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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写“当代文学史”，唐彛耍戳艘黄恼拢晕贝难形闯墒罚什灰顺啤暗贝难贰薄Ｕ飧黾猓纠床淮恚聪氩坏接腥顺隼矗狄椤Ｓ谑牵乙残戳艘晃模茝｜助阵。我们的话说得很明白，可以释疑了，岂知还有人提出“异议”，反映了我们的青年人对于“史”的观念，很不正确，因而又写一文，再作解释。此文寄去报社，未见刊出，而编者已发表了一篇结束辩论的文章，对双方论点，不作判断，就此一刀砍断了这一场辩论。
现在我把两篇文章一起编存在这里，为此事留一个记录。
全集·文集·选集
汇集一个作家的作品，编成集子，大约开始于晋宋之间。一般都是作家逝世后，由朋友、弟子或子孙编辑的。到了唐代，才有诗人白居易和元稹自己动手编定诗文集。
作品收罗齐全的，称为“全集”。但是，谁能说他的编辑工作已毫无遗缺吗？因此，“全集”这个名词，用的极少。《四库全书总目》中，称“全集”的只有宋代的苏轼，明代的宋濂、杨慎和杨士奇等五六种。其实这都是书商的宣传用语。朱熹的文集名为《朱子大全集》，尤其显然是书商竞争的广告辞汇。你出“全集”，我出“大全集”，说不定还可以出“最最最全集”。
“文集”这个名词，现在专指散文的结集。但在古代，散文、韵文都是文，所以“文集”中也兼收辞赋诗词。唐代以前，没有称“文集”的，一般只用一个“集”字。
例如《陶渊明集》，就是陶渊明的诗文集。
从昭明太子的《文逊开始，出现了“选集”。一般都是选录许多人的作品，或是一个流派，或是一个时代。但书名用“驯字的，《文逊以后，一直要到宋代才有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逊和佚名的《圣宋文逊。至于专选一个人的作品，而以“选集”为书名的，恐怕是现代的新事物。
以上是这三种编集名词的传统意义，历代作家和书商都明白无误。可是最近我看到老舍的儿子舒乙在香港和访问者的谈话，才知道这三种集名已产生了新的意义。舒乙说：“中国现代文坛中，出全集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剩下的人都是文集。文集有点全集的意思，但没有那么全。……当时出了五个人：巴金，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瞿秋白。有第六个人，这第六个人就是老舍。有文集待遇的是这六个人，其他人连文集也没有资格，只能出选集。前面五个人都出了，老舍拒绝了。”
这一段谈话，真是一个爆炸的信息，它使我恍然若失。前几年，有一二家出版社的编辑来组稿，我偶然表示希望他们给我的全部创作小说印一个全集。因为我只有十年创作生活，全部作品不到六十万字。索性一起重印为一本，可以应付来索取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岂知编辑同志却沉吟不语，终于吞吞吐吐的说：“还是出个选集吧。”当时我心下纳闷，沈从文，张天翼的选集都有一百多万字，已超过我的“全集”，为什么我的寥寥六十万字还不能全部印出呢？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我们的出版界有一条心照不宣的不成文法：第一流作家可出“全集”，第二流作家可出“文集”，第三流作家可出“选集”。以下就是不入流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只能出单行本，任其自生自灭。我的作品，被允许可以出“选集”，已经是高攀了。
这位舒乙世兄所讲的，恐怕还是五十年代的事。现在，作家的级别似乎已有调整。
“全集”权利已不是鲁迅所独享，“文集”权利已略有升降，“选集”的尺度似乎已放宽了不少。
但这三个名词的级别涵义，却依然未变。而这个涵义，在《辞海》、《辞源》中都找不到。如果有人编《当代文学辞典》，我建议应该列入这三个名词的条目，使后世读者一看书名，便知作者的级别。
赌博的诀窍
冯增义同志送了我一本他和徐振亚合译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逊，已有两个月了，一直没有时间看。前些时天气不好，有些感冒，只好停止一切工作，躺在床上看书，居然把这本将近五百页的书用三个上午看完了。
书信是最坦率、最真实的自传资料。这本书信选当然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必要参考书。不过，对于一个专研陀氏著作的学者来说，选集还是不够的，非看他的全部书信不可。对于我这个文艺书的泛览者，这本《书信逊已给我以不少关于陀氏的有趣味的知识。
陀氏的小说中常常有描写赌博的情节，看了这本《书信逊，才知道陀氏自己就是一个虔诚的赌徒。一八六三年九月一日，他在巴黎，给他的小姨子一封信，谈到了他的赌钱经验。他说：“我路过威斯巴登，住了四天，当然去玩轮盘赌了，您猜怎样？我赢了，没有输。……这四天我仔细观察了赌博的人，……除了两个人之外，我还没有发现善于赌博的人。全都输得精光，因为都不会赌。那里有一位法国妇女和一位英国的勋爵在赌，只有他们才精于此道而能不输。相反，庄家的赌本几乎都输光了。请您别以为我因为没输钱而说大话，大谈输赢的诀窍。我真的知道这种诀窍，它异常荒唐和简单，即不管赌博进行到什么阶段，必须时刻控制自己而不急躁。这是全部诀窍，如果能做到，简直不可能输，肯定会赢。但关键不在于知道，而在于一旦掌握了诀窍，是否有能力利用它？
无论有多聪明，性格如何坚强，总是难以自制的。”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博的诀窍。只要能自己克制，而不急躁，就能赢而不输，这是简单的一面。但这种自制工夫，谁都不容易做到，这是荒唐的一面。
过了十几天，陀氏写信给他的哥哥，说：“我在威斯巴登创造了一种赌博方法，我实践了它，结果赢了一万法郎。第二天早上，因为急躁而背离了这一方法，便立刻输了。
