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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行二昼夜，到达海防，寓天然饭店。次日，休息一日，在海防补充了一些生活用品。次日，乘火车到老街，宿天然饭店。这里是越南和中国云南省的边境，过铁路桥，就是云南省的河口。当晚，由旅馆代办好云南省的入境签证。次日，乘滇越铁路中国段的火车到开远，止宿于天然饭店。次日，继续乘车，于十一月四日下午到达昆明。这一次旅行，我照料四位女士，两个孩子，携带大小行李三十一件。船到海防，上岸验关时，那些法国关吏把我们的行李逐件打开。到河口，又一度检查，比海防情况好些。每次歇夜，行李都得随身带走。全程七日，到昆明时，只失去了徐曼倩的一件羊毛衫，还是她自己忘记在火车上的。这一件事，我自负是平生一大功勋，当时我自以为颇有“指挥若定”的风度。
这一次旅行，使我和从文夫人及九妹都熟识了。从文已在北门街租了一所屋子，迎接他的家眷。北门街也在云南大学附近，因而我常有机会去从文家闲谈。此后又认识了从文的小姨充和女士。她整天吹笛、拍曲、练字，大约从文家里也常有曲会了。不久，我迁居大西门内文化巷，与吕叔湘同住一室，与陈士骅、钱钟书同住一楼，与罗廷光、杨武子同住一院。从文有了家庭生活，我也没有机会夜晚去邀他同游夜市了。
一九四○年三月，我又回上海省亲。由于日本军队已占领越南，我无法再去昆明，就和从文暌别了好几年，书信往还也不多。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我两次去北京开会，都到东堂子胡同去看望从文。他说正在收集各地出土的古锦残片，一件一件的装裱起来，想编一本《古锦图录》。他还拿出几个裱好的单片给我看，我觉得很有意义。这本书，不知后来完成了没有。
一九六三年，从文因公出差到上海，住在衡山饭店。他和巴金一起来看我，其时我新从“右派”改为“摘帽右派”。他在反右运动中的情况，我不知道，彼此觉得无新话可说，只是谈些旧事。过一天，我去衡山饭店回访，适巧有别的客人接踵而来，我只能稍稍坐一刻，就辞别了。这一别，就是音讯不通的十八年。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带研究生到北京，在北京图书馆找论文资料。我挤出一个下午，到崇文门西河沿去看望五十年未见面的张天翼，此后，就到附近东大街去看从文。时已傍晚，话也不多，我想走了，从文和他的夫人却坚邀我吃了晚饭走。我就留下来，饭后再谈了一会儿，我就急于回北师大招待所。这是我和从文最后一次会晤，如今也不记得那天谈了些什么。似乎还是他夫人的话多些，由于我的听觉已衰退，使用助听器也不很济事，从文说话还是那么小声小气的，都得靠他夫人传译和解释。
以上是我和沈从文六十年间友谊的经过。论踪迹，彼此不算亲密；论感情，彼此各有不少声气相通的默契。从文对我如何理解，我不知道；我对从文的理解，却有几点可以说出来，供沈从文研究者的参考。
从文出生于苗汉杂居的湘西，他最熟悉的是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非但熟悉，而且是热爱。从文没有受过正规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但他的天分极高，他的语文能力完全是自学的。在他的早年，中国文化传统给他的影响不大。这就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题材、故事和人物形象的基矗各式各样单纯、质朴、粗野、愚昧的人与事，用一种直率而古拙，简净而俚俗的语言文字勾勒出来。他的几种主要作品，有很丰富的现实性。他的文体，没有学院气，或书生气，不是语文修养的产物，而是他早年的生活经验的录音。我所钦仰的沈从文，是这样一些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的作者。
由于要在大都市中挣扎生存，从文不能不多产。要多产，就不能不有勉强凑合的作品。在三十年代初期，他有一部分作品属于这一类。他为我编的《现代》写过几篇小说，用《法苑珠林》中的故事改写，后来编为一本《月下小景》，也是我帮他印出来的。这几篇小说，我都不很满意。在昆明时，我曾坦率地向他讲了我的意见，他笑着说：“写这些小说，也流过不少鼻血呢！”
从文的小说中，确有些色情描写，这就是为郭沫若所呵斥的。赤裸裸的性欲或性行为的描写，在现代文学中，本来已不是希罕的事，要区别对待的是：还得看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还是淫亵的？从文小说中那些性描写，还是安排在人物形象的范畴中落笔，他并没有轻狂诲淫的动机。再说，从文小说中的性描写，既不是《金瓶梅》型的国货，也不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型的舶来品，而是他的湘西土货。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不是他一贯的全力以赴的创作倾向。郭沫若以此来谴责沈从文，似乎完全忘记了他的老朋友郁达夫。
为新文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从文于一九二三年来到北平，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孤军奋斗。一九二四年，已在《现代评论》和《京报副刊》上发表创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以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实秋、朱自清、叶公超等人。长期和这样一群教授、学者接近，不知不觉间，会受到熏陶。这一群人的总的气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绅士派。从文虽然自己说永远是个乡下人，其实他已沾染到不少绅士气。一九三三年，他忽然发表了一篇《文学者的态度》，把南北作家分为“海派”和“京派”。赞扬京派而菲薄海派。他自居于京派之列。这篇文章，暴露了他思想认识上的倾向性。早年，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气，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从此，安于接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怯于接受西方文化。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他从未穿过西服。他似乎比胡适、梁实秋更为保守。这些情况，使我有时感到，他在绅士派中间，还不是一个洋绅士，而是一个土绅士。反帝、反封建，在他只是意识形态中的觉醒，而没有投身于实际行动的勇气。也许他的内心有不少矛盾，但表现出来的行为现实，却宛然是一个温文尔雅，谨小慎微的“京派”文人了。
