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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三大战役已结束，基本消灭了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被分割的各大解放区联成一片，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毛泽东等已经在筹划成立新中国的人民政权。而革命战争中各解放区财经分散管理的状况，显然与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为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拟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个机构的首长，实际上是新中国财经统帅，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由陈云担任，得到毛泽东首肯。陈云在中共七大提出不要打烂旧机器，使毛泽东顿生党内需要财经专家的感慨，对陈云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还亲自找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谈话，让他兼任中财委副主任，当陈云的助手。
2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二天，陈云从沈阳赶赴北平，与身处前线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方面领导人商议后勤供应等问题。2月6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要他们告诉陈云，“请陈偕罗同来一叙”。
到西柏坡后，陈云立即向毛泽东等汇报了东北的情况和东北局的工作，并同他们彻夜长谈。周恩来通知陈云，中央决定由他挂帅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要他回东北后，把工作交接一下，尽快来中央。
这并不是一副轻松的担子，财经战线上的挑战，其艰险程度并不亚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陈云首先迎来的，就是后来被称作建国初财经工作“三大战役”之一的严重斗争：稳定物价。
物价猛涨，人心惶惶。陈云临阵受命：安下地盘试一试
国民党留给新中国的，名副其实是一付经济“烂摊子”。 从1937年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通货发行量增长了1400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给全国人民造成约150亿银元的损失。
恶性通货膨胀使纸币信用完全破产，老百姓担心货币贬值，抢购商品，或纷纷将手头纸币换成金银、美钞。农村里则干脆回到最原始的物物交换。
市场动荡使正当经营的民族工商业深受其害，人民群众苦不堪言。经济上的崩溃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投机资本却得到了畸形的发展。当时的说法是，“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严重恶化了正常的工商业经营环境，却培养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投机大军，官僚资本倚仗特权投机渔利，社会闲散资金进行投机追逐暴利，就是少数仍在勉力从事工商业经营的民族资本，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的损失，也不得不卷入投机。投机加剧了市场动荡。
投机资本就如同吸食腐尸的乌鸦，在这种极端混乱的财政经济中迅速壮大，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形成极大的威胁。周恩来曾说：“中国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扭转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极端混乱危险的状况。
但是，从投机资本争夺市场控制权，稳定物价，又谈何容易！
1949年全年支出军政费用、救灾费用及抢修铁路等经费，共达567亿斤小米，而当年财政收入仅303亿斤小米，收支相抵，财政赤字达264亿斤小米，关内地区的财政赤字，占到了全部支出的65。9％。
这就意味着，一半以上的中央财政支出靠发票子。
这样一来，投机资本就有了可趁之机，在1949年4月、7月、10月和1950年2月掀起4次物价风波，促使物价在很短时期内暴涨，使群众产生极其严重的恐慌心理，从而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严重影响到前线供应、人民群众的生活及正当工商业经营活动。
在财政收支暂时还不能平衡，生产尚未恢复的情况下，能不能战胜投机资本的破坏，使物价根据通货增加情况逐渐上涨而不是猛涨，这是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及其财经领导人的严重考验。共产党能对付得了投机资本吗？很多人都表示怀疑。有的甚至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０分。”
陈云受命后，迅即返回东北，安排有关工作。考虑到去中央后难再回来，他还抓紧时间到东北各厂矿视察，希望尽可能多地掌握东北经济情况。这一忙，时间又过去了3个月，连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他也无暇参加。
在这期间，市场持续波动引起群众恐慌、工商业叫苦，军队后勤保障又是千头万绪、急如星火，各地都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多次致电陈云，催他速来。
中央已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于3月25日进驻北平。5月9日，陈云急赴北平。陈云受命入关的时候，有人问他进关后准备怎么办，他平静地说：“安下地盘试一试。”
内外交困，处变不惊（1）
外有敌人的封锁轰炸，内有投机资本的猖狂挑战。
陈云处变不惊，有条不紊地筹建财经统帅部，谋划迎战部署
陈云是在投机资本掀起的物价风波中走马上任的。1949年4月，一场大范围的物价波动席卷华北、西北，波及山东、苏北等地，平津震动。天津综合物价指数，5月中旬比3月份上涨1。2倍。这是投机资本掀起的第一次物价风波。
陈云5月10日赶到北京，11日就参加中央军委在香山召开的财经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以及天津、唐山和不久后解放的上海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
