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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讲法，和我的理解大不同。我不知道这几位鉴赏家如何理解“闻说”与“也拟”。
词句明明反映出当时的情况：杭州人都在准备到金华去避难，李清照也想去金华，又感到疲于奔走流亡，打不定主意，这就不是“避乱至金华以后”的作品，而是避乱至杭州，拟去金华时的作品。
“物是人非事事休”一句也不是怀念故乡，而是悼念赵明诚。李清照和赵明诚带了许多书画文物，渡江避难，明诚忽病死于中途，此事对李清照是极大的打击。现在当继续流移之际，看看文物犹在，而人已故世，遂有事事休之感，因而引出下片迟疑不决之情。这一句中的“物是人非”，应当理解为“物在人亡”。
我以为，这样讲，可以批驳俞正燮之误。奇怪的是，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从此词明显的文句中去理解，而盲目地信从俞氏的曲解？
房内
有一位荷兰学者高罗佩（VanGulik），在日本、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任外交使节十余年，对中国人的性生活发生了兴趣，写了一部书：《中国古代的性生活》，出版于一九六一年，正当我国文化闭关的时候，中国知识界非但无法见到，甚至未闻其名，不知其事。
一九七九年以后，我国敞开了大门，西方文化信息灵通了，我才从海外友人的通信中知道有此一书，为海外中国学者所重视，但我还是无法见到。
现在，居然见到了一个中文译本，书名为作者所拟另一个书名：《中国古代房内考》。
大约是为了避免“性生活”这三个刺眼的字，改用雅言“房内”，尽管书是“内部发行”的，也仍然可见译者还有一点顾忌。
书是朋友借给我的，不能久借不还，我花了整整三天把它看完了。看完之后不免长叹。第一个反应是：这本书为什么中国人不写，而让外国人来写？译者在《前言》中说：“这本书的内容对中国读者已经太陌生，简直好像是讲另一个国度。”又说：“此书对中国古代性生活研究有开创之功。”由此可知，两位译者都是青年人；他们对中国文化史的知识大约仅限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似乎不知道中国性学的开创之功，应当归之于江绍原、潘光旦、周作人、张竞生。而刻佣双梅景暗丛书》的叶德辉，尤其不能说他不是中国性学的开创人。
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收集猥亵民歌，至今无法印出。张竞生大张旗鼓地推动性学，却被“小江平”等人搞坏了，在“千夫所指”之下，丢掉北京大学教授之职，回去隐居。
他的《性史》终于没有写成。
高罗佩很敏锐地看出，中国在唐代以前，有不少性学文献。不论属于儒家或道家，都是把两性关系看作养生延寿之道。尽管它们的理论有不少虚妄，但它们还是属于医学卫生的严肃的著作。宋代道学兴起以后，唐以前的许多房术文献很快就被禁止得亡佚了。
作者还提出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论点。他以为，房中术是很早的中国文化，印度教中的密宗，也讲究两性交合，是受到中国的影响，然后再从印度，经过西藏，反馈到中国。
这个论点，我以为是非常正确的。由此，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宋元以后，中国古代的房中书日渐亡佚，很少流传，儒家与道家讳言房术。而元明二代的房中书，分明是密宗经典的译本，而其内容，却有中国古代房中术的遗迹。甚至，明清二代的中国人，看到雍和宫里的欢喜佛，都以为是西藏传来的藏佛，而没有人敢于设想这些造像的原始形态，正是“天老教轩皇”的图本。
高罗佩毕竟是一个外国人，他收集中国人的性生活资料，还不够充分，如果没有叶德辉的那些刻本，他这部著作，恐怕未必能写成。他说中国人的性生活中，病态现象极少，这就因为他没有见到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其实，记录性虐狂、变态性欲的资料，在历史中公然记录的，已不算少，何论笔记、野史、杂书中的许多记载？
关于中国近代的房中书，作者也没有见到，甚至还没有知道书名。因此，他这部著作，只能名为《中国古代的性生活》，而在明清两代的叙述中，显得很薄弱。我在《也是园书目》中见到属于“房中”的书四种：一、《端必瓦成就同生要》一卷二、《因得啰菩提手印道要》一卷三、《大手印无字要》一卷四、《女丹经》八卷前三种显然是密宗经典的译本，《女丹经》有八卷之多，很可能是汇集古代房中书的道家遗书。《也是园书目》是明末清初写定的，也是园藏书散出之后，收得这些书的藏书家就不敢把这些书收入目录，因而这四部书就无迹可寻。但是，我相信，这些书还不至于全部亡佚，可遗憾的是中国人还不敢研究。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筝雁
姜白石解连环词上片有四句云：
“为大乔能拨春风，
小乔妙移筝雁；
啼秋水、柳怯云松，
更何必、十分梳洗？”
这四句句法整齐，“为”字是领字，在歌唱的时候，是一个衬字。大小乔指两个歌姬，一个能拨阮咸，一个善于弹筝。在筝声响起的时候，音乐感动心灵，两个歌姬都显得眉眼间有愁怨之情，使鬓发也松下来了。这样，她们就使人感到很美，用不到十分加意于梳妆打扮了。