从文在文章和书信中，有过一些讥讽左翼作家的话。话都说得很委婉，但显然暴露了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不满。他说左翼作家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没有较好的作品。他们是以革命自诩的浮夸青年，不能扎扎实实的工作。这些转弯抹角的讥讽，当然使左翼作家会对他怀有敌意，因而把他目为反革命的作家。其实从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而是思想上的不革命。他不相信任何主义的革命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结柢，恐怕他还是受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的影响。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讥讽，也并不是出于政治观念。鲁迅对左翼作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①从文的意义也是这样。不过鲁迅是从更左的立场上讲的，从文却从偏右的立场上讲了。
①鲁迅有过此语，待查出处，故暂不用引号。
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这个刊物，我只见到过两期，是重庆友人寄到福建来给我看的。我不知从文在这个刊物上写过些什么文章，有没有涉及政治议论？不过当时大后方各地都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个宣扬法西斯政治，为蒋介石制造独裁理论的刊物。这个刊物的后果不知如何，但从文的名誉却因此而大受损害。
沈从文一生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作为一位文学作家，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十年间，他和巴金、茅盾、老舍、张天翼同样重要。建国以来，文学史家绝口不提沈从文，却使国外学者给他以浮夸的评价，并以此来讥讽国内的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
这是双方都从政治偏见出发，谁都不是客观的持平之论。
至于沈从文的思想问题，我已把我个人所感觉到的情况讲了一个大概，也许我说得是，也许不是，毕竟我和他常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他的思想发展的曲折道路，也许我的观感太简单化了，这还有待于传记作者的研究。今天，既然党的政策已开放了百家争鸣的自由，那么，一切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都应当用思想问题的尺度来作结论。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杨刚的一封信B
B本文为作者发表杨刚一封来往书信时写的附记。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与杨刚来往书信，大约有五六封，这是仅存的一封。时间是一九四○年四月，地点是香港。她用的是《大公报》馆信纸，因为她当时任香港《大公报》记者。
那年四月初，我从昆明取道越南到香港，想转船回上海省亲。香港朋友想把我留下，由吴经熊、叶秋原的介绍，在天主教的真理学会找到一份工作：帮助他们校阅一批天主教文学的中文译稿。
我在学士台租了一个房间，把在上海的妻子接来定居。每天上午九时到下午四时，在真理学会工作。一人一间办公室，堆满了从大陆各地天主教会运来的文稿和原本。这工作也十分紧张，我每天要审定一二万字的译文。
当时，中国作家协会香港分会计划办一个暑期讲习班，培训香港青年。在筹备期间，杨刚来找我，要我多出些力。我当然不会推辞。
真理学会在坚道，我们就在坚道上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讲习班的筹备处。我每天下班后，就到那里去负责办理一切报名、注册、登记事务。忙了一个多月，讲习班借中华中学的教室开学了。我也每星期夜晚去讲两堂课，讲的是爱国主义语文，如文天祥《正气歌》岳飞《满江红》之类。
在这一段时期中，我和杨刚见面的机会较多。这一封信，就是她来找我做讲习班筹备工作时所写。暑假完了，讲习班结束，太平洋风云突变，香港已非乐土，我仍带了妻子回上海。九月间，应福建之聘，独自乘小轮船来到福建。
一九四四年，杨刚的胞兄羊枣在福建牺牲。杨刚来福建处理后事。当时我在长汀厦门大学。杨刚从江西赣州来，在长汀停留了几天。她来看我，我才知她本是长汀人，离乡多年，只剩几家堂兄弟了。
从此以后，我和杨刚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一九六一年，才听说她任职国务院总理办公厅秘书时逝世了。
杨刚是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女作家，待人接物，都很诚恳。她这封信的最后一节，我当时看了不知所谓何事。问她，她笑笑不说。直到一九八四年，上海书店影印我在三十年代主编的《现代》杂志，送了我一部。我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号上发现了一篇杨刚的小说《一块石头》，这才明白，早在一九三三年，我已和她通过几次信，大约是鼓励她继续写作，像我对待其他投稿青年一样。
今天检出这封信，预备发表。五十年前的杨刚，仍然在我的记忆里。
［附录］
蛰存先生：
从前没有知道您对于人事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