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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很想再恶毒一点儿，但是足协行有着和政府差不多的职能，出于我对政府的一向信任，我相信最近足协的规定是出自某个不负责任的官员，足协将认真审查该规定并早晚撤消掉——我相信足协能做到这一点，不然实在不够伟大英明和正确。
这个规定就是足协“要求各个俱乐部以国家利益为重，严禁现役国家队队员赴海外效力”。
为了表示我的负责，以上引号部分全部摘录自《北京日报》，一字不差。
这个规定的前提是：出国踢球和国家利益相悖。
如果真是这样，俺可真要故意把眼镜打碎了。
我先想想出国踢球的好处再说吧：1。俱乐部卖人能得钱；2。国家能增加点儿外汇储备；3。报纸能增加新闻卖点；4。球迷能开心，多喝二两；5。让外国更加了解中国——一切从交流开始（好像是一句广告词吧）6。球员长点儿球性。
别的不说，就第六点足够了，这可是直接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事，当然有利家国了。
惟一的坏处，是米卢再招集国家队集训的时候费点儿力气，可是预选赛要从10月份开始呢，着急什么。
我认为：该规定不但没有可操作性（各俱乐部没有义务必须遵守），而且是明显的短期行为。
足协当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和足协做这个规定的人中肯定有一个人有病。
恰好，我刚从医院做了体检回来，医生说我身心都很健康，像头牛犊子。
有病的大概是对方，赶紧找个医生吧。
跑的就是江湖
我哥打电话来说要给孩子请家庭教师，被我讥笑了一顿，怎么说俺们家也算一屋子读书人，连孩子教育都搞不好，还有什么脸见人啊。电话那边，我哥沉默了几秒，说，孩子要学的是钢琴，这咱们家可没人会。
我哥教育孩子的方法基本是放任自流的，任其玩闹，成绩一塌糊涂，按我哥和我的说法，是：咱们小时候没命地学习，也不见有什么出息，还不如让孩子好好玩呢，到了该用功的
时候他自然会努力。我也曾经以一千元压岁钱为饵，劝导我的侄子和外甥，如果谁考全班最后一名，过年的时候这钱就归谁，结果他们俩竟然都不上当，我很郁闷……没想到有一天我侄子在小伙伴家看人弹钢琴入了迷，嚷嚷着要学。我哥自然乐不可支，觉得自己的“自然教育”法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赶紧买了钢琴，并真的要请家庭教师了。
你不懂的东西当然要请别人教，这我当然支持。你做不了的事情请别人做，再简单不过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什么都会，万事不求人只是姿态，连猴子生了虱子还得同伴帮着捉呢。
我要说国人不会踢球，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可能会跟我急，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事实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残酷的事实就是：中国人踢球的水平可能和我侄子的钢琴水平不相上下——我那侄子现在忙着要考级呢，中国足球队也忙着准备十强赛，他们面临着相同的处境：我侄子可能考上，中国足球队也可能冲出去，如果我侄子考不上，中国足球队冲不出去也没关系，反正还有下次嘛。
中国人自己带了这么多年的队都没冲出去，凭什么要求米卢一击就中？著名足球教练王洪礼说：“今年十强赛机会是不错，不过我看还是有点儿悬，关键是我们根本心里没底。米卢不说实话，我怎么看他怎么像个跑江湖的，作为主教练，应该拿出自己的计划，准备把球队练成什么样。不过从国家队前几场比赛来看，技战术打法真是没有什么闪光之处。中国队自己觉得抽了上上签，可能人家也在偷着乐，可算和中国队分一块了。”
他的最后几句话俺坚决表示同意，能跟中国队分到一组，对别人来说自然是好事，但是责任不在米卢。至于说米卢“像”个跑江湖的，我就不能同意了。因为米卢根本就“是”跑江湖的。跑江湖怎么了？跑的就是江湖。有本事你也跑跑看。
你看人有没有本事就行了，管人家跑不跑江湖干吗呀。
解说员的责任
黄健翔同志，三十多岁了，南京人。他为了中国足球的解说事业，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历经磨难，终于在9月7日晚对卡塔尔一役中“英勇就义”。
这里说“英勇就义”是开玩笑，但是通过这一场的解说，黄健翔在球迷心目中的形象打了许多折扣。
在这之前，黄健翔被球迷称为中国最好的解说员，在这之后，虽然不见得就有人超过他的地位，但是这个“最”字估计没人会轻易使用了。谁“最”呢？还得拭目以待。
估计没人会把黄健翔捧到“神”的地步，连米卢的“神奇”他也比不上，但是，正如一位网友所说，“相对于孙老师带给我们的呆板和韩老师带给我们的欢乐，黄健翔以他的激情和深刻创造着另一种解说风格，经久不衰”，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9月7日，中国对卡塔尔的比赛解说，黄健翔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观众，错误地使用了自己的话语权。
不知道他对米卢哪来的这么大的“仇恨”，我听到了一些不好的传说，对黄健翔和央视有几分不利，但是我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怎么会去相信那些无稽之谈呢？我宁愿意相信作为一个球迷，黄健翔是爱之深，责之切，多少有点儿“怒其不争”的意思吧。
黄健翔可能没有仔细准备资料，没弄清楚对中国队来说，这是一场平了当赢，输了无所谓，甚至赢了不见得是好事的比赛。
