之后，你的创作力反而更加旺盛，作品源源不断，我注意到你的文集已经出到第七卷了，这是为什么？这种汹涌的创作源泉来自于何方？你说你十五岁写下了“只为你燃烧”的诗句，表达了对文学的向往和虔诚，你觉得这依然是你写作的原动力吗？
池莉：我的创作原动力从哪里来？我想，它的绝大部分从我自己的生命中来。对于一个几乎在童年就选择了文学的人来说，我很高兴自己不是首先从书本和学理那里来认识世界，换句话说，不是从人类社会已经规整的、梳理的、逻辑的和理论的地面建筑来认识这个社会，而是从这幢建筑的最底层──地表之下，那最原始最毛糙最真实的生命发端处体会和领教这个社会，这种亲身的体会和领教对于个人生活来说虽然充满辛酸和苦涩，同时却也充满了文学因素和写作动力。当我还只有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饱经风霜，已然苍老，很矫情对吧？别的少女开始初恋，而我开始思考国家，体制，意识形态，专政手段，社会各阶层的结构等等问题。那时候，我迷恋的书，除了文学名著之外，还有毛著，还有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出版的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1955年出版的罗森塔尔和尤金编辑的《简明哲学词典》；等等。早些日子读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在读到下放知青聚集在一起，狂热又盲目地阅读与探讨整个世界的时候，亲切之感油然而生。我的年龄比“六八届人”还要小几岁，我只能牵着大哥哥大姐姐的衣角玩。想当年，在那昏暗的知青小屋的深夜，我听着老知青们的高谈阔论，激动得发热病一样一阵阵寒颤。虽然后来我没有进入一个系统的理论调理阶段，但是那种毫无功利的阅读和探讨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勤奋思考，强大地支持了我的怀疑论，决定了我的文学立场和写作视点。“只为你燃烧”的诗句，就是那个时候写下来的，我想最初的激情可能就是我永远的激情。
当然，客观地说，我的创作激情也有一部分从我的读者那里来。假如二十年来，从始至终我都没有读者，我不敢说我将怎样。青年时代我曾经有这么一个打算：假如将来我成不了作家，我就寻找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开辟一块农田，养一条看家狗，种地和阅读，写点东西自己看，自食其力地过活。幸运的是，现在我的文集续到了第七卷，从1995年初次印刷到现在，每年都重印几次，整套书大约已经发行了七十万册左右。我觉得，小说作家与读者建立的是一种密传式的心灵感应，传达独特的个人情怀和不可言传的私人审美感觉。在眼下这么昏热混乱的社会变革时期，在文化素质和理解能力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在名利熏心个人欲望空前高涨的氛围中，十万读者就很令人满足了。我不认为青史留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正史留名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成了干巴巴的蜡人像，留名又如何？我在一家私立的心脏病医院遇上了一个医学博士出身的外科主治医生，据说这位医生平日不苟言笑，十分内向。可是这位医生却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我要谢谢你！我想告诉你，生活在今天的时代，我的心理压力大得简直要崩溃；幸亏我有了你的书，你的书总是在我的床头，是我的心理医生。”面对这样的读者，我宁可放弃青史留名；哪怕是为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