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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和尚做完功一看，那个圆圈就在他自己的肚子上。
（许多困扰和烦恼往往来自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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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6801
Title ：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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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 总第 1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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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人的戒指
瑞典人喜戴戒指。人们常见瑞典人一手戴三个戒指：食指上戴着代表家族的戒指，中指上戴着代表行业的戒指，无名指上戴着订婚或结婚的戒指。瑞典人每一种行业、每一个家庭，都有其特定的戒指。比如，中学教师的行业戒指是一片橡树叶，木匠的行业戒指是一束刺槐叶交织着一柄斧头和一个十字架，而清洁工人则戴一枚桂冠形的戒指。
胡须城
荷兰的阿尔克马市，人称“胡须城”。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男子都必须蓄“V”字型的胡须，一个没有留须的男人走进阿尔克马市，是会被人视为怪物的。
胡须城的来历是公元1753年，当时西班牙大军入侵荷兰，进攻阿尔克马，他们经过两个月围攻，不仅未攻进城，反而被城内守军打败，为了纪念这场战斗，该城每年10月份都要热烈庆祝，而庆祝的仪式就是留胡须。
哭笑颠倒
哭笑是人对喜怒哀乐的表达，然而表达内容却因人而异。英国西海岸的一个小岛上住着数千名佛卡族人，他们对喜哀的表达却与众不同，以哭表示欢乐，以笑表示悲痛。
特别弥撒
意大利拉科美市，罗马天主教要市长偿付一笔数额可观的弥撒金。1630年，该市鼠疫流行，市议会开紧急会议，几位元老亲自出马，请求教堂举行特别弥撒来祛除瘟疫，于是教堂举行这一仪式，一直未曾间断，至今已有362年，按时价计算，这笔弥撒金可达2。5万多美元。尽管该市鼠疫已灭绝，但教会对这一弥撒仍照做不误。
缴税规定
美国有许多州界不仅穿越高山和河流，而且还恰好经过某所房屋。于是就自然产生一个问题，即某所房子主人应该向哪个州纳税？各州围绕这一问题长期争吵不休，不得解决。最后联邦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经过长时间辩论后决定：房主的卧室在哪个州的领土上，他就向哪个州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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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6802
Title ：风趣的“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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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 总第 132期
Provenance ：《参考消息》