虽然每个人都会争取胜利，但有时必要的策略是不可缺少的。赢了是好事，但是真的赢了，使某几个队的出局既成事实后，可能会造成本组的三个西亚国家同仇敌忾之心，联手对付中国队，我们吃这样的亏已经太多，无须赘述。从这个层面看，这真是一场可有可无的比赛。黄健翔只有一句话我同意，“要是普通的球迷和记者都能猜出米卢的心思，那他就不是神奇教练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最后的比分让人无话可说。
就在黄健翔不停指责米卢的时候，我就想，如果开场不久曲波的那脚挑射要是进了，他会说些什么呢？要是谢晖的两个头球建功了他又会说什么呢？
“米卢应该为这次失败负责”，黄健翔说这话的时候，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十五分钟，莫非他能预测还没有发生的事？
别说米卢运气好，在结束的时候把比分扳平，这不是运气而是实力，怎么就没人说弗格森运气好呢？他的队伍曾经在加时阶段连进两个球，创造了奇迹——奇迹和神奇都是实力造就的。
一个刚刚开始迷球的人，听了黄健翔的解说，问：这个教练这么差，为什么会请他来呢？
这种局面的产生是因为解说员忘了自己的责任，只顾发泄他莫名而来的愤怒，“失位”了。
需要反思。
平等是不可能的
1979年，浙江杭州两位出身于军队高干家庭的熊氏兄弟（人称“二熊”）因犯有强奸、轮奸、猥亵等罪行被判处死刑，让老百姓拍手称快。这件事情使特权与反特权的较量拉开了序幕。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才开始深入人心。
如果没有这个观念，我估计胡长清和成克杰今天还会滋润得很呢。
但是法律面前真的人人平等吗？没有绝对的事情，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完全做到。如果真的做到了，这句口号式的话语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比如你相信辛普森没杀他的前妻吗？如果辛普森是个普通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答案不言而喻。
如果说，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所谓的特权只集中在一些“公子”身上的话，那么现在不同了，所谓皇帝轮流做，今天到你家。现在的特权阶层已经严重分化了。
好莱坞每年都有一个权力排行榜，是根据在好莱坞鬼混的那些人的知名度、财富等项目来给他们“排排座次”的，去年第一的好像是个大制片公司的老板，汤姆·克鲁斯是第三，这种排行让你没脾气，起码规则看起来很有道理。如果某天汤姆·克鲁斯也走了辛普森的覆辙并且和辛普森一样可以逍遥法外，你千万别吃惊。那实在没什么好吃惊，因为他的“权力”实在太大，法外还有一个法。
有一个故事：一个古老的村子里，一个泥水匠杀了人，按律当斩。于是召开全村子的会，村长宣读了将泥水匠斩首的决定。一个人站起来说：“泥水匠是应该杀头，但是我们整个村子只有这么一个泥水匠，如果他死了，谁来帮我们修补房顶呢？”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泥水匠不该死。最后村长决定说：杀人得有人偿命，既然我们只有一个泥水匠不能杀，又必须有人死。我们只好杀掉理发师了，以为我们村子里有两个理发师，实在浪费。
最近有自己球员涉嫌杀人——涉嫌而已。在法院判决下来之前，我什么都判断不了，只是新闻中一些人的说法让我感到很郁闷，他们竟然为涉嫌杀人的人开脱，定了个斗殴。
如果新闻中写的事情经过是真的话，我怎么看都不像斗殴。我少不更事的时候也经常斗殴，大体还知道真的斗殴是什么样子。
二十多天过去，最后一个犯罪嫌疑人，那个叫王子的球员对记者说，他有两恨：第一我恨我自己没有遵守队里的规章制度跑出来；第二我恨某某（另一名嫌疑人），就是由于他因为一点儿小事和人家争吵，我们才打架，作为朋友，回头他又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他还有两恨，那个死去的下岗工人不知道有几恨。反正也死了，想恨也没法恨了，我为他一大哭。
我早知道会有人为他们开脱，因为看起来，我们国家会踢球的人实在太少，而下岗工人很多。
思考大牌
国奥队参加亚运会，取得了两连胜的成绩，虽然说第二场从内容到场面都乏善可陈，但毕竟是赢了下来，并且不看对手的话，3∶0的比分自然也不算低。加上有可能处于战略调整的打算，一切都还正常。
不正常的是突然传来了国奥队队员开始“耍大牌”的消息，比如拒绝接受采访什么的，不仅让人诧异，诧异有二，一是这些队员有什么大牌可耍？二是怎么就算耍了大牌了？
第一个诧异来自球员，第二个诧异自然是来自记者了。
人都有尊重强者的习惯，否则就不会有追星族的产生了。如果真的是大牌的话，就说足球运动员，比如罗纳尔多，比如费戈，国内的比如郝海东，自然都有得可耍——不是说他们真的耍了，只是举例。但就国奥队的队员们来说，远远还到不了这种地步，耍什么呢？
记者自然也有记者的问题，某些记者的嘴脸并不比追星族强多少，见了真正的大牌，又是合影，又是索要签名，谄媚的功夫不下一流，已经远远超出了敬业、抢新闻的地步。
这种新闻的产生，固然有球员的成分，但某些记者也应该自省，起码应该想一想孔子说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在自己的身上究竟有没有所体现。
其实，用不着考虑到底是谁的问题，还是想一想大牌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更为现实，也更有点儿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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