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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凭我的文化水平来译解这段文章，它们内涵的概念有以下几个：（一）文学的危害性是一种精神。
（二）这种精神充斥于整个中国文化的空间。
（三）我们（不知是谁？）是先天性的低能儿，不会区别文化与文学。
（四）“文以载道”是一种罪过。但不是文学本身的罪过。
（五）有人说“文以载道”是文学本身的罪过，这是冤枉了文学。
（六）文化有一个自身。这自身有内部与外部。
（七）文化自身的内部已经无法向文学让步。（外部呢？）（八）所以我们只能把文学用作祭祀文化的供品。清楚了。一句一句都弄清楚了。
但是总的意念呢？
为人民服务
大学生问古汉语教授：“为人民服务”这个“为”字怎么讲？
教授答：有几种解释。要看这句话是谁说的，因人而异。
大学生说：请老师举个例解释一下。
教授说：一种讲法，为就是“给”，为人民服务，就是给人民做事。这个人做的事都是有利于人民的。
大学生：这是谁说的？
教授：革命家。
大学生：还有什么讲法？
教授：这个为字可以讲作“代替”。
大学生：代替人民服务？是谁？
教授：冒名顶替的壮丁，代吃官司的流氓、穷汉，考场里的枪手，多着呢！
大学生：还有什么讲法？
教授：为字也可以讲作“做”，就是白话文的“作为”。
大学生：作为人民服务？什么意思？
教授：你读错了，要加逗点。“为人民，服务！”这是说，你作为人民，就应该服务。
大学生：这话是谁说的？
教授：官。
子贡问政
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以上是《论语·颜渊》的一章，我从二十岁读到今天，还是不懂。
子贡问如何行政。孔老师说：人民有足够的粮食，国防线上有足够的武力，人民就信任你这个官儿了。博得人民信任，当然国泰民安。
文句很明白，不容曲解。足食、足兵，是取得民信的两个条件。
可是，子贡却问：如果有必要减去一个条件，那么，在这三件中，应该首先减去哪一件？
这样，可见子贡是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三个治国条件的。那么，这个“之”字如何讲法？这个“矣”字又如何讲法。
奇妙的是孔老师的回答：“可以先裁军。”
子贡又追问，留下的两个中，有必要时，可以先减去哪一个？
老师说：“可以让人民没有饭吃。”接下去解释道：“没有饭吃，大不了饿死。死有什么要紧？从古以来，人人都要死的。只有人民的信任最最要紧，没有人民的信任，就无法立国了。”
老百姓都饿死了，国土都被敌人占领了，还有一个人民的信任可以维持政权，怪不怪？
文学遗产
“文学遗产”这个名词，我以为应当废除了。
十月革命成功，苏联建国，把沙皇俄罗斯的一切，全部否定，文学也不在例外。包括普希金在内，全部俄罗斯文学，都是贵族文学、资产阶级文学、死文学、反动文学。
托尔斯泰的文学，也只有一面镜子的作用。
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对传统文化采取怀柔政策，不作为敌我矛盾处理了。于是，把俄罗斯文学称为文学遗产。
人死亡后，他的财产才成为遗产。当他生存的时候，是财产，不是遗产。
既然说是遗产，必然有继承人。继承人确定以后，取得了这份遗产，遗产就消失了，成为继承人的财产的一起分。
可知遗产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名词。
俄罗斯文学如果到今天，还是遗产，这份遗产似乎永远存在银行里，由律师或公证人保管着，没有继承人。
为什么还要学习并纪念普希金？戈尔巴乔夫为什么郑重地到上海来给普希金铜像献花圈呢？
既已接受，就不是遗产；没有继承人，也不成为遗产。
所以我以为，文学遗产这个名词该废除了。中国文学史永远活着，永远在前进，没有死亡过。
又一份遗产
前几天，对“文学遗产”挑剔了一下。今天展开报纸，才知道孔夫子的儒学也是一份遗产——文化遗产。
几百个新、老、中、外儒学家，开了一个大会，讨论这一份文化遗产。讨论的结果不得而知，也不知道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孔门的子孙着实不少，如果讨论的是如何分配这份遗产，估计每人分到的不过一丝一毫，吃一碗阳春面都不够。
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富翁不在少数，就儒、释、道三大公司而言，子公司何止百家？十多年前，法家的遗产被“四人帮”继承了去，浪费完了。现在，好像只有一份儒家的遗产。和尚道士，还在清理财产阶段。
这一份儒家的遗产，经过十年批臭，已经没有人想要。在国产文化缺货的情况下，国际文化贸易商人引进了成批的外国文化，货源充足，市场繁荣，成为盛极一时的畅销商品。
于是有些老冬烘看不顺眼，主张提倡国货，要用国产品白猫洗涤国民的精神。可是，资产阶级文化虽然不守四项原则，却实实在在是“拿过来”了。虽然没有过户，却也承认它是外商投资，而不是遗产。儒家思想，即孔夫子的意识形态，虽然是“珍贵的中国文化”，还只是一份没有继承人的遗产。