Date ：199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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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匠汉斯·古根贝格尔收集了奥地利蒂洛尔和德国巴伐利亚的最有趣的墓碑放在他花园的地皮上。一些杰出的诗被永久保存在这里：
约翰内斯·魏因德尔，
活得悠闲，海量赛牛
死得安详，无悔无忧，
长眠于此，上帝保佑。
两个墓穴两个人，
都是磨坊学徒工，
生地都在基姆湖，
一样死于肚子疼。
醉死铜匠纳森，
绿草地下安身。
弗朗茨·约瑟夫·马特：
生是酒鬼死成仙，
上帝赐杯闹阴间。
这里躺着我妻，
漫游者请勿靠近，
不然她会起来，
与你纠缠个没完。
弗朗茨·席斯特勒之墓
他一生是个好人的典范，
请为他祈祷个玫瑰花环。
这里安息着我亲爱的医生格林先生，
所有被他治愈的人
都对他铭记终生。
处女罗莎·克莱茵在此长眠
她长期寻找配偶没成功，
最后接受她的是掘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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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6803
Title ：母亲的情怀
Author ：胡月伟
Issue ： 总第 132期
Provenance ：《文汇报》
Date ：1992。3。18
Nation ：
Translator ：
本刊1987年第12期曾刊出过一篇文章，叫做《母亲的情怀》，介绍女工康忠琦代子上学的故事。今天，又一篇详细描述康忠琦母子动人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被许多读者推荐到了编辑部。
请你读一读这几页充满感情的文字，让我们一同掂一掂“母亲”这两个字的分量。
一
我儿子辉辉从小好学，一年级至三年级期期“双百”，每年捧回一张奖状。三年级期末，考数学有道试听题，他被扣了两分，这才发现耳朵有毛病。
我领儿子去A医院看耳朵，大夫测听时他能听见音叉，一只耳朵能听见秒表。原来是“小儿咽鼓管淋巴组织增长”。K大夫让他烤电。到了放射科，大夫让孩子躺在平台上，自己站隔离板后操纵电钮。电疗每周3次，两个疗程就是6次。
钴60照射后，孩子口腔鼻子出血，不想吃饭，在家躺了20天。1980年2月7日中午，我下班回家，孩子哭着说：“妈妈，妈妈，不好啦！我耳朵里嗡嗡响，和小朋友打扑克，他们讲话我听不清；座钟12点打点声也听不见了！”当时我还没意识到孩子已双耳全聋，心急慌忙扒拉几口饭，就用自行车驮儿子到医院。
铁西医院耳鼻喉科戴医生一开始按“突发性耳聋”治，中西药吃了20天都不灵。戴医生说：“这孩子一开始怎么治的？吃过什么药？打过什么针？你能不能把A医院的病历卡拿来让我瞅瞅。”
我又回到A医院，K大夫说：“病历卡不能拿去，我把治疗情况给你抄一份。”K大夫随手抓过处方笺，抄写了一张——“钴60照射，每周3次，两侧各一次，每次800伦琴，疗程两周。”戴医生一瞅K大夫的诊断书，马上沉下了脸，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只有走出鞍山，找更高明的医生，我已束手无策。”
我背着孩子往家返，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为什么治病把孩子治成这样？孩子聋了怎么办？我一个妇女，哪儿也没去过，没离过鞍山。我爱人是三冶公司机调队队长，带着100多人正在抚顺施工。为了不影响爱人工作，我就下决心，背孩子上北京。
一出北京站，东南西北都不分。我娘儿俩在崇文门一家小旅社住下了，这么大的北京城我举目无亲。听说同仁医院近，我一早起来，背着孩子去挂号。医生问病情，我又把电疗忘了。电测听一检查，听力几乎等于零……“同仁”到“友谊”，“友谊”到“北京”，50天过去，孩子还是啥也听不见。后又转到西宛中医院，有时医院药拿不齐，还要到街上药铺去抓药。这中药啥滋味啊！“妈妈，这药苦，我不喝！不喝！”
“孩子，妈也知道苦，妈能替你，妈就替你喝下去，可妈不能替你啊！”中药里有大黄，有时乘公共汽车，孩子憋不住，大便就拉在裤子里，那时出门总要带很多手纸。
中药不灵，又到沙滩去针灸。
那一根根银针扎得孩子哇哇哭：“妈妈不扎了——我疼！”
