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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身之处，也只得作罢。最后，选定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下为爆炸地点。该地三面环水，仅一面有居民数家，非常僻静。桥畔长有几棵大树，树干粗壮可以藏人；树旁还有一座破废了的清虚道观，人迹罕至，可以作为掩护地点。这又离摄政王府很近，为出入必经之路。可将炸药埋置桥下，待载沣通过时引爆。这样，决定由黄复生、喻培伦埋置炸药，汪精卫负责引爆，陈璧君负责往来联络。同时还在什刹海附近的清虚道观，向道士租房一间，作为腾挪之地。
行动的时刻就要到了，在这关键时分，汪精卫找陈璧君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说：“现在要干了，我们都可能牺牲，我已经几乎没有再活下去的打算了，希望你要认真地考虑。”陈璧君说：“我不是为刺杀摄政王来的，而是因为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够答应我。”汪精卫本来并不爱陈璧君，此时却为她的真情实意所感动，既然到了这样的地步，所以便答应了她的要求。有了这种保证，陈璧君自然十分高兴。
1910年3月31日（清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汪等用照相机上的遮光布将炸弹包好，用一辆骡车运到甘水桥边的清虚道观里藏起来。深夜，古城北京仍能感到残冬的寒意，人们大都进入了梦乡。汪精卫担任警戒，黄复生、喻培伦两志士在甘水桥下紧张地忙碌着，突然犬声四起，当夜埋炸药已不行了。次日夜里，二人又继续工作，将炸药罐埋好后，铺设电线，铜线过短，所差太多，只好天明后再购买铜线。第三日半夜继续铺设时，忽见桥上有人张望，黄复生感到有可能被发现了，叫喻培伦通知汪精卫不要来了，自己藏于树后，观察来者是什么人。只见一人手提小灯笼来到桥下，东照照，西照照，就走了。黄复生赶紧跑到桥下，将电线收回。因炸药罐太重，不能取出。这时，又来了三个人：一个警察，一个宪兵，还有先前来的那个人，在桥下查找很长时间才离去。事后才知道，桥上的人是一个车夫，因他的妻子三日未归，出来查找，见桥下有人，以为是奸夫，到桥下看见炸药罐，也不知何物，赶紧报告警察。汪等人费尽心机的行刺计划就这样暴露了。
第二天一早，汪等发现市面上一切平静，一点反常现象也没有，他们深感奇怪。下午，也没有发现清兵抓人的迹象，喻培伦到街上侦察了一番后，大着胆子到甘水桥附近观察，桥下埋的炸弹不见了。
原来，清兵把炸弹取出来，抬到官府中，清廷官吏们也不知这个铁家伙为何物。第二天一早特请来日本和美国使馆的专家进行鉴定。美国专家一看便清楚了，摆在官府案头上的是一颗威力强大的炸弹。当他们听说这颗炸弹埋设在载沣要经过的桥下时，心有余悸地说：幸好未爆炸，要不然，这甘水桥附近两三里路之内完全被炸成一片焦土。美国专家望着已被吓破胆的清廷官吏说：像这样工艺先进、设计高明、威力强大的炸弹，外国人要制造也是困难的。这颗炸弹不是中国制造的。日本专家却根据炸弹外壳上有明显的车削痕迹，说这颗炸弹一定是在中国境内加工装配的；北京城戒备又很严，这么笨重的铁家伙不容易混进城，因此断定是在北京城内制造的，但究竟是中国人干的还是外国人干的尚不清楚。
清朝官吏们没敢声张。他们恭敬地送走了洋人，便对城内的铁匠铺按户密查，发现是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工厂所制，经审讯，厂主供认是为“守真照相馆”做的。
陈璧君异想天开地提出，也许警察没有把铁罐挖走，应该再去察看一下，由黄复生、喻培伦分头前往，发现此地已布满军警，陈璧君这才无话可说。汪等在照相馆中小心地等了几天，关于追查炸弹的风声还是时有所闻，但消息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说是庆亲王奕想以此除掉肃王善耆；有的说是贝子溥伦想以此篡宣统皇帝的位；有的人根据炸弹外壳上刻有英文“伦敦”的字样，断定是由载洵、载涛从国外带回，目的是除掉摄政王载沣；还有一家报纸上竟然载出消息，说是官府已查明安置炸药者，并在卢沟桥捕获，就地正法云云，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但不管哪一条消息，都没有离开清廷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位的斗争，而没有怀疑是革命党人干的，汪等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们在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时认为，从日本带来的炸药和器材已所剩无几，只能再派人去日本购进。大家商定，由喻培伦、陈璧君回日本购买炸药和器材；黎仲实到南洋总部汇报并请示下一次行动方案，到广东、南京等地筹款；但懋辛去上海准备接应下批器材；汪和黄复生仍留北京，准备再举。4月4日，陈璧君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和黎仲实、喻培伦三人离开北京。
喻培伦等出发后，“守真照相馆”便处于清政府严密监视之下。清兵以检查执照为借口，将黄复生逮捕。然后，通过一个给汪精卫送饭的小伙计，捉到了汪精卫。
在审讯时，问汪精卫：“谁是主谋？”汪答：“我就是主谋，事情是我自己一个人干的。”问黄复生：“谁是主谋？”
黄答：“我自己是主谋，事情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两个人都争着救对方牺牲自己，因此两人都要被处死刑。原同盟会外务干事，后变节卖身投靠肃亲王善耆的程家柽出来为汪、黄说情：“他们昔日都是我的同志，就留他们一条命吧。”
