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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我领着儿子去灵隐寺烧了香，请菩萨保佑我儿早日健康；又给儿子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要儿子坚强起来。
大年初二我在“知味观”给儿子买了一客小笼包子。儿子乖，用筷子给我夹一只：“妈，你也尝一尝，吃一只。”
“妈不吃肉包子。”我看着儿子把包子一扫而光。回到旅社我一杯开水一只面包上了床。
正月初四回上海。初五到曙光医院扎针。那时，有一种水针，就是将药水通过针输入人体。七八根水针扎在儿子头上，孩子双手抓住我胳膊，指甲掐到我肉里。孩子哭，我也哭，扎针的女大夫说：“大嫂，你怎么哭成这样呢？你一哭，我的手就打颤，这么扎针穴位都不准。”
我很担心：“大姐，在脑袋里灌这么多水，孩子会不会脑积水，伤了大脑？”扎子40天还是好不了。孩子他爹来电话说：“别扎了，回家吧。”难道大上海就没有一家医院能治好儿子的病？我不死心，发现还有上海铁路中心医院没去过。
3月的上海，天淅沥淅沥下着阴冷的小雨，我们赶到铁路中心医院门口，棉袄都湿乎乎的，母子俩冻得打哆嗦。
我知道铁路医院一般不对外，为了儿子，我可怜巴巴地撒谎。“大姐，咱在公共汽车上钱包被小偷掏了，地址也丢了。孩子哇哇哭，我一上火打了两巴掌，谁知这孩子耳朵突然听不见了。”
挂号的大姐犹豫了：“住院可是要先付押金的。”
我恳求道：“你们先留咱儿子住院，钱会付的，我马上发电报，让家乡汇钱来。”
辉辉那年才10岁，安排住在男病房。护士长对我讲：“大嫂，你也别去旅社了，你就陪着孩子，有什么事也好照顾。”
我们母子俩睡一个床，24号床，那床窄，晚上睡我得紧搂着儿子，不敢翻身。当时我已37岁，到了夏天，每天晚上我们母子先上医院楼顶平台乘凉，而后让孩子先去打听一下叔叔伯伯睡了没有；睡了，打一盆水到平台上，在平台上母子俩洗洗擦擦，蹑手蹑脚地溜进静悄悄的病房……那一个夏天，我睡觉都没有脱过衬衫、长裤。
每天早晨，我4点起床，给每个病人打一壶开水，脸盆里半盆凉水。我一个人默默地先拖走廊地板，等病人起床后再拖病房地板。
病房8个病人，对我母子俩都很好，辉辉聪明伶俐。上海人都叫他“东北小囡”，给他吃糖、削水果。有一天，杭州铁路局局长到上海，医院请了上海许多专家为他会诊。护士长给我通了消息，我就去求主治医生：“会诊，算咱辉辉一个，请帮帮忙。”
会诊的房间，门口有道屏风挡着，我心里七上八下，躲在屏风后偷听。
“这孩子我看过，”有位老教授记忆惊人，“他母亲去年就领他在上海看了半年多，上海的医院都跑遍了。这个母亲用心良苦，她是怕你们不收才这么说的，她翻了好几本耳鼻喉科医书，这医书上哪个教授写哪段她就找那个。这个病例我很清楚，这小男孩神经性耳聋。良性病按恶性病治了，放射线损伤毛细胞，不可逆。这医生真糊涂，国家七五年就有规定，不准对儿童使用钴60，他用了这么大的量，这孩子没死在平台上就算万幸。”
我一听，只觉得眼前一黑，便昏倒在屏风外边……晚上，我站在4楼平台顶上，望着天上的北斗星，思念着丈夫……我的钱也花光了，病也没治好，还拉了5千多元饥荒。我回去后怎么向公公婆婆交代呵？我这一生怎么向孩子交代？孩子才10岁，从此将一辈子生活在无声世界！我对不起儿子，我好悔好恨，我是儿子的罪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一步一步朝着平台边缘走去，一刹那间想到死，想从4楼平台上跳下去……
