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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就是胜利，你不能用胜利作为惩罚一个人的借口，哪怕是胜得很难看的胜利。
俺们老家有句俗话：发昏当不了死。而“球迷一家”的弟兄们却开始发昏，以为中国足球死了。
各体育报纸上更是过分，著名网络足球评论家李承鹏甚至写下了《国足小组赛有如涂鸦运动》这样的标题。
难道你能涂鸦就不准我涂鸦？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辣块妈妈——对不起，我不是骂李承鹏，你看他那双纯洁无瑕的大眼睛让我怎么好意思骂呢，我骂的还是那些宣告中国足球死亡的球迷。
当年，德国输给阿尔巴尼亚后，一位德国球迷痛哭失声，但是他说：擦干眼泪，继续支持德国足球。
我喜欢这样的球迷。动不动就放弃的球迷不是好球迷，国家队此刻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拆台——起码我们现在拥有了米卢这位大师级的教练，还咋呼什么呀？我们的一些队员也是糊涂虫，竟然到了怀疑米卢水平的地步。都到了这时候，你还不抓紧时间把米卢的足球细胞榨干，把该学的都学到手，还怀疑？脑子进水了吧？就算这次冲击世界杯未果，难道没有下次？
我就和他们不一样，我相信米卢，如果这次果真失利，罪也不在米卢，而在中国足球体制本身。
我很认同米卢的“快乐足球”概念，如果真的能从足球中得到那些该得到的快乐，五十年进不了世界杯也不算什么，如果因为几场比赛的失利就如丧考妣，难道让柬埔寨球迷都去自杀？
中国足球没有死，米卢也没有死，死的是某些人的心。
心灵的选择2002高考作文米卢版
如果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中国足球，为自己。
训练场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球门是这样地寂静与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足球，仗着它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一个月了。事情又这么凑巧，我重来时，训练场仍旧还空着。依然是斑驳的草皮、破烂的球网和已经掉了漆的球门，这样的破败，这样的让人无可奈何。躺在床上，就如同我没担任中国足球队主教练前一般，过去的几年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
过，我并没有来过这训练场，并没有和中国足球成为一体。
然而有过，即使多少年后，无论面对天堂的道路还是死神的呼唤，我都能想起我曾经是中国足球队的主教练。我曾经带着中国人从一个很奇怪的赛制比赛中战胜了对手，脱颖而出，进了一个叫WC的地方，这个有着不能再怪的赛制的比赛叫“十强赛”。
在那之前，我曾经四进四出WC，受到所有喜欢WC的人的欢迎。但说实话，那末一次的WC味道实在很难闻，我无数次带领队伍进入WC的第二阶段，可那次失手了。奇怪的是，他们居然事前谴责我的用人，事后对我进行清算……
原来如此。
如果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中国足球，为自己。
这是一些不知感激的人，在应该进行自我反省的时候却来清算我——一个第一次带领他们进入WC的人。在我成为他们的主教练之前，他们从来不知道WC的门开在哪个方向。
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对我进行清算是一种必然，因为中国队在WC里的表现令国人汗颜，肯定需要有人站出来为此负责，如果我不出来负责，他们实在不知道用谁来代替。因为球员不能负责，球员里有很多老板；领导不能负责，领导都是国家干部；甚至队医也不能负责，因为全队在比赛的时候没有人低烧。那么只好我来负责了——最主要的原因是，责任推在我身上很合理，每个人都会高兴，只有我一个人不高兴别人也不太在乎。
如果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中国足球，为自己。
曾经有一个拒绝成为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的机会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
心灵无须选择，在我的心灵里，女人第一重要，其次就是足球，我不能拒绝这两这者中的任何一个。实际上，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一个女人的怀抱中度过的，那个女人就是我的妈妈。除妈妈之外，我最爱的是我的太太和女儿，她们都在墨西哥，如果不是足球，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能够让我来到中国。
可是，连我定下最后的名单他们也要说三道四，在这一点上，我实在羡慕特拉帕托尼、斯科拉里、麦卡锡，甚至居内什……现在，他们真的要清算我了，从训练到用人，从中国到韩国……
如果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中国足球，为自己。
上天再给我一次成为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机会的话，我的心灵会怎么选择？去还是不去？已经完全不是问题，我会响亮地说出那个由两个字母组成的单词：NO。（本文纯属杜撰，与米卢先生无关。——作者声明。）
不多了
原中国队主教练霍顿曾经有过瞬间智慧：为什么有人爱做裁判这种职业呢？无独有偶，CCTV某著名煽情派主持人大婶在一次节目中问一个宏志班的学生：你妈妈做这样的工作，你不觉得丢人吧——也不知道做一个抛头露脸的主持人是不是该觉得丢人。
这里得解释一下，宏志班是北京某中学专门为穷人家孩子办的班级，而被大婶问到的那个孩子，母亲是一个收入不高的清洁工。