内务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讯时，对汪、黄说：“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就全写出来吧。”在生死关头，汪精卫面不变色，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写了自己的革命思想和目的，对暗杀之事供认不讳。谓：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起事时，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我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篦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
供词痛斥了所谓今日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立保皇言论。指出，今号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是其强权较昔加厉，清政府终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并痛述中国在国际上已面临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之局面。此情尤令人惊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今之中国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慷慨激昂，痛斥清廷侈谈立宪的极端虚伪。
汪被捕后，自料必死，吟诗言志，在狱中成《被逮口占》四首，其中一首是：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肃亲王善耆主张对汪精卫等“从宽”处理，使汪免于一死。
还写了如下壮语：“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这些铿锵的诗句曾流传一时，为人称颂。汪精卫的谋刺活动经过长期筹计，并非一时冲动。因此，他被捕后和黄复生一样，都主动为对方承担责任。这些壮举不仅为一般人传为佳话，也为主审官善耆所赞叹。
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肃亲王说：“汪先生在《民报》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读过。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
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汪精卫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褊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
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多数人生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载沣与溥仪、溥杰的合影。站在右边的，就是后来成为宣统皇帝的溥仪。
吗？“汪精卫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惟一道路。“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经此辩论，汪精卫的志士名声很快传遍了海内外。
关于汪精卫一案，有人主张应处以极刑，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则认为，现在正推行立宪，革命党不只汪、黄二人，若来一个杀一个，冤冤相报，何时可了，不如从宽处理。后摄政王也批谕：“我国正预备立宪，该生等系与政府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民庶情形，宜以渐进，徐图改良国政。该生等躁急过甚，致陷不轨之诛，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与常罪不同，为国罹罪，宜从宽典。”4月29日，宣统皇帝发布上谕：“汪兆铭、黄复生，着交法部永远牢固监禁，罗世勋着牢固监禁十年，余依议，钦此。”30日汪精卫、黄复生由民政部内总厅解往法部监狱（北监）关押，开始了铁窗生涯。
对汪精卫等人的被捕，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甚为惋惜，并立即组织了营救活动。5月4日，孙中山在致美国芝加哥同盟会员梅培的信中，对汪之被捕，表示：“吾党失一文武全才能员，殊深痛惜也。”6月5日，在致纽约同盟会的信中又说：“精卫君往北京，身入虎口，欲有所图，不幸事败被拿。昨日得接香港汉民君来电云：”精永禁'，盖精卫君已被虏廷永远监禁也。虏之不杀，想有顾忌而不敢也。“7月20日孙中山致函吴稚晖，请设法营救汪精卫。1911年3月20日孙中山致函吴稚晖，告汪在狱中状况，并云已派人去北京营救。胡汉民初闻汪精卫被捕，以为必死无疑，极为悲痛，特为诗悼之。其诗云：挟策当兴汉，持椎复入秦，问谁堪作釜，使子竟为薪。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
此时，喻培伦和陈璧君已到达日本东京。他们从报上得知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的消息。陈璧君那时正在和汪谈恋爱，一听到这消息，气急败坏。她不讲到日本购买炸药器材是大家的决定，是图再举，而破口大骂喻培伦是胆小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