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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古藤萝牵别绪，绝流人马乱斜阳。
浣纱坐老素足女，捉棹行歌黄帽郎。
湘西一种凄馨意，彩笔争如沈凤皇。①，迷①沈从文是湖南省凤凰县人。
这就是“有诗为证”，说明我在亲临其境的时候对这两部作品的感受，也证实了这两部作品的生动而深刻的现实主义。《湘行散记》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纳入出版计划，因此，从文同意我们重佣边城》。
去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锦江饭店会晤了美国青年金介甫。他是专研究沈从文的，写了一大本博士论文《沈从文的作品与中国社会》。使我惊讶的是他初次来中国，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要我提供一些关于沈从文作品的意见。我说：沈从文的小说，就他本人的发展来说，题材和风格，都有演变，我不能举出哪些小说是他的代表作。但就其散文的风格来说，他所描写的风土人情，是忠实于他的出生地湘西的。从这一个角度讲，他的《湘行散记》和《边城》无疑是极为优秀的作品。金介甫同意我的意见，并且说：“正是为此，我过两天就要到湘西一带去看看。”我们谈了两小时的沈从文才分别，后来听说他果真到湘西去旅游，在凤凰还欣赏了土风歌舞。
这里却并不是“有外国人为证”。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外国人说好，未必都好。
例如中国的旧小说《玉娇李》，在十九世纪中，不知怎么传到了欧洲，欧洲文学界就纷纷谈论，以为杰作。但这部书在中国只是第三流的才子佳人小说。金介甫读了沈从文的作品，急欲到湘西去看看。我到了湘西，就想起沈从文的作品。这是说明：一个成功的文学作品对读者的感染力，是不分本国外国的。
现在，《边城》已在排印，即将出版。出版社认为应当有一篇作者自己写的重版序言，向读者作一个说明。碰巧沈从文到美国去探亲兼讲学了，没有时间可以等待他回来后从容执笔，因此，我写了这一篇题记，向读者说明我们重印此书的原委。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日
重佣杂拌儿》题记
俞平伯先生以创作新诗开始其文学业绩，有诗集《冬夜》、《西还》及《忆》。后来致力于散文，有《燕知草》、《古槐梦遇》、《杂拌儿》、《杂拌儿之二》，又和朱自清等合刊《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同时，先生又研究《诗经》、唐宋词、《红楼梦》，陆续出版了《读诗札记》、《读词偶得》和《红楼梦辨》等著作。在一九二○年代，俞先生和鲁迅、周作人、叶绍钧、朱自清、谢冰心等都是异军突起的第一代新文学家。他们大多是不到三十岁的青年，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每一本著作，都是新文学史的奠基石。我是他们的读者，还是平伯先生的学生，当时才二十岁，平伯先生的著作，我总是一出版就去买来读，因此，印象极深。《燕知草》和两本《杂拌儿》，我尤其喜欢，因为它们是有独特风格的新散文。
“新”和“旧”是一对辩证的状词，无新无旧，因旧见新。看惯了饮冰室体的政论散文，八股文气的遗老散文，《晶报》式的洋场散文，忽然看到了鲁迅、周作人以至俞平伯先生的散文，新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它们新在哪里？新在题材、观点、语言、笔调。但是，经过五十年的沉积，这些新的特征，早已成为旧的了。因此，我现在把《杂拌儿》两卷推荐给《百花洲文库》，重印流传，却并不是为了介绍新散文，而是出于一种怀旧的感情。
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出版物，现在已极不容易见到。我偶然得到这两本《杂拌儿》，重读一过，就涌起了青少年时代对新文学进行启蒙学习的情景。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和《朝花夕拾》，周作人的《陀螺》和《自己的园地》，谢冰心的《繁星》、《春水》，以及平伯先生的著作，都在我的文学生活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可是，流光如驰，忽然已届老年，想追回少年时代的热情，竟渺不可得。现在读新兴作家的作品，却没有当年那种新的感觉，可见人到老年，思想感情真会停滞下来。记得平伯先生在他的诗集《忆》的卷端曾引了龚定庵的两句诗：“瓶花贴妥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表示他的诗是回忆童年而作。前年平伯先生和许夫人重圆花烛，我在贺诗中也写了两句：“三中劫尽人间世，难觅童心五十年。”这也正是我今天打算重佣杂拌儿》的感情。
平伯先生虽然不很愿意重印这些五十年前的“废话”，但他却同情我的怀旧之感，终于答应我写这个题记，编入《百花洲文库》。
但是，对于“新”字，我还想向读者作一些说明。正如我刚才说过，新是对旧而言。
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解放后曾受到批判，而今天的《红楼梦》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平伯先生的“红学”，当然是旧了。可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历史的地位上，对新文学运动以前的“红学”来说，则平伯先生的“红学”，还是新的。同样，《杂拌儿》之类的散文，也可以说并没有湮没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新的意义。《百花洲文库》之所以重印旧书，本来是为了保存些新文学文献，读者自然应当把它们放在文学史的地位上来看待。至于今天的青少年，从来没有见过五十年前的新文学作品，他们对于重印的旧书，也许会像我当年一样，有新的感觉。因为见惯的东西，都是旧的；初见的东西，总是新的。文学史上有“万古长新”的名著，大概正是对一代一代新的读者而言。这又是“新”的另外一个意义了。