我知道这两件事情没什么太大的可比性，在主持人大婶眼中，清洁工的地位肯定没有足球裁判高。我甚至可以为大婶提供证据——一个清洁工，即使她想贪污受贿，也不大可能有机会。但是由此认为清洁工一定就比主持人或者裁判要高尚，也不尽然，不过都是一个职业，收入有不小的差距而已，大家都一样。我们知道，社会上的人基本都有自己的职业或者行当，任何一个行当都有存在的价值和基础，同样，每个行当都有可能产生些背离职业精神的人。有裁判受贿，有主持人卖淫，当然也有清洁工不认真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整个行业的人，甚至否定整个行业的必要性，或者否定某一类人的存在价值因而要消灭他们的存在可能。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就有这个趋势，比如；娱乐记者或者足球记者，在一些人眼里就是编造新闻者的代名词。前不久；青岛某报甚至建议在公共汽车上设立民工的专门座位以使他们和其他人区别开来——我很想在公共汽车上设立专座提供给这个报纸的主编以利于大家歧视。我怀疑的是假如生在上上世纪的美国，这位主编大人到底有没有可能在林肯的废奴宣言上签字。
说到足球裁判，龚建平老师已经被公安机关拘捕，个人认为，差不多了，剩下的事情让警察和检察官们操心吧。现在事情的发展已经出乎了我的意料，裁判已经不叫裁判叫黑哨了，以至于某个裁判稍有失误，“黑哨”声便铺天盖地而来了。
阿维兰热说过：裁判的失误是足球魅力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连失误都不能够忍受的话，还是取缔足球这项运动算了。
我现在也有了霍顿一样的怀疑：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做裁判这种职业呢？现在的事情很明显，这个行业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前一阵子有人在反“学术腐败”，但针对的是整个学术界而不仅仅是业内那些犯规的学者，似乎洪峒县里无好人。我的疑惑是：如果学术界里都真的如那些人所说从头到尾烂透了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你可以告诉我某些人很操蛋，但是千万别让我对所有的知识分子失去信心，那实在太可怕了。
谁是黑哨？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了，正常的话，不久应该让检察机关插手了，法律框架内的“说法”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而在这之前，我们所要做的还是应该相信那些依然在场上执法的裁判。
做爱做的事，但更应该做该做的事。
见裁判就喊黑哨伤害的绝不仅仅是裁判自己。除非，我们不需要足球裁判，或者真的不需要足球了。
不忍心去回忆
现在能记住华志明这个人的不会太多了，他曾经是一篇著名的足球报告文学作品《519长镜头》里主人公的原型，在报告文学里，作者刘心武把他的名字变成了滑志明。
滑，百家姓里没有这个字。
华志明是中国第一个比赛后被拘留的球迷，因为他参与了烧南斯拉夫大使馆汽车的行动
。
说起来还颇有渊源，那辆被烧的汽车修理后辗转被卖到了当时我父亲所在的单位，成为了父亲同事们的话题。我也正是在那前后开始关注足球的。
作家理由另有一篇报告文学，叫《倾斜的球场》，和《519长镜头》一样，记录了1985年5月19日那个令人悲伤的夜晚。
当时的解说员是孙正平，在李辉乱军之中一脚捅射攻入香港队一球将比分扳平时，他激动地喊了一声“好”，但随后接到了“上级”的电话，让他冷静点儿。
1985年，已经不错了啊，据老球迷说，1981年上级还不准工人体育场的观众喊加油呢。这不像是看球，倒真的像是给中国足球送葬了。
这次米卢带队获得的成功，其实早就应该到来，我们并不是没有好的球员，缺少的只是一个好的机制和一个能画龙点睛的教练。
职业联赛之前的那些球员都到了哪里去了呢？那个曾经和巴斯腾克林斯曼在世青赛上同时被评为“希望之星”的李华均呢？那个曾经是亚洲最好守门员的张惠康呢？
张惠康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是1987年在日本东京国立体育场，那时，日本必须战胜中国队才能出现在1988年韩国奥运会的比赛场上，但是，张惠康挡出了日本人的所有射门。结果，中国队凭借柳海光和唐尧东的两个进球第一次走进了奥运会的舞台。1991年，张惠康在一次比赛中，头部撞在了门柱上……一个后来去寻找张惠康的记者这样写道：“５月。上海城沉浸在温润的阳光里，车水马龙从钢筋水泥的阴影中穿梭而过。曹杨新村。一位衣着褴褛的中年男子拘谨地坐在太阳伞下，神情木然地守着破旧的小摊位。‘喂，买彩票。’一名手挎菜篮的妇女冲他嚷，中年男子像从梦中惊醒，缓缓扬起一张臃肿而迟滞的脸。”
这张拥有“臃肿而迟滞的脸”的，就是当年在汉城挡克林斯曼的如子弹般射门的那个张惠康吗？
其实，和张惠康比起来，另外一些人更为不幸，比如入选国家队的原辽宁队边锋黄崇，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现在经常能在精神科大夫面前看到他了……
广东球员古广明曾经在一场比赛中被一名北京球员踢断了腿。一个传说：一次，某记者到北京，下了飞机，一坐上出租车就打电话，让朋友帮着查一下历史资料，想知道那名北京球员是谁。
朋友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所以然来，这个时候，出租车司机说话了：“不用查了，我告诉你吧，踢古广明的就是我，我姓王……”
谁不喜欢马拉多纳
不喜欢马拉多纳的人很多，其中最值得原谅的是他在国家队的老队友，后来做过阿根廷主教练的帕萨雷拉。梅诺蒂掌权的时候，帕萨雷拉是阿根廷国家队的队长；到了比拉尔多年代，马拉多纳才成了阿根廷“永远的10号”。足球比赛本身是残酷的，但更残酷的是场下的竞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