我把“春风”解释作阮咸，因为调养乐器的动词，只有阮咸和琵琶用“拨”。奏阮咸可以简称“拨阮”。在这首词中，“春风”肯定是指阮咸而不是琵琶。何以见得？因为第三句只照顾到筝，而不联系以大乔奏的乐器。筝与琵琶都是主奏乐器，而阮咸常常是伴奏乐器。所以我把“拨春风”解作“拨阮”。
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二句、第三句已被人读成：“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
我看到过的最早的标点本，是一九三○年十一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石道人词笺平》，著者是陈柱尊。以后，差不多所有姜白石词的注释本，都用这样的读法：把第二句改为五字句，而把“雁”字和“啼秋水”结合为一句。这样断句，根据的是万树编的《词律》。此书中所选定作为标准格式的是一首蒋捷的解连环，这两句是“编琼甃小台，翠油疏箔”。此外，还可以参看其他两宋词人所作解连环词，例如周邦彦词云：“似风散雨收。”杨无咎词云：“但只觉衣宽。”张东泽词云：“更细与品题。”它们都是以一字领四字的五字句，姜白石这一句的句法，确是和它们不合。但是，周邦彦是知音律，自己能作曲配词的，他定下了句格，不知音律的词人就只能依着他的句格写，而不敢改变。姜白石也是一个知音律的词人，他也能作曲配词，他作解连环词，在句法上略有改动，而不妨碍曲律，有何不可？现在，硬要把姜白石的词句合于周邦彦的句格，削足适履，使这一句成为非常欠通的“小乔妙移筝”，虽然成为一个五字句，但还不是一字领四字的五字句，而是二三句法，其实改了还是不合。许穆堂《自怡轩词逊收录了姜白石这首词，他以为这是一个九字句，读作“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加了一个注：“小乔下九字断句，与周作不同，想可不拘。”这是他想不出办法来解决这个疑问，只好两句并一句读，却不知从来没有这样的词句。
《乐府杂录》云：“筝只有宫、商、羽、角四调，临时移柱，以应二十八调。”可知移柱是为了配合各种宫调，是弹筝的特技。王建《宫词》云“玉箫改调筝移柱。”晏叔原词云：“却倚鹍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姜白石也有“玉友金焦，玉人金缕，缓移筝柱。”筝有十三弦，一弦有三柱，共三十九柱，斜列如三行飞雁，故又称筝雁。
贺方回词云：“秦弦络络呈纤手，宝雁斜飞三十九。”洪景伯词云：“风鬟飞乱，寒入秦筝雁。”赵虚斋词云：“何人金屋，巧啭歌莺，慢调筝雁。”晁次膺词云：“旧曲重寻，移遍秦筝雁。”这里更是明白说出“移筝雁”了，可以证实姜白石的词句肯定是“小乔妙移筝雁”，而“移筝”是不通的。可是，夏臞禅校注姜白石此词，却肯定“移筝不误”。这已使我诧异，底下又引冯延已词“谁把钿筝移玉柱”来作证明，真是不可思议。冯延已明明说是“移柱”，夏老却用来证明“移柱”即“移筝”。
姜白石把五四结构的两句改为六三结构，自有他的音乐根据。读者只能依据文义断句，移的是筝雁（柱），而不是筝，那就不能为“雁啼秋水”这个成语所迷惑，而硬把一个“雁”字拉下来。
“啼秋水”是一个用得很巧的双关语。既以筝柱比之为雁，于是词人就以筝声比之为秋水上的雁啼声。元代词人吴元可词云：“弹筝旧家伴侣，记雁啼秋水，下指成音。”
但“秋水”又为历代诗人用以比拟妇女美目之词，故“啼秋水”亦可作“泪眼”解。张子野词“当筵秋水慢，玉柱斜飞雁。”《草堂诗余》即引白居易诗“双眸剪秋水”来作注释。姜白石这一句即转到弹筝人的姿色。柳，指眉；云，指头发，故下句云：“更何必十分梳洗？”如果把“雁啼秋水”连结成一句，则上句成为不通的“移筝”，下句“柳怯云松”也无法理解了。
不过，周邦彦诸人所作，“水”字处是韵，故夏臞禅亦在“雁啼秋水”句下用句号。
现在，我既以“雁”字还给上句，则尽管“水”字仍是韵脚，却只能用逗号了。这是乐句与词句的参差，对歌唱没有影响。杨升庵《词品》中已说明这一现象，万树《词律》中也常有例证。
莼羹
今天收到《读书》第九期。看了一篇蒋竹荪的《一字之谜》，从梁实秋的一篇文章说起，谈到了《世说新语》中那一句“千里莼羹，未下盐豉”的问题，于是，这个从宋朝人开始提出的疑问，又展开了一番讨论。
梁实秋据唐人赵璘所著《因话录》中一条，以为“未下”乃“末下”之误。“千里”和“末下”都是地名，因而感到翻译中国古书之难。
蒋竹荪以为江苏溧阳有千里湖，可以为地名之说作证。但“末下”是地名，却不见载籍。因此，他以为“未下”不误。
赵璘以为莼羹不用盐豉调味，故肯定“未”字必为“末”字之误，然而他又说不出“千里”和“末下”这两个地方在哪里。
梁实秋又引了杜甫、梅圣俞、黄庭坚的诗，都说莼羹应用盐豉调味，因而愈加感到“难以索解”。
蒋竹荪又从《齐民要术》中找到许多资料，都可以证明做莼羹是应当用盐豉的。于是他对“未下盐豉”这一句作了新的解释：“其中隐含如下盐豉，将比羊酪更美之意。”
又说，“这是所谓文字简奥处。”
以上是这一番讨论的纲要。接下去谈谈我的意见。
陆机是东吴人，向来为中原人瞧不起。陆机到洛阳，洛阳人士都称之为“吴儿”、“伧父”。王武子拿羊奶来夸傲陆机，问他：“你们江东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它？”陆机回答说：“有千里莼羹，未下盐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