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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她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认真解剖自己。从以卖文为生的个人奋斗跨入有铁的纪律的战斗生活，思想上完全转过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她总结道：“我回想我从写《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起，到这时正好是二十年了。开始是反对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抗战热情，到延安来找共产党……但是在我的脑子里，感情上，为谁写作，有没有弄清楚呢？我承认，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和启发。我初步总结了过去自己创作的经历，下决心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只有深入生活，创作才会有永不枯竭的源泉。”（《天涯归客》）
这是她世界观发生深刻革命的又一步，从一个富有正义感爱国心的知识分子跨入为阶级解放、为工农群众而奋斗的战士的行列，成为真正解放了的人。她在1942年《烦忧》一诗中说：
我们的生命，是为着别人的，
倘使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将失却生命的意义！
无疑，陈学昭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知识分于、革命作家所走的共同道路，但她个人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却是难以估量的。
这年近冬，她从延安文艺界抗战后援会调到《解放日报》工作，做第四版编辑，与艾思奇、舒群、温济泽、林默涵、白朗、陈企霞等人同事，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大家边生产、边工作。面对火热的劳动场面，听到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她的心沸腾了，这个敏感、热情、爱思考的人，提笔写下散文《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共产党》、《体验劳动的开始》以及报道劳动模范事迹的通讯，都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
1944年初，陈学昭离开《解放日报》到中央党校四部工作，仍然写散文、通讯，还写诗，有时做点翻译工作。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那年10月，陈学昭告别了居住七年的延安，向东北进发。新的旅途，她不再是孤寂悲苦的一个人，是在人民群众中间，在艰苦斗争的火线上。快过陕甘宁边界时，她望着汹涌的黄河水，想到钱塘江、地中海，想到为之奋斗的事业。
行军到张家口、怀来，从承德乘飞机到本溪，再随机关队伍行经抚顺、长春、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又至开鲁进入内蒙古，回张北、张家口，重渡黄河，于1946年11月底又回到延安。一年时间，转了一大圈，吃了多少苦，走了多少路，但值得欣慰的是，她看到人民的力量，看到广大群众要从受奴役受压迫中彻底解放的信心。在动荡不安的行军途中，每到一处，她总是摊开笔记本，握着笔，拿木板、砖头当桌子椅子，赶写文章。《漫走解放区》就是在行军途中完成的。
在古城延安呆了三个月，又随着队伍开始行军。延安，三进三别！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记叙道：“我在夜色中望着对岸的枣林坪山坡，思绪起伏。这一回离开陕甘宁边区，不大有可能再回来了。我在这里前后呆了近八年，我们国家有很大变化，我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也有很大的变化，那是一个多么难忘的年月呵！我是在这里才开始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我将永远想念着这个地方！”（《天涯归客》）。
几经跋涉之苦，来到北国名城哈尔滨。听从组织分配，她作好出国工作的准备，但由于领导上临时改变计划，没能走成，她决定到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
1949年3月，陈学昭作为东北妇女代表团成员到北京开会，7月又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故乡的解放，给她带来无比喜悦，她决定从此“远走低飞、到底层去。”会议一结束，陈学昭便匆忙向住在托儿所的女儿告别。离开北京，离开朋友，离开唯一的女儿，别情依依，若有所失，她感到难以名状的惆怅，但决心已经下定，一辈子面向人民群众，不作空头的文艺家，扎根到实际的生活中去。盛夏，骄阳似火，她匆匆登上南下的列车……
从1938年回国，到解放，陈学昭经历了人生道路的巨大转折，创作也产生了飞跃。一扫过去哀怨、失望的情绪，显露出开朗向上的热情，从表现自我，转向表现劳苦大众和人民革命。无论是描写边区新生活的《延安访问记》，还是记叙从延安到东北路上见闻的《漫走解放区》，或是包括十四个短篇小说的《新柜中缘》，或是自传体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都充分表现出作家这一伟大的飞跃。在极艰苦的岁月，陈学昭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为读者用有形的文字描写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人民的苦难、觉醒和斗争，记录下敌人的罪恶和群众翻身的喜悦。同时也留下了自己思想改造、不断觉悟的足迹。她在《漫走解放区》前言里写道：“这十五篇简短的报道，是在我匆忙地走马观花，常常一天一个地方的行程中，给解放区画下的粗糙的轮廓，但虽然是粗糙的，却是真实的。”这时期的作品仍然保持她的风格，叙事写景饱含感情，充满诗意，文笔却走向朴素无华。有些作品，由于在战乱中匆忙写作，文字锤炼不够，结构显得松散。