现在有许多人忙着纪念孔仲尼先生二千四百五十年诞辰，为这份遗产大登广告，还吹嘘这份遗产可以用来向国外投资，帮助开发不发达国家。甚至还有人认为可以送到资本主义大国去生产文化杀虫剂。
可是，还没有一个人敢继承过户。它还只是一份遗产。
国粹
收到一封信，是一位素昧平生的华裔外籍学者寄来的。他（或她）买到了我编的两本《词学》集刊，来信恭维一番，说我的工作是“有保存国粹之功”。
这封信来得正好。它提醒我：天地之间还有“国粹派”。
这回虽然在外国发现，安知大陆上已经没有？
遗产派，国粹派，正好是一对敌我矛盾。
不归于杨，必归于墨。不是遗产派，就是国粹派。
要做“第三种人”，也不很容易。
然而，“珍贵的中国文化遗产”，却是宣扬“中庸主义”的。
论老年
西塞罗是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散文家。他有不少著作留传下来，著名的政论文、演说稿、书信、杂文，不下几百篇。可惜中文译本只有梁实秋译的一本《西塞罗文录》，还是三十年代的事。最近听说又有了新译本，内容还是梁实秋译的那几篇，我还没有见到，不知译笔会不会比梁实秋好些。《西塞罗文录》中有一篇《论老年》，是一篇著名散文，我当年读了很感兴趣。不过，西塞罗只活到六十八岁，就被人暗杀。他论老年，恐怕只是一个五六十岁人的体会，在今天看来，这还不算老年。我国今天的法律上规定，男子六十岁退休，女子五十五岁退休，这样说来，六十岁才开始进入老年，他还没有老年人的思想、情绪、经验、体会呢。
老年，老人，这个老字，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概念有过几次变动。有一个现象，大可注意。汉代以前，一个人，过了七十岁才算是老了。孔夫子叙述自己的一生，从“十有五而志于学”讲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下面就不说下去了。另外，他还说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可见在孔子的时候，七十岁以后，才算进入了老年。
所以汉代的字典《说文》注释这个“老”字，明确地说：“七十曰老。”可是，这个标准，到了后世，似乎只有做官的人可以保持不变。“七十而致仕”，从周朝到清朝，没有改变过，大大小小的官员，一律到七十岁退休。老百姓呢，老得早了。皇侃注《论语》说“五十以上为老”。《文献通考·户口考》说：“晋以六十六岁以上为老，隋以六十为老，唐以五十五岁为老，宋以六十为老。”这样看来，在人民中间，老的概念，曾经在五十岁到七十岁之间，游移不定过。汉朝以后，只有做官的人有特权比老百姓迟老十年。
不管六十也好，七十也好，反正我已经毫无问题地老了。中年、青年、少年人的一切思想、感情、观念，都遗弃了我，我也遗弃了它们。我和中、青、少年之间，显然存在了不同广阔的代沟，我已主动又被动地进入了另一个意识形态王国。我的一切观念，如果不赶紧自己交代，现在和将来的中青少年是不会理解的。于是，我也来谈论老年。
说起老年，就想到晚年。根据传统的修辞用法，晚年不一定是老年，老年也并不年年都是晚年。太阳即将落山，夜幕尚未降临，这时候叫做晚。一个人的生命即将终尽，还没有死，这年龄叫做晚年。晚年这个名词，并不表示固定年数或年期。一个在五十岁上逝世的人，他的四十八九岁就是晚年。四十四五岁，就不能说是他的晚年。我第一次退休，是在一九七五年，“工宣队”送我回家，祝颂我晚年愉快。我心里好笑，你以为我过两三年就死了吗？到今天，十五年过去了，我还活着，有这么长期的晚年吗？现在的青年人，经常以晚年安乐、健康祝颂老年人，却不知道老年人心里难受。这不是祝颂，简直是诅咒他快死埃在我辈老人的词汇里，“晚年”这个语词仅仅在讲到一个已故世的人的最后几年才用到，从来没有当面对生存的人用的。
记远不记近，这是老人十拗之一。我在青少年时，和老辈讲话，他们对十年、二十年前的事，会说得清清楚楚，对十天八天以前的事，却想不起来。我当时也想不通，以为这是老年人的古怪。现在我自己明白了。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每个人都有许多印象最深刻的事物。年纪越小，这种深刻的印象也越多。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在五六岁时，住在苏州，父亲带我到虎丘去看迎神赛会。一尊巨大的“老爷”（神像）由许多人抬着走过，那老爷的眼睛会闪动，十分威严。我非常害怕。这是第一次看见，印象最深，永远记得。以后还看过几十次迎神赛会，都不很记得了。到了老年，每天的生活，差不多平淡无奇。昨天和前天一样，前天和大前天一样，没有特异的情况，因而也没有深刻的印象。所谓记远不记近，也并不是说，凡年代久远的事或人都记得，凡最近的事或人都不记得。只是过去的生活中，印象深的事情多；老来的生活中，印象深的事情少。这就是老人记远不记近的理由。说穿了，也并不古怪。
老人饶舌，说话滔滔不绝。他愈说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