《杂拌儿》原本是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现在照原来重樱依平伯先生之意删去二篇，其他没有改变。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
《戴望舒译诗集》序
戴望舒的译外国诗，和他的创作新诗，几乎是同时开始。一九二五年秋季，他入震旦大学读法文，在樊国栋神父的指导下，他读了雨果、拉马盯缪塞等法国诗人的诗。
中国古典诗和法国浪漫派诗对他都有影响，于是他一边创作诗，一边译诗。雨果的《良心》，恐怕是他留存的一首最早的译诗。但这里印出来的译文，已是经过了多次修改，不是最初的文本了。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望舒、杜衡，都隐迹在我松江家里的小楼上。
日久闲居无事，就以译书为消遣。望舒译成了沙多布易昂的《阿达拉》和《核耐》，杜衡译成了法郎士的《黛丝》。这两部译稿，后来都由开明书店印行。在译长篇作品的过程中，有时觉得厌烦，就利用一些零碎时间，从事译诗。当时，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上介绍了英国诗人欧奈思特·道生的诗歌，恰巧商务印书馆西书部新到了《近代丛书》本的《道生诗集》，望舒就去买来了一本，正值傅东华译出了道生的诗剧《参情梦》，这个译本，不能使人满意，望舒就倡议与杜衡合译。不到三个月，他们把道生的全部诗歌及诗剧都译出了。这部译稿，题名《道生诗歌全集》，由杜衡抄写，当时竟无法出版，一直保存在望舒箧中。望舒逝世后，归我保存，居然至今还在。望舒曾将他的译作在刊物上发表过二首。这回我编集他的译诗，想从稿本上增补几首，却发现稿本上每诗之下，没有分别注明译者，多数诗都无法分辨是望舒的译文还是杜衡的译文，因此，我只能拣我记得的望舒译文增补了三首。
望舒和杜衡译成道生诗集的时候，冯雪峰从北京来，也暂住在我的小楼上。雪峰很喜爱日本诗人石川啄木的短歌，看到他们热中于译诗，也鼓起兴致来译石川啄木。但他的翻译工作，主要是苏联文艺理论和苏联诗歌。雪峰对道生诗集持批判态度，说望舒他们浪费时间。这部诗稿之所以终于不想拿出来求出版，和雪峰的意见也不无关系。
在雪峰的影响下，我们四人曾合作选译过一部《新俄诗逊，雪峰从日文译，望舒从法文译，我和杜衡从英文译。这部译稿，也没有出版，只有雪峰译的一部分，后来由望舒编集，题名《流冰》，在水沫书店印出。
望舒在震旦大学时，还译过一些法国象征派的诗。这些诗，法国神父是禁止学生阅读的。一切文学作品，越是被禁止的，青年人就越是要千方百计去找来看。望舒在神父的课堂里读拉马盯缪塞，在枕头底下却埋藏着魏尔伦和波特莱尔。他终于抛开了浪漫派，倾向了象征派。但是，魏尔伦和波特莱尔对他也没有多久的吸引力，他最后还是选中了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到了法国之后，兴趣又先后转到了法国和西班牙的现代诗人。
近两年来，我在搜集望舒的遗著，对他的译诗，也在随见随抄。湖南人民出版社将要出版“诗苑译林”丛书，要我编一本望舒译诗集。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我乐于尽一分绵力。因此，把我抄得的望舒译诗，编为一卷。另外，望舒曾把他译的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在一九四七年印过一个单行本，题名《恶之花掇英》，现在亦收进去，作为第二卷。望舒逝世后，我曾整理他的遗稿《洛尔迦诗抄》，一九五六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此书绝版已久，现在亦全部收入，作为第三卷。这样，我所能收集到的望舒译诗，已尽于此。
望舒遗物中有一个硬面抄本，写满了他的译诗稿，其中有已发表过的，亦有未发表过的，大多是法国后期象征派的诗。这个抄本，我于一九六二年交给徐迟同志，托他编望舒译诗集。徐迟把此本带去武汉，荏苒数年，没有编成，而“文化大革命”掀起，这个抄本和徐迟自己的书籍文稿一起损失了。一九四○年，我在香港，看到望舒书桌上有一本译诗稿《西班牙反法西斯谣曲逊。望舒说，准备印一个单行本。后来亦未见有此书印出。在他的遗稿中，有半篇《跋西班牙抗战谣曲逊，仅四百字的稿纸一页，还失去了四五行。但由此可知这部谣曲选收诗二十首，大概就是《反法西斯谣曲逊的改名。
我在《顶点》中抄得《西班牙抗战谣曲抄》五首，应当就是这个集子中的四分之一，但其余的十五首却不能知其踪迹了。此外，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九年间，望舒在香港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杂文及译诗，用了许多笔名。这些文字，我还无法收集。这样看来，大约还有几十首译诗可以增补，如果能够访得的话。
望舒译诗的过程，正是他创作诗的过程。译道生、魏尔伦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译果尔蒙、耶麦的时候，正是他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体的时候。后来，在四十年代译《恶之花》的时候，他的创作诗也用起脚韵来了。此中消息，对望舒创作诗的研究者，也许有一点参考价值。据我的猜测，对于新诗要不要用韵的问题，望舒对自己在三十年代所宣告的观点，恐怕是有些自我否定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重佣赣第德》题记
本书作者伏尔泰（Voltaire），本名弗郎索亚·马利·亚路埃（Francois－MarieArouet一六九四—一七七八），伏尔泰是他的笔名。他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