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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苹果园当苦工，成夜的开运冰大卡车……在贱卖自己劳动力的时候，还得忍受老板的训斥和种族歧视带来的耻辱。“狭小，屋顶交叉地驾着热气管，地下铺着冰冷的石板，只有半个窗子露在地面上，仅靠电灯带来一丝光亮的地下室”这便是他的住处。
本来气质敏感的他，更加脆弱易感。听到《苏武牧羊》这支古老遥远的歌，他会“突然手指挡不住，掌心盛不住的眼泪匆促地奔流下来”。异乡节日的喜气，使他想到自己“飘泊无定的前途，……空漠的将来”。在熙攘喧嚣的美国，他却感到自己像“一个岛，岛上都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获得博士学位并没有带给他想象中的快乐，学非所用更摧折了昔日的雄心。
带着一颗空茫的心，他回台湾寻安慰、找寄托。看到深深扎根的棕榈树，他忽然醒悟到，自己是“没有根的一代”，这就是寂寞和苦恼的总根源。
他说：“和美国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到你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起劲的谈政治、足球、拳击，你觉得那是他们的事，而你完全是个陌生人。不管你个人的成就怎么样，不管你的英文讲得多流利，你还是外国人。”但当他回到台湾，却看到在台湾的人也感到空虚和寂寞。不说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快问得发炸了”的年轻人，浅薄的意珊，就连他尊敬的待人诚恳、诲人不倦、情愿在台北清苦生活，不愿去美国史丹梅大学教中文的邱尚峰教授，也有“连武侠小说都救不了”的更深的寂寞。天磊“溶在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欢笑中，坐在亲人中间”，他却觉得自己是站在“漩涡之外的陌生客”，“他的一切想法，一切观念和他们脱了节。”他说：“我在这里也没有根”。所以，虽然他并“不喜欢美国，可是他还要回去”。
“没有根的一代”的苦恼，是中国特定的政治局面，台湾和大陆长期分割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於梨华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就在于她敏锐、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心理，成功地塑造了牟天磊这个艺术形象。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在台湾征信新闻报人间版连载三月后，即被台湾和香港的评论家认为是一部“感人最深，给读者影响最大的作品”，“这并不是一篇每天打开报纸都能够看到的好文章。”牟天磊成了读者本身的写照。为什么？因为於女士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那种“彷徨迷惘没有根的记录。”从此，“没有根的一代”一时成为广为流行的专有名词，《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成了台湾留美学生的必读书。
五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家的写作内容，总离不开自己的生活，作品中往往有些自己的影子淤梨华曾说过：“我自己觉得我和笔下的主角的距离要比别人短些。”她本人是个留学生，是现实生活中“没有根的一代”，对旅居异国的甜酸苦辣体验很深。作品的主人公当然不等于作家本人，但《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和《归》等其他作品中，却都不免拖着她的身影……
看到风风光光的於梨华，谁会想到她当年的坎坷呢！
1953年，她孤零零地在美国三