一个人，一旦将生命交给人民，他将变得无私而无畏。到东北后，陈学昭连续出版过几本书，还有译作，所得稿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心不沉浮
火车向江南水乡奔驰，大地如花似锦，黄澄澄的稻穗摇着手欢迎这位久离家乡的女儿，她的心跳荡起来，童年的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而此时已是1949年7月。
陈学昭一来到家乡，即投入余杭农村剿匪反霸斗争。这里离杭州儿十里，土匪潜伏，活动猖狂。陈学昭随工作队进村后，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斗争逐渐展开。第二年夏天，她参加了海宁斜桥区黄墩乡的反霸和土改工作，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打碎了封建社会秩序，给农村带来深刻变革。身在群众之中的陈学昭，感受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亲眼见到他们在斗争中的成长和提高，成为土地的主人。生活越深入，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便清晰地站立在作家的面前。工作结束不久，回到杭州，根据这段生活积累的素材，她写出近三十万字的《土地》初稿，经过不断修改，压缩成十五万字，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陈学昭看来，生活不是享受，而是苦斗。刚刚完成土改，她于1952年3月又下到正办互助组的杭州龙井茶区。整日跑各组，跟姑娘们上山采茶或拣茶叶，同茶家的感情日益加深。第二年初夏，她在北京文学讲习所拉出小说《春茶》的提纲，而创作起来又感到千头万绪，无从下笔。她意识到自己生活深入得还不够，决定再回杭州补充生活，于是便来到梅家坞，和农民一起生活和劳动，一起办合作社，直到1956年完成长篇小说《春茶》上集。几年以后，她虽经历了巨浪的打击，却仍然怀恋杭州茶区，在1963—1964年参加了满觉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完成《春茶》下集。
生活是大海，要获得它的真谛，必得探入海的深处。作为作家，陈学昭有一种极宝贵的精神——就是向下，在劳动人民中间深深扎根。解放后，陈学昭担任了全国政协特约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她始终不脱离实际，参加农村基层工作，结交许多农民朋友。她感到越接近他们，越从心底尊敬和热爱他们。多少年过去了，她坚韧不拔地向生活汲取创作营养，《土地》和《春茶》便是从这泥土中长出的果实。这两部作品描写从土地改革、互助组到合作化——我国农村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清晰地描绘了农村社会变革的崭新生活画面。作品中倾注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着力表现他们对共产党的爱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以及坚强不屈的民族自尊心。作者在《春茶》后记中写道：“我只不过想用朴素的笔写下一点在这时代中我活着、见着的和感觉着的东西。”没有那几年扎扎实实的生活，便没有《土地》和《春茶》。
除农村生活之外，陈学昭还在浙江大学工作近一年，到北京文学讲习所从事专业写作不到半年，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陪同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到各地参观访问等等。这期间写了一些散文、游记、随笔，发表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
陈学昭是散文家、小说家、又是诗人。千变万化的生活和斗争，常常使她提笔写诗，直抒胸臆。1954年在梅家坞她把1942年以来写的诗选出十四首结成集子《纪念的日子》出版。这一首首抒情诗从法国到中国，记录了作家的心声，可爱的巴黎遭到法西斯践踏，战友壮烈牺牲；八路军又开辟了一个解放区；胜利的凯歌，动人的消息又传来……痛苦和欢乐都在她的笔下铸成诗句。
生活，并不是永远正确的真理，它曾无情地给过陈学昭不公平的待遇：1957年被开除党籍，定为右派分子，后来，罪恶的“十年”中又被抄家，被揪斗。她曾分析过自己的弱点：“不善于处理人事，缺乏灵活性，清高自许，傲气凌人。”并说：“我缺乏社会实际经验，遇到的好人多，然而，只要遇到一个坏人，就毫无对策，被人置于死地。”（《天涯归客》）这些，确实使她在复杂的人生路途中吃过亏，但因她为人耿直，光明磊落，具有尖锐敏感的个性而招致的祸患，却不应当由她个人承受，这纯粹是历史的误会。
一个舍弃一切追求共产主义事业的人，被判为右派分子；一个热爱劳动大众，和人民不可分离的人，被孤立起来；一个感情丰富的作家，遭到无情的鞭打；历史，这是多么不公正！她想到过死，但想到自己要做的事还很多，只要信仰不变，还需奋斗，她坚强地挺过起来了。1958年3月，她下放到绍兴文化馆劳动，两年后被分配到杭州大学图书馆做钉图片、理报纸等杂事。自从工资制以来，陈学昭一直靠稿费收入生活，不拿工资，后来不能写作，也依然“生活靠写作自给”，直到1962年6月。之后，她又到农村、工厂参加“四清”，从事体力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回到大学图书馆，接受批斗……
陈学昭的生活道路充满了荆棘，早年流浪漂泊，在海外曾遭围攻谩骂，回国后爱子夭折，婚姻死亡。延安审干，受考验，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全国解放后，下厂下乡，体验生活，从事写作，直到以后错打成右派……但她坚强地活下来了，这里除了信念在支撑她之外，就是前辈、友人、同志的关怀。二十年代起，她认识了鲁迅、茅盾、周建人、戈公振，他们像亲人一样爱护她，鼓励她。几十年来，茅盾和周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中断过和她的来往。到延安后，受到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彭真、李富春等革命家的关怀和教导，就在错打成右派期间，周总理也十分关心她的问题。生活虽然给过她许多不幸，但也收获了许多友情和骄傲。
1977年10月应鲁迅研究室的邀请，陈学昭来到久别的北京参加座谈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