转眼就是6月底，我给孩子他爹挂长途电话，他的声音直发颤，我知道他在哭，我捧着话筒也哭。他爹说：“别扎了，扎坏了孩子怎么办。前几天我往你旅社寄了一个邮包，里面有块黑龙江买来的麝香，听老人说，给孩子耳朵里吹，会好的。你到北京城一次不容易，别让孩子太紧张，陪孩子去名胜古迹玩玩，散散心。”孩子毕竟是孩子，我带辉辉上颐和园。他像只小燕子一样，在前面“蹬蹬”地跑，妈妈这样，妈妈那样。孩子愈快乐，我愈发愁，3个月过去了，几百元钱花了，这孩子治不好咋办呢？！我在后面陪孩子一边走一边抹眼泪。到了昆明湖，孩子嚷嚷要划小船，我就陪他划。孩子乐得颠颠的，一边划桨一边放声歌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飘在湖面上……”孩子刚聋，还能说话，唱歌，可将来还能唱歌吗？我的心被狠狠揪了一把。
第二天，我娘儿俩逛王府井，走进新华书店。孩子一眼相中《新华字典》，可我一瞅书的价码5元8角，就下不了手。当时，咱工资每月只开70元。孩子求我：“妈，天热了，冰淇凌我不吃，西瓜不吃，就给我买个老师吧！”我说：“这么多汉字你也看不懂，还是妈教你。”“妈妈，你识的字没有这个老师多。这本字典上有汉语拼音，我一瞅就知道咋念！”孩子的要求是难拒绝的，我咬咬牙，给他买了一本。坐汽车上孩子一页一页翻，爱不释手，还不时考考我：“嗨，妈妈识字还不少呵！”
几天后，我到首都耳鼻喉科研究所，找到邓之诚教授。邓教授让我马上去天津，并说：“有位美籍华人医学教授刚从美国回来，让他看看，能不能给孩子配个助听器。”
第二天我娘儿俩赶到天津，这位教授给辉辉试戴了各国的助听器，有美国的、加拿大的、新加坡的、西德的，可孩子依然无动于衷。
我问教授：“就是突发性耳聋、药物中毒，孩子也应该有点听力，这到底为什么？”我这回把鞍山A医院的电疗也介绍了。
教授似乎吃了一惊，他沉默好一会儿。
“我不能说什么，你能看懂3本书就知道到底为什么了。这3本书是《耳鼻喉全书》、《放射线学》、《耳鼻喉解剖学》。”
回到鞍山，我一头扎进图书馆，配了副老花镜，一边看书一边抄书。看了20多天也没看明白。我不死心，都说上海的医疗水平是全国一流的，我对医院提出“到上海去会诊”。转院介绍信开到上海华山医院，临行前，一位副院长对我说：“康忠琦，介绍信给你开了，上海医院你可全走到，别说上海，就是西双版纳，只要能治好，你都能去。如果你在上海确定我院治疗有问题，我全给你报销，否则一切费用你全部自理。”
为了治好孩子的病，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去！
二
1980年8月，我带着儿子乘火车到大连，从大连乘船到上海。
上海的方言土语咱也不懂啊，一下船先买本上海市交通图。我们在百乐旅社住下。那家旅社是人防工事改建的地下旅社，每天1元8角住宿费。为了省钱，我和10岁的儿子挤一个铺，一住竟住了8个月，旅社的阿姨都叫我“老房东”。我们在街道食堂搭伙，上医院时就在外面啃面包，吃阳春面。
我按地图上标明的医院一家一家跑，可到哪儿测听都是0。那阵子白天跑医院，晚上看医学书，总想闹个明白。一天我望着医学书上的主编肖是枝，灵机一动，便到华山医院打听肖教授的地址，从静安寺转3趟车，好不容易摸到江湾的“二军大”医院。
我恳求教授：“大夫，您能不能把我的耳神经移植到我儿子的耳朵上。儿子只有10岁，没有听觉，他怎么读书。”
教授摇摇头：“大嫂，中国的医学还没到这一步，一旦手术失败，不是母子俱伤吗？那时谁来照顾你儿子呢！”
春节前夕，百乐旅社出差、瞧病、探亲、访友的旅客，一个个都回故乡了。昏暗的防空洞里空荡荡的，只剩下我娘儿俩。孩子心里那么苦闷，我心里那么忧伤，我无亲无故，带着孩子漂泊在上海，人家都是合家团圆，我们家却天各一方。
大年三十，我上街带孩子买了几支爆竹烟花，用全国粮票换了一斤精白面粉，半斤肉糜；还买了一盏酒精灯。三十夜，我用葡萄糖玻璃瓶擀饺子皮，母子俩吃水饺。酒精灯闪着蓝火苗，饺子在水里翻滚着，我的心潮也翻腾着……儿子刚咬了一口饺子，“哇”一声哭了：“妈——咱回家吧。我想爸爸呀！”我的眼泪也“哗哗”地流……我想无论如何得让儿子过个快活年。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打定主意，连夜带孩子上火车去杭州。
大年初一，我领着儿子去灵隐寺烧了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