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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萨雷拉的屁股坐在阿根廷队主教练的位置上后，出台了一个奇怪的规定：阿根廷国家队队员不准留长发。巴蒂斯图塔屈服了，马拉多纳的好友卡尼吉亚和雷东多则退出了那支队伍。阿根廷对趾点上的许多中国球迷在当时表达对了卡尼吉亚的愤怒，认为卡尼吉亚为了保全自己的头发而放弃为国效力的机会是可耻的。但似乎没人想到，帕萨雷拉是为了赶走卡尼吉亚而采取了不光明的手段，以报复当年败给马拉多纳的“耻辱”。我赞成卡尼吉亚的作为，非战争期间，为国争光也不能以牺牲个性为前提。
帕萨雷拉之所以可以原谅，是因为他不过是个斤斤计较的小心眼，不值得不原谅。
其他不喜欢马拉多纳的人呢？
比如当时巴赛罗纳俱乐部的主席努涅斯，他那么剧烈地伤害马拉多纳不过是为了金钱，这种人你怎么能去原谅他呢？不要说什么在商言商，赚钱是不应该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在这个局中，球员不过是一个个“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成“后”的机会微乎其微。
阿维兰热不会喜欢马拉多纳，在他眼里，马拉多纳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刺头。1994年美国世界杯上，他居然当着全世界的面，剥夺了马拉多纳继续踢球的机会。
在一些球迷眼里，马拉多纳是神的化身，但是在老板们那里，他什么都不是。
马拉多纳一度十分渴望去法国马赛队踢球。1989年4月，在联盟杯客场对拜仁慕尼黑比赛前，那不勒斯主席费尔拉依诺告诉马拉多纳：如果能赢得联盟杯的冠军，我就答应放你去马赛……但马拉多纳正双手高举奖杯的时候，费尔拉依诺凑了过来要求继续他们的合同，“不，不，不……我不卖你，我说那话只是为了激励你。”骗子的嘴脸大致如斯。
马拉多纳只能代表平民经过奋斗取得的最高成就，永远只能成为富人手中的玩偶。所以马拉多纳成立球员工会，为博斯曼打抱不平等等都只能以失败告终，甚至他不得不偏激地与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为伍。这一切，按照刁德一老师的话说，是这个天才的平民性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坚持认为，如果马拉多纳出生在达官贵人的家里，以他的天分和可能接受到的良好教育，现在应该是阿根廷的总统了，阿根廷说不定因此可以躲过这次的经济危机呢。
当然，这都是无法证实的猜测罢了，马拉多纳只是马拉多纳，虽然他是没有话语权的穷人精神上的一道盛筵，然而只是富人餐桌上的一道早餐，而已。
把快乐还给足球
最让人赏心悦目的足球是什么？是马拉多纳连过五人的惊天一射，还是范·巴斯腾的倒挂金钩？要我看，这些固然美妙，但远远比不上草地上那几个围绕着一只小小足球的孩童，以及他们的母亲投射过来的那种慈爱的目光。
足球应该是大众的，而现在足球只属于少数“精英”。
作为球迷，我们无从知道国际足联的操作手段，无从知道世界杯后那些“无形的手”，而如果只拖着办公室里劳累过度的疲惫身体坐在球场的看台上或者电视机旁，那我们离足球就更远了。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竞技足球就是二十二个需要休息的人在几万个需要运动的人的呐喊声中不得不打起精神奔跑的运动。虽然有些极端，但你不得不承认它道出了一个事实：实际上我们离足球还有很远。
为了世界杯那肉骨头一样的出线名额，人们使尽了种种手段，出线了洋洋得意，失利了垂头丧气。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自从高俅因为球技高超而坐上太尉宝座后，还没有哪个球星能拒绝因足球而得到的荣誉。于是足球就变成了印钞机，变成了孵化器，印刷了钞票，孵化了明星。人们从足球中得到的实际上不是乐趣，而是利益。
追名逐利并没什么错，但它让足球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明星的，和大众的。
明星的足球是痛并快乐着，痛的是没有了真正的足球，快乐的是足球以外的收获；大众的足球是快乐并痛着，快乐的是足球本身，痛的是这部分足球的萧条——尤其是在中国，业余球队甚至找不到一块有草皮的免费球场，让我如何不痛它。
在涉及足球的文字中，也分成类似的两个部分，媒体的文字充满了功利和教条，而民间的文字尽管未必成熟，但依然如大众足球般生机勃勃——在网络上，在茶馆里，在这本书中。
很久没见过如《绿茵水浒·刺客列传》这样快乐的足球文字——文学了，在利益争夺的空间里能读到这样有关足球的文字是一种享受。为什么不呢？沉痛如丧考妣般的叙说或者如临大敌指鹿为马似的论战究竟能使人产生多少愉悦呢？为什么不彻底地将足球当作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而从中获得我们应该得到的那些东西呢。
不能不说这是个极佳的创意，将漫画和幽默文字结合在一起，瞧，又是一片新天地。
新天地中站着这几个快乐的年轻人。
我相信，他们的同盟军会越来越多，有了新鲜自由的空气，又有谁愿意回到从前那些沉闷压抑的足球氛围中呢。
一个恰到好处的屁
