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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是东吴人，向来为中原人瞧不起。陆机到洛阳，洛阳人士都称之为“吴儿”、“伧父”。王武子拿羊奶来夸傲陆机，问他：“你们江东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它？”陆机回答说：“有千里莼羹，未下盐豉。”
莼羹，就是莼菜汤。盐豉，就是盐和酱油，江南的莼菜，盛产于松江的泖湖。古时泖湖极大，有长泖、圆泖、大泖，合称三泖。宋元以后，逐渐被围垦，湖面愈小，青浦的淀山湖，只是泖湖的一角。泖湖，古代称为茆湖。茆，就是莼菜的古名。由此可见莼菜是我们松江的特产名菜，可惜现在它没落了，产量极少。杭州西湖上菜馆供应的所谓“西湖莼菜”，都是萧山湘湖产品。
泖湖莼上酒席供应的都是春天采取的嫩叶，称为“春莼”。到了秋天，叶大而老，称为“秋莼”。明清以来，我们松江诗人赋咏的，都是春莼，而两浙诗人所赋咏的，往往用“秋莼”字样，朱竹垞诗集中就有好几首诗词提到“秋莼”。这或许是用张翰“秋风起而思莼鲈”的典故。但这个典故，不能证明江东以秋莼为美味。
莼菜汤是一种清香的汤，江南人家做此汤，从来不加盐豉。《齐民要术》和杜甫、梅圣俞诗中所说，都是北方人吃法，大约陆机在洛阳已知道北方人不会吃莼菜，不免有些笑他们外行。王武子以臊腻的羊奶来夸傲中原食物之美，陆机以清淡的莼羹来夸傲江东食物之美，顺便讥笑了北方人不会吃莼菜。所以他回答说：“千里莼羹，未下盐豉。”
他的意思是说：下了盐豉，就不能与羊奶比了。
现在还有一个“千里”，至今无法讲通。溧阳有千里湖，但没有听说过溧阳莼菜。
我怀疑这个“千”字，恐是误字。金山县有一个镇，名为“干巷”，正在泖湖边上（古代），可能在古代，名为“干里”。古地应用“里”字的，后世都改用“镇”、“巷”等字，说不定干巷就是干里，而干里是莼农集中之地，故曰“干里羹”。金山人至今还称泖湖一带地区为“泖里”，或写作“泖里”。有人编过一部《干巷志》，我没有见过，不知书中有无讲到地名的起源。
赵璘《因话录》中没有这一条关于“莼羹”的记载，大约梁实秋记错了。我记得这一条见于宋人笔记中，但一时也无从查起。
一九九一．十．二十三
［附录］
《莼羹》一文的补充章锡良
施蛰存先生于十月二十三日的《新民晚报》副刊上的《莼羹》中说：“赵璘《因话录》中没有这一条关于‘莼羹’的记载，大约梁实秋记错了。我记得这一条见于宋人笔记中，但一时也无从查起。”
施先生不愧为一位严肃的学问家，确是梁实秋先生记错了。经笔者查考，施先生所说见于宋人笔记中，是不错的。在宋代有一部与赵璘的书同名的《因话录》，作者曾三异（字无疑，号云巢），其中有一条云：“莼羹：‘千里莼羹，未下盐豉。’世多以淡煮莼羹，未用盐与豉相调和，非也。盖‘末’字误书为‘未’，‘末下’乃地名，‘千里’亦地名，此二处产此二物耳，其地今属平江郡。”这段文字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说郛三种》中的涵芬楼的百卷本。另一种的明刻宛委山堂一百二十卷本，文字基本相同。唯最后一句不同：“其地今属江干。”
“江干”二字提供了一点信息，即施先生所说，“千里”也许为“干里”之误。在松江县机山东的天马山，又名干山。在金山县东南有干巷镇，一名干溪，旧名干将里，干山也好，干巷也好，均与干将的传说有关。所以《世说新语》中说的“千里莼羹”，极大可能是“干里莼羹”。
《说郛三种》中的明刻一百二十卷本的书名作《同话录》。但《中国丛书综录》在著录时，都写作《因话录》，可将赵璘与曾三异的书看作为异书同名。
一九九一．十一．三
花的禅意
昨天刚写好一篇《禅学》，对禅和子说了些不敬的话，顺便也提到宋人以禅喻诗，把诗弄得非常玄妙。不过文章目的不在谈诗，因而也没有多说。
今天整理书架，偶然找到一本《文史知识》，随手翻开，就看到一篇禅学者赏析王维诗的玄文，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例证。
文章累累三千字，把王维的一首二十字的五言绝句赏析得禅味甚浓，倒也亏他有此别才。现在我且先抄出开头两段，来赏析他的赏析：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这是王维著名的田园组诗《辋川集》的第十八首。辛夷即木笔树。辛夷坞，因坞中有辛夷花，故名“木末芙蓉花”，由《九歌·云中君》“搴芙蓉兮木末”句点化而来，木末，即树梢；芙蓉花，这里实指辛夷花，因芙蓉与辛夷花色相近，故借以代称。在裴迪的《辋川集》和诗中有“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两句可证。
这是第一段，赏析诗的文本。诗题是《辛夷坞》，王维的辋川别墅中的一景。诗是咏芙蓉花的。以芙蓉为名的花有两种：一种是水芙蓉，即荷花。一种是木芙蓉，木本植物，亦称地芙蓉。现在，水芙蓉仍称芙蓉花，用不到加一个木字，因为荷花，除了做诗以外，没有人称之为芙蓉了。“木末芙蓉花”，是点明所咏的是木芙蓉，句法虽然出于屈原《九歌》，却不是“点化”。
辛夷坞中，未必只有一种辛夷花。作者明明说是芙蓉花，赏析者硬说它“实指”辛夷花。为什么？理由是“花色相近，故借以代称”。这个理由，这样赏析，能服人吗？
我如果做一首咏菊花的诗，能说“东篱黄蜀葵”吗？花色也相近，可以这样代称吗？