晚上又使用这一方法，严格执行，结果很快又赢了三千法郎。你说，在这之后，我怎能不入迷？怎能不相信？只要恪守我的方法，幸福便唾手可得。”
但是，接下去，信上又说：“从巴登给你发出一封信后，我又带了仅剩下来的钱去赌了。在半小时之内，用四个拿破仑金币赢了三十五个拿破仑金币。非凡的幸运迷住了我，我用三十五个金币去冒险，结果全都输光。”
这两封信真是陀氏的妙文。他自以为获得了赌博的诀窍，予以十分肯定，而同时又予以实践的否定。他的这一番理论，使我想起了曹聚仁。在一九三○年时，曹聚仁也是一个赌徒，他几乎每天晚上去回力球场赌钱。我也对回力球热中过一二年，每次去都碰到曹聚仁。他的赌博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一样，他的输赢情况也和陀氏完全一样。
不过曹聚仁还没有陀氏坦率，他总是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只要自己掌握得好，收支两抵，还是赢的。”
大概进赌场的人，一上手就赢，赢了就走，不想赢得更多，这就是赢定了。一上手就输，输了就住手，不想翻本，就不至于一败涂地。这样赌法，可以做到收支两抵，无大输赢，而从中取得赌博的乐趣。我以为这是赌博的艺术，而不是赢钱的诀窍。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他的赢钱诀窍，事实上是自己否定了，因为他知道世界上并无这种能自制的赌徒，而曹聚仁则自己肚里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嘴里却始终不肯认输。
“俗文学”及其他
俗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大众文学，我们有这样四个文学名词。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大家都各取所需，随意使用，似乎从来没有人给以正确的定义，使用的人也似乎没有正确的认识。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它们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名异而实同。也有人以为有区别，这是四种文学，但说不清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我以为，现在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了。前年，北京成立了一个俗文学会；去年，上海成立了一个民间文学会。这样，显然表示俗文学和民间文学是两种文学了，但是，这两个学会的研究对象，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据我所知，通俗文学这个名词，在我国，出现得最早。
“通俗演义”、“通俗小说”，这样的名词，在晚清时期已经出现。“五四”运动后，鲁迅、刘半农、周作人等提倡重视民间文学的研究，北京大学为收集民间歌谣特设机构。这以后的一段时期，通用的是民间文学。郑振铎写了一本《中国俗文学史》，出版于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戴望舒在香港《星岛日报》编了一种副刊，每周一次，刊名就用《俗文学》，这大约是采用“俗文学”这个名词的开始。一九四七年，赵景深给上海《大晚报》编了一种副刊，名为《通俗文学》，这个刊物的内容，和《俗文学》没有什么不同。
在这一个过程中，尽管各人使用的名词不同，但大家都知道它们都是英语popularliterature的译名。popular是个定语，它的意义是“人民的”、“民众的”，这就是“民间文学”的取义。但这个字又引伸而有“为多数人喜爱的”、“普遍的”意义，这就是译为“通俗文学”的取义。这个字又可以有“廉价的”、“低档的”、“大路货”的意义，这就是“俗文学”这个译名的取义。
这三个译名，“民间文学”意义最为明确，是从原文的本义译的。“俗文学”的“俗”字，就有疑义。一般人都以为是“雅俗”的“俗”，“俗文学”就意味着鄙俗、粗俗、庸俗的文学。这就含有知识分子瞧不起民间创作的意味。因此，不少人对这个译名有意见。俗文学会成立的时候，曾正式声明这个“俗”字是“民俗学”（Folklore）的“俗”，“俗文学”就是“民俗文学”（FolkLiterature）的译名了。这样，很可以澄清一些误会。民俗学是本世纪的新兴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各个民族古代和当代的风俗、习惯、神话、迷信、传说、谣谚、礼仪、语言等民族文化现象，民间的文艺创作是民俗学的研究资料。
“通俗文学”这个名词，从汉字所表达的意义看来，应当是作家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民大众写的文学作品，这就意味着，它不是民间文学。英语中有一个名词：popularwriter，指读者群很广泛的作家，现在有人译作“通俗作家”，其意义就有点歪曲了。
另外还有一个名词：“大众文学”。这是三十年代从苏联、日本输入的名词。这个名词的概念也很模糊。它可以解作“人民大众创作的文学”，那就是“民间文学”了。
也可以解作“供人民大众阅读的作品”，这就是“通俗文学”了。三十年代，有许多作家参加过“大众文学”的讨论，多数人的意见是偏于“为人民大众写作的文学，就用民间文学的形式和风格”。这就结合“民间”和“通俗”两个概念了。
“大众文学”是massesliterature的译语。masses这个字是苏联首先用来指社会主义政制下的公民。这个字有集体意义（“人民”是许多个体；“大众”，或译“群众”，是一个集体），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