当时一个最有利的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广大的农村，也就掌握了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生产物资。而通过接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又掌握了干预市场的必要物资力量。人民政权疏通粮食运输，在国营贸易公司之下分别建立粮食、花纱布、百货、山货等专业公司，并在平津建立40个粮食、纱布营业处和零售店，直接供货，平抑物价。此外，还设法吸引游资，开办“折实储蓄”，吸收存款。到5月中旬才使物价涨风平息下来。
“安下地盘”的工作，陈云很快就干出了眉目。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会议，由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的中财委正式成立。14日，在中财委第一次全体干部会议上，他诙谐地表示：我在陕甘宁边区搞过“小摊摊”，现在是搞全国的“大买卖”。
市场形势瞬息万变，不可能给陈云留下太多时间来从容部署。陈云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知道，物价必须稳定，并且要及早稳定。物价早稳定一天，全国人民就少受一天痛苦。物价上涨、币值下跌，吃亏最大的是城市里靠薪资为生的工人及军政人员。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共产党，他们还透过经济看，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
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陈云一边“安地盘”，一边率领这个财经司令部，与投机资本为争夺市场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5月27日，上海解放。江浙地区势力强大的投机资本立刻向人民政权展开了挑战。
照一般常规来说，大型工商业城市一旦解放，应该能比农村和中小城市容纳更多的人民币，物价应该更容易稳定。但在上海偏偏就遇上怪事，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后，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晚上又差不多全回到了人民银行。
经过调查和分析，人民币被顶在上海大门外的原因就是投机势力作祟。过去通货膨胀厉害的时候，人们都抢购黄金、白银和美元等外币（即所谓“黄白绿”）以保值。现在人民币大量进入市场，投机分子利用人们对长期通货膨胀的恐惧心理，哄抬金银、外币的价格，阻挠人民币占领市场，拉动物价上扬。
在对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之后，6月8日，陈云签发中财委复华东财委电，决定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同意用强硬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
投机资本的大本营被抄，元气大伤。
为了从根本上稳定人民币的地位，中财委6月8日致华东财委的电报中，在命令采取强硬手段，查封证券大楼，严惩银元贩子的同时，也准备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券；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券；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之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
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不出1个月，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在与投机资本这一回合的较量中，借助政治和军事的手段，人民政权取得了胜利。这场战斗，人们称之为“银元之战”。
但投机资本势力强大，这次并没有伤其根本，他们很快将投机活动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掀起了新一轮物价猛涨浪潮。
物价风潮引起市场急剧动荡，人心惶惶不安，也严重影响到军事行动。正在紧张筹备向大西南进军的邓小平，不得不亲赴北平，向中央求援。他报告说：上海煤粮两荒，情况严重，因学校多，又接收旧人员15万，开支甚大，工厂缺乏，运输费昂贵，开工困难。请求将上海厂校和人员向外地疏散，并请各解放区支援粮食等物资。
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在上海召开各区金融贸易会议的通知，决定8月初，由陈云在上海主持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研究秋征、税收及财政开支等问题，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克服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财经困难问题。
处在物价风潮中心的华东局，在给中财委的电报中，还急不可耐地请陈云提前到上海筹备和主持会议。鉴于上海形势紧张，7月12日，陈云主持了中财委成立会议，19日就离开北京，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陈云不顾一路风尘，抓紧时间对上海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坐镇上海，现场指挥对投机资本的斗争。
内外交困，处变不惊（2）
经过多方设法，到8月初，全国物价才逐渐稳定下来。综合物价上升幅度，天津为2倍，上海为1。5倍，基本反映了通货膨胀的实际水平。
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又称上海财经会议），商讨解决上海和全国面临的经济严峻形势和对策。
会议开始后，陈云以他一贯的民主作风，先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紧张思考着解决问题的对策。8月8日，他在会上讲话，阐述了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办法。
8月15日，陈云就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作了总结。面对财经工作的艰苦斗争和全国即将解放的新形势，陈云特意对各地财委与财经工作者的两点要求：
一是要求大家“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陈云提出，要注意节省开支，但更要注意增加收入。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陈云还要大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