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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是郑振铎为《小说月报》编的《中国文学专号》以后的最大专号。这个专号我经营了三个月，自己觉得编得还相当整齐，读者的反应也不坏。
接着，第六卷第一期的《现代》又是一个三一六页的特大号。连续二期《现代》，总计有七百多页，应当是一个有效的刺激，然而这两期的销路却不到四千册。这是因为现代书局资方内哄，吵着要拆股。流动资金抽竭，放在外面的帐款收不回来。因此，管出版的人不敢多印，只印三四千册应付门市，而大大地减少了对内地的供应。
第六卷第一期的《现代》是我和杜衡编的最后一期。当时现代书局已换了主人，编辑部也来了新的负责人，我们便辞职退出。我原先计划从第五卷起，每卷第六期编一个外国文学专号。第五卷第六期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是预备为第六卷第六期的《苏联文学专号》打掩护的。哪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今天翻阅旧刊，真有点西楚霸王的感慨：“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十、《现代》的编者
《现代》创刊时，虽然由我署名主编，但参加这个刊物的设计和筹备工作的，还有戴望舒和杜衡。在《现代》以前，我们办过《璎珞》旬刊、《无轨列车》半月刊、《新文艺》月刊，还有一个流产了的《文学工撤。对于编文艺刊物，我们已有一些经验。
从《无轨列车》开始，冯雪峰一向和我们的文艺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我请戴望舒选编新诗来稿，并主持法国和南欧文学的编辑事务。刊物出版后，创作小说的来稿肯定是最多的，我请杜衡担任一部分创作小说的审稿工作。冯雪峰答应向鲁迅联系，经常为《现代》写稿。他自己也答应为《现代》写或译一些新兴文艺理论。由于这几位老朋友的支助，《现代》创刊才得实现。
不久，戴望舒出国，杜衡的论文引起了“第三种人”的轩然大波。以后各期的编务，才由我独力承担。编到第二卷第六期，当时上海有一家书店，在计划创刊一个大型文艺月刊，托人请杜衡去主编。现代书局老板张静庐为了营业竞争，不愿意让杜衡去另辟天地，就找我商量，他竭力主张请杜衡加入《现代》编务。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
杜衡当时正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中，我不理解那个书局为什么想到请杜衡去编文艺刊物。上海有许多书局、书店，淞沪抗战之后，正在逐渐恢复元气，新的文艺刊物正在纷纷出现，为什么张静庐要把杜衡拉进来，不让他去编另外一个刊物。再说，杜衡参加了《现代》编务，也不能扼杀那个书店的创办文艺刊物的计划，他们总会找到一位适当的编辑。这些情况，我当时实在不能理解。张静庐把杜衡去另编刊物看作是他营业上的一大威胁，我把杜衡参加《现代》编务看作是《现代》的一大不利。这样，我们劳资之间相持了半个月，最后是资方胜利，《现代》从第三卷第一期起由我和杜衡共同署名主编。
从此杜衡也成为现代书局编辑部的成员。
去年，有一位研究新文学史的青年来访问，他问我：“《现代》到底是几个人编辑的？”我说：“第一、二卷是我编辑的，第三卷以后是我和杜衡合作编辑的。”
他说：“好像还有一位编辑。”说着，他拿出从《现代》第四卷第四期中抄录的一条“现代杂志社启事”。大意是从“即日起辞卸现代书局编辑部一切职务，集中绵力编辑本刊，使本刊内容能益臻于充实之境。”下面的署名是“现代杂志社同人施蛰存、杜衡、叶灵凤启。”
重温了这一条启事，才想起当时情况。原来当时的现代书局，由于资方拆伙，经济情况非常枯竭。不知什么人起意，请来了一位新的经理。据说这位经理是带了资金来热心做文化事业的，但我们都不知道他投资多少。这位经理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请来一位新的编辑，而这位新编辑显然是和国民党大有关系的人物。现代书局的编辑部本来只有我们三个编辑，其余便是几个校对员。我和杜衡专编《现代》，叶灵凤主持其他出版物编审工作。此外还有一位宋易，主编《现代儿童》月刊，和《现代出版界》月刊。这是出版科的宣传刊物。宋易兼任出版科事宜，不在编辑部工作，因此好像就不属于编辑部。
新编辑来到以后，虽然没有定名义为主任，但此人颐指气使，俨然以主任自居。我们觉得不能与此人合作，便向书局经理室提出辞呈，辞去编辑部工作，专任《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经理室接受辞呈后，我们便退出编辑部，另外找一个房间，作为《现代》杂志社，同时在《现代》上刊出了这个启事。
叶灵凤本来不是《现代》杂志的编辑，但既然大家都退出编辑部，他在现代书局的工作任务就落空了。因此，我们就请他帮助搜集《现代》的图版资料，作为《现代》杂志社“同人”之一。“同人”并不意味着“主编”，或“编辑”。
辞去编辑部工作，是我们第一步退却。半年之后，书局情况愈坏，门市营业清淡，内部经济周转无术，却还有人千方百计想打进来。我们在这种形势下，觉得已毫无希望，便完全退出现代书局，散伙回家。《现代》杂志由新来的编辑主任请汪馥泉接手编辑，出了一期“革新号”，接着又出版了一期，现代书局便宣告破产，关门大吉。新经理、新编辑抢到了一条破船，真是“好梦不长”。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八日写毕