作者还引裴迪诗，“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用以证明“芙蓉”就是指“辛夷”的。这个证据，提得也非常牵强。我以为反而可以证明辛夷坞中也有木芙蓉花。再说，裴迪没有说明是木芙蓉，他这句诗也很可能是说辛夷花的颜色可以乱荷花。辛夷花是紫红色的，木芙蓉花的萼是深红色的，开出花来却是粉红色的，也有白色的。荷花有红有白，要说颜色相近，倒是荷花可以和辛夷相乱。裴迪这一句“色与芙蓉乱”，我看是指荷花的。这也可以有诗为证，白居易咏辛夷诗云：“紫粉笔含尖火焰，红胭脂染小莲花。”
荷花大，辛夷花小，故只比作小荷花。王维《辋川集》中还有一首题作《临湖亭》的诗：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
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
岂不可以证明辋川别业中也有荷花吗？
以下抄第二段，是赏析全诗总论：
这首诗浅近单纯，说的是：在辛夷坞这个幽深的山谷里，辛夷花自开自落。自然得很，平淡得很，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诗。诗以言志，诗人的志哪里去了？诗以言情，作者的情何处可寻？然而，这确实是一首好诗。你看，辛夷花在树梢怒放，开得何等烂漫！
辛夷花又在纷纷凋零，又是何等洒脱！既没有生的喜悦，也没有死的悲哀，无情有性，你能说，这仅仅是一棵普普通通的辛夷花么？
王维笔下的辛夷花，是他内在精神的外射，是一棵人格理想之花，然而又是一棵与众不同的花。
这一段赏析，用的是欲擒故纵、欲扬故抑的手法。因为这首诗中，看不到诗人的志或情，所以简直不敢相信它是诗。原来这位赏析家不知道诗有赋体。不言志，不抒情，就不是诗。王维的《辋川集》诗二十首，除去最初三四首外，全是赋体，既不言志，也不抒情，难道全不是诗？
底下，笔头一转，不是诗，确实是好诗了。你看，花开得多烂漫而没有生的喜悦；花落得多洒脱，而没有死的悲哀。现在，赏析出禅意来了。花即是人，人即是花。说花就是说人。人是谁？作者王维。王维的生，确是十分烂漫。他能以书画音乐，服侍王公贵人，为歧王家宴席中的常客。他又是和尚尼姑的大护法。自命维摩诘居士，经常有天女散花，优婆问道。家财富裕，买下了宋之问的大庄园。安禄山造反，打进长安，他立即附逆，做了汉奸。乱平之后，别的汉奸都分别得罪，他却非但不坐牢，反而授了官，至于他的死，也确实非常洒脱。他临终时，还从容不迫地给兄弟亲友写了许多遗书。没有生的喜悦，何以活得如此烂漫？没有死的悲哀，何以装得如此洒脱？要知道，烂漫是喜悦的现象，洒脱是悲哀的面具。
如果说，以人喻花。那么，芙蓉花的“纷纷自开落”，既然是“自然得很”，你又何以知道它们没有“生的喜悦，死的悲哀”？难道禅学家已超过了弗洛伊德，能分析植物的心理了吗？我看，还是庄周老实，他倒还能说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现在，再抄一小段，是芙蓉花的颂词，也是王维的诔词：在这个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在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零，既没有人对它们赞美，也不需要人们对它们的凋零一洒同情之泪。它们得之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没有追求，没有哀乐，听不到心灵的一点震颤，几乎连时空的界线都已经泯灭了。
多么玄妙？真是一棵“与众不同”的“人格理想之花”。不过，我以为，王维没有那么自然，倒是千千万万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可以当之无愧。而我们的禅学家硬要把一朵芙蓉花，当作辛夷花，插在王维的胸前。
最后，还要抄一段“禅意更浓”的赏析：辛夷坞也是这样一个境界，只不过禅意更浓，显得更为空灵。因为“对境无心”，所以花开花落，引不起诗人的任何哀乐之情；因为“不离幻相”，所以他毕竟看到了花开花落的自然现象；因为“道无不在”，所以他在花开花落之中，似乎看到了无上的“妙谛”：辛夷花纷纷开落，既不执着于“空”，也不执着于“有”，这是何等的“任运自在”！纷纷二字，表现出辛夷花此生彼死，亦生亦死，不生不死的超然态度。
读了这一段赏析，才知道一首二十字的绝句，具有如此法力，连“纷纷”二字，也能表现出如此玄妙的超然态度。自愧读诗六十年，竟没有能看到“无上的妙谛”。在禅学家面前，读诗简直比猜哑谜更难了。
一九九一年
杂览漫记
《胡萝卜须》
这本书不记得是谁所赠，在我书架上已有一年多了。昨晚，枕边无书可看，才从架上抽出，看了小半本才放下入睡。
列那尔是法国十九世纪末期的文人。他写过散文、随笔、小说、剧本，但总的成就，只能说是一位散文家。他在世只有四十七年，作品不多，但他的文章，在法国文学中，却是精品。从文字风格而论，他是一位十九世纪的文体家。
这个译本，是他三种著作的选译本。第一部分为《自然记事》，选译了七十一篇记录自然界小动物的小品文，第一篇《形象的捕捉者》，大约就是全书的引言了。第二部分是《胡萝卜须》。说是小说，却没有故事；说是散文，却有一个中心人物。我想名之为小说体的散文。《胡萝卜须》是一个小孩的绰号，相当于中国的“萝卜头”。这本书，三十年代有过一个黎烈文的全译本，现在怕已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