混沌学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北京上空某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可能会造成太平洋上空的一场风暴。那么，昨天我在大街上不小心放的一个屁也就有可能造成世界杯赛场上中国队的一个进球。
我知道这种可能不是很大，只是在逻辑上存在着十的N次方分之一的可能性，但毕竟里面还有点儿逻辑的意味，而其他一些论断，看起来冠冕堂皇，其逻辑却未必有我这个“屁能进
球”更周全。
中国历史上有个笑话，某人捡到一个鸡蛋，便跟自己老婆谈起来伟大梦想了：我准备分三步走，首先把这个鸡蛋孵化成小鸡；第二要把小鸡养大，鸡生蛋蛋生鸡，变成很多小鸡。
那第三步呢？他老婆问。
该人回答：这样我就可以有钱纳个妾了。
结果是，老婆不胜怒，劈之。该人的结局是蛋打鸡飞。
不管结局如何，该人设想中的三步还是层层递进，所谓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还没狂妄到直接用第一个捡来的鸡蛋纳妾的地步。
而另外一些“三步曲”就没这么层次分明了。
比如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目标，领导说了，要“分三步走”。第一步，争取打进一个球；第二步争取平一场球；第三步，争取赢一场球。
领导总是异想天开，但是还不如那个捡着鸡蛋的家伙。
简单地说，在一场比赛中进一个球的话，比赛的结果会有三种：胜，平，或者负。如果防守到位或者守门员超水平发挥或者对方运气不好的话，我们就凭1∶0取胜，领导的三步就一下子实现啦。
一个球就能实现的目标，干吗还要分成三步？
其实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于领导肯定没学过逻辑，也是，都当领导了，还学逻辑干吗？
这样制订目标我一点儿不觉得好玩，领导上为什么不强调防守呢？这样可以这样制订世界杯目标了：第一步，第一场比赛争取不让对手进球；第二步，第二场比赛争取不让对手进球；第三步，第三场比赛争取不让对手进球。
理论上说，中国队一个球不进，也有可能进入第二轮，成为世界杯十六强。如果三场0∶0的话，完全有可能成为小组第二。
够荒谬了吧？我倒觉得比领导那个计划，起码有趣点儿。
所谓进球，进了巴西三个又有什么用呢？就算是3∶4也是输了。真的安慰自己虽败尤荣，欢天喜地地回家吗？
我欣赏1998法国世界杯巴拉圭教练的话：我们也是来争取世界杯的。虽然他们在八进四的时候被法国打进一枚金球告负，但足以在家乡父老那里骄傲，因为他们拼了。
不抱着胜利的信念，去世界杯做什么呢？
我们争取进一个球，争取平局，争取赢一场……实现第一个目标算不算完成任务呢？比如被巴西打一个5∶1，领导是该表扬球队还是再写一篇《给中国足球一个准确的定位》呢。
我替领导难堪。
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愿意放一个恰倒好处的屁，帮中国队进球，来实现领导的世界杯目标。
北京球迷的SB情结
一般来说，人体的某些器官是不应该在公众场合亮出来的，不过在北京就不太一样，依我在北京生活十几年的经历，我发现某些北京人就经常把应该放在裤裆底下的东西挂在嘴上，很像网络女作家南琛，他们最经常的口头语就是夸自己人的NB和“夸”对方的SB。
得声明，我说的是“某些”，而不是全部。我自己也算北京人，也喜欢国安队，但实在看不出来这些不错的小伙子可以用B来形容。
在国安对波导所谓的德比战中，波导队在北京球迷的谩骂声中失败。其实，波导也不是被骂败的，真正的原因还是李铁犯混，和兰柯维奇发生冲突被双双罚下。这场比赛简直就是1990年世界杯上荷德大战的翻版，同样都是同时各被罚下一个人，下前锋的胜利，下后腰的失败。球队没了后腰自然像断了脊梁骨，输球也在情理之中。
我要说的其实不是足球，而是某些北京人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用东北话说，这部分人的心态就是“狗尿苔长在金銮殿上了”。《北京青年报》曾经刊登过一个中学生的来信，该学生十分讨厌民工，问道：“为什么他们不好好在家待着，非到别人的地方来？”这孩子就是这种狗尿苔心态的受害者。
上次回北京，和一个做导演的师兄说到这个问题，他说，其实北京有两个，一个是北京的北京，一个是首都的北京。比如南京是数朝古都，但现在，剩下的只是南京的南京了。如果国家迁都，北京还能剩下些什么呢？我不知道。
做一个首都人，值得自豪，但这种自豪无限膨胀的话，实在是很危险，很容易觑天下为无物，目空一切，直接的结果就是眼高手低，小事不愿意做，大事又干不了。吃着八元钱的涮羊肉畅谈几千万的买卖，梦想赚洪都拉斯的钱。就像国安队一样，空喊永远争第一，结果永远排第七。精神可嘉，能力不足。
反映到球迷身上，工体那种整齐划一的无数人嘴里发出的B声至今让我心有余悸。外省人是永远S，北京永远的N。那个赛季最后一场，国安对辽宁，1∶1，国安逼平辽宁，踢得十分英勇好看，但坐在工体看台上，我突然明白了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发生的了，也似乎知道了纳粹的来由。
我绝对没有说“北京的北京”这些人能鼓捣出什么纳粹来，兹事体大，他们还没这个本事，最多也就吊吊嗓子罢了。
热爱首都就要保护首都，别让美丽的北京受到污染，从出租车宰客、沙尘暴到NB、SB，都不太美好。NB、SB这种话，当成口头语，朋友间开开玩笑没什么问题，要总是几千人伸着胳膊扯着嗓子狂呼就有问题了。其实我要说的也不是NB、SB，而是群体心态，高声大嗓还真不是有理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