“妈妈——！”辉辉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儿子扑过来抱住我的腿，哭喊着：“妈——你不能死，爸爸还等着我们，妈妈你死了我怎么办！”
母亲的责任使我惊醒，母子俩抱头恸哭。这一夜，把医生护士吓坏了……
我怀着绝望的心情，领着儿子返回鞍山。爱人事先已接到电报，到火车站来接我们，他爹一看列车停了，在月台上喊：“辉辉！辉辉！”他随着车厢跑，边跑边碱：“爸爸在这儿呢——！”我的心里“格登”一下：儿子已经聋了，你还在喊儿子，辉辉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爸爸张开双臂一把抱住儿子，我们一家3口在月台上哭。
三
自打孩子聋了后，我收音机不听了，把它搬回老家去，什么也不听了，一听到音乐，我的心就受刺激。俗话说“十聋九哑”，上海回来后，儿子的语言能力逐渐衰退，吐字不清晰了，嗑嗑吧吧的。厂里的同事劝我把他送进聋哑学校，学点哑语，长大了随便找个工作过过日子算了。
这一天，我骗孩子说去玩，把他骗到聋哑学校门口。聪明的儿子一看到校牌，啥都明白了，“扑通”跪在我面前，哭着说：“妈，我不去！我死也不去，我要考初中，我要上大学！”
我的心软，抱起儿子逃也似的离开了聋哑学校。
儿子说是六年级，实际上两年在外治病，考初中谈何容易！班主任说：“算了康忠琦，你儿子已休学两年了，考不上还影响班级升学率！”我斩钉截铁地说：“你只要把复习大纲给我，我来辅导，我有信心！”
回家后，我让爱人给儿子做了一块小黑板，母子俩就在黑板上“对话”。为了节约纸，一张纸先用铅笔，再用油笔，最后用毛笔……
功夫不负苦心人，辉辉小学毕业，考上了鞍山市47中。初中3年，孩子的作文始终是年级的佼佼者，可是毕竟他双耳聋疾，学外语，学化学愈来愈吃力……看到儿子学外语，嗑嗑吧吧读起来那个费劲，我比他更难过。
雄心勃勃的儿子一心要考重点中学，他发誓将来还要考中国人民大学。15岁那年他考高中，考完后像个小精神病患者，逢人就问：“我能不能考上？”左邻右舍都安慰他，说吉利话，只有我给他泼冷水，我希望他不至于太痛苦。发榜了，儿子落榜了。辉辉病了半个月，发高烧说胡话，我们夫妇俩怎么哄也哄不住。
一天下班，我发现儿子一个人在喝白酒，喝了半瓶，喝醉了，吐了一地。我斥责儿子为什么喝这么多白酒，儿子敲打着自己的胸脯“哇”一声哭了：“妈妈，我心里多痛苦！只有喝酒解忧愁！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为了孩子的前途，我开始上访打官司。有道是上访难，上访难，上访难于上青天。回回上访受冷遇，回到家手发抖，浑身哆嗦，我也得了神经官能症。我爱人是个老实人，口拙，他劝我：“咱们不打了，咱们就吃这个哑巴亏吧。你要是总这样下去，打疯了，打傻了，咱们日子还过不过。”
“你放心，我再也不哭了。你一天风风火火现场施工，爬上爬下，高空作业，千万要当心。”
A医院一不承认是医疗事故，二不肯给我报医药费差旅费。
几度春秋，我从鞍山到北京，北京到鞍山，不知写了多少上访信，找了多少人。最后冶金部信访处批示鞍钢有关部门妥善处理。
1983年8月2日，有关部门终于明确下文，把儿子病残定为“三类一级事故”，根据辽宁省39号文件精神，一次性赔偿5000元人民币。
有回到北京卫生部上访时，我去拜访了耳鼻喉科研究所的邓之诚教授。邓教授送给我一本中文版的《海伦·凯勒传》传记。鼓励辉辉不要灰心，要像海伦那样勇于向生活挑战。