怀孔令俊
一九七二年九月下旬，我从大丰干校回沪休息，第二天就到四川北路去看老朋友孔令浚登上三楼扶梯，我照例高叫“老孔”，可是没有照例的回应。以为他家里无人，上楼梯一看，房门都静悄悄地开着。我再叫一声“老孔”，房里出来一人，却是他的儿子。我问：“老孔出去啦？”他儿子不做声，严肃的脸好像不认识我，只做个手势让我进去。我踏进房内，陈设已变了样。烂脚多年不愈的老孔并不躺在那藤椅上。我正要问，他儿子指着五斗橱上，我一看，供着老孔的照片，下面有两个小花圈。
我大吃一惊。怎么，老孔没有了！三个月前，我还来过，他虽然烂脚，精神很好。
我们谈了一阵，我告诉他，我要到大丰五七干校去，回来休息时再来看望他，却想不到我再来时，他已下世。原来他的烂脚是糖尿病毒，所以治不好。
英国诗人苔微思有一首诗，大意说：“年轻时，一家一家的去看朋友聊天，现在年老了，朋友一个一个的去世，不再是一家一家的去，而是一个公墓又一个公墓的去访问朋友了。”近几年来，在上海的老朋友，一个一个地少下去，我也很有苔微思的心情。
今年是令俊逝世十年祭，可是连一片墓地都无可祭扫，我只能写一点回忆记来怀念他，真是“秀才人情纸半张”。
一九二三年秋，我和戴望舒同入上海大学中文系肄业。孔令俊是我们第一个认识的同级同学。我和望舒在校外里弄人家租了一间厢房住宿，课余时间，令俊经常来我们住所闲谈休息。当时，沈雁冰（茅盾）先生也在上海大学任教，给我级讲欧洲文学史，用的教本就是周作人编的《欧洲文学史》（北京大学丛书）。有一天，沈先生在下课后和令俊讲话，好像很熟识的样子。我们觉得很奇怪。事后就问令俊：“你怎么认识沈先生的？”这时，令俊才说明沈先生是他的姊夫。
此后，由于令俊的介绍，我和望舒几乎每星期都上沈先生家去。沈先生白天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星期日有别的事，因此我们总是夜晚去的。开头，沈先生还把我们作为客人，在楼下客座招待；后来，相熟了，就索性让我们到楼上去。沈先生做他自己的文字工作，让我们随便翻看他书架上的外国文学书，或者和沈师母，令俊的姊姊孔德沚，谈谈家常和文艺琐事。那时令俊住在亭子间里，我们有时就到亭子间里去坐，不打扰沈先生的工作。沈师母常常说：“沈先生要创作，我们还是到亭子间里去。”“创作”这个名词是当时新行的，《小说月报》开始标明了“创作”一个专栏，本意是指小说、散文、剧本等作者自写的文艺作品，用来区别于“译作”。沈师母却以为“创作”就是写文章，所以，沈先生明明是正在伏案译书，沈师母却说是“他在创作”。这一事，可见当时有许多人还不清楚什么叫“创作”，甚至连沈师母也没弄清楚。
一九二四年暑假，上海大学迁入租界，校舍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北京西路口）。
我和望舒就迁居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北里，租住了一个后厢房。搬进去之后，才知道房主人是左舜生，前厢房就是《醒狮周报》社，于是，我们在这里认识了国家主义派的一群人。左舜生的太太脾气很不好，我们在她家里住不到半年，就迁居民厚南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倪贻德都住在这个里内，一座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就是“创造社”了。
张闻天也住在这个里内，他那时是中华书局编辑。令俊和张闻天的弟弟健尔很熟，因此，我们由令俊的介绍，认识了健尔，又因此认识了张闻天，那时他正在译俄罗斯作家科洛连珂的《盲音乐师》。
不久，令俊随沈先生去广州参加革命，到了武汉，国共分裂，他亡命回来，才重又会见。这时，令俊没有工作，想编一部《五卅运动史》，来和我商量。我把家里所有的报刊资料都找出来给他，他自己也搜访到不少资料，编成一本初稿，请蔡元培题了书签。
但这部书始终没有出版。一九二八年，令俊到杭州去做党的地下工作，住在戴望舒家里。
望舒有一个姊姊，青年居孀，住在娘家。令俊和望舒的姊姊发生了恋爱，以后二人就双飞到天津同居。令俊在天津女子师范任教，可能还做党的工作。因为不久即被捕入狱。
令俊在被拘押期间，曾托一位王某，也是党员，照料戴氏。岂知王某与戴氏也有了恋爱关系，二人就双飞南下，到了上海。令俊出狱后，人去楼空，也回到上海。此事望舒极为恼怒，拒不与他们三人相见。于是我和令俊也形迹疏远了好久。直到一九三五年，令俊想编一本《现代作家书简》，来向我要资料。我乐助其成，供给他一批文友信札。此后，我离开上海，接着就是八年抗战，到胜利复员回来，才重又会晤。
解放后，春明出版社资方去了台湾，请令俊去担任经理之职。令俊最初不想去做这个资方代理人，我劝他答应下来，因为我看出解放后出版事业大有可为，令俊手头有一个出版社，可以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多做一些工作。于是令俊去当上了这个出版社的经理，拉我去担任总编辑。从此，我和令俊每天见面，正如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但这一段时间，不过三个月，我觉得这个总编辑不易做，就辞卸了。一二年后，出版机构大改组，春明出版社不复存在，在几次政治运动的大波荡中，我和令俊的关系愈疏，每年不过见面两三次，如是者十多年，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才比较的常见，可想不到他很快就过去了。
我和令俊有五十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