回家后，我把海伦的一向名言抄下来贴在儿子床头，作为他的座右铭——
“当你感受到生活中有一股力量驱使你飞翔时，你是绝不应该爬行的！”
机会终于来了！
1984年12月的一天深夜里，他姑爷冒雪送来一张报纸，报上有条消息：辽宁大学中文系办函授部，学制3年，毕业后学生可取得大专文凭。
第二天是个大雪天，我蹬着自行车，骑了20公里，到函授站替儿子报了名，为了录取，我还虚报了3岁，说儿子已经18岁了。
1985年1月6日函授大学开学，我陪儿子参加开学典礼。开学那天喜气洋洋，大标语写着“知识就是力量！”男男女女好几百人。
大多是30多岁的“老三届”，还有抱着娃娃来听课的。我没座位啊，就用包包垫着，坐走廊台阶上，那个兴奋劲儿让我想起自己的少女时代。
谁料半天下来，辉辉又困又乏又捶腰。
“妈，太累了，我不读行不行？老师的口型我一句也没看懂！我啥也听不见！”
我傻眼了。这几年儿子虽说没学哑语，但他可以读懂我和他爸的口型，我们说的话大抵懂个八九不离十，可对陌生人的口型他就没辙了。怎么办？望着儿子绝望的神情，一个近似荒诞的念头一闪而过——“辉辉，妈妈替你上大学！”
“你替我……”儿子不无困惑地说。
“我去听课，把老师讲的课全记下来，回家后，我再给你上课！”
“妈，你才读到初中一年级！”
“辉辉，让妈妈试试！”
为把儿子培养成才，我与爱人商量分工，以前爱人连块手绢都是我洗的，现在我让他分担一部分家务。“以后买粮买菜，早饭归你做；中、晚饭我做，其他活我做。你90元工资买粮买菜，顾两家老人；我70元工资交房租水电，给孩子买书。这3年咱俩都穿工作服吧！”
上大学那3年，我天天晚上总是辅导到半夜12点，也不知困，不知乏，有精神支柱，有追求目标。
函授站离家20公里，每次面授我都得蹬40公里路的自行车。春夏秋冬，酷暑严寒，我没缺一堂课。
那些年我头发都灰白了，班上的年轻人常逗我：“老太太，这么大年纪还来混文凭！”我不愿对别人说儿子聋了，母亲的心思总是很复杂。我就说：“咋的，这年纪有大小，学知识可不分老少，活到老学到老，将来我兴许退休后写写回忆录呢！”
这函大的课有16门，像“现代文学”、“党史”还能出溜下来，就是古汉语整得昏头胀脑，什么之乎者也，假借，平仄，笔记都做不下来。外国文学，人名不好记；现代汉语，抄也抄不过来，买也买不到。我永远忘不了电装公司经理对我的支持，那些厚厚的讲义，经理就让我拿到办公室复印室复印。经理说：“我们这一代人读书太少，总要为下一代着想！”
儿子毕竟年轻，有回学“平仄”，这对一个没有听觉的少年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就是不懂！辉辉气得把书“哗哗”全甩到地上，结结巴巴比划着手势：“我不学了，学那玩意儿，又能怎么样，也不是名牌大学！你说能教，你也讲不明白！当初我要是耳不聋，哪会有今天！”
一听儿子咒耳聋，我就觉得针往心尖上戳。
“你这孩子怎么就不理解妈妈的心，妈妈文化低，和你对着学。你还只有16岁，不学点文化，没点知识，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生活？！”
儿子一看我眼泪哗哗地下来，扑通跪在我面前认错：“妈，我错了，我以后不再惹你生气，我一定好好读书。”
有年冬天，老天刮“大烟泡”，那天我重感冒，发高烧，星期日早晨都爬不起来。
儿子不知我生病，早已把书包给我整理好摆到我床头。我一咬牙，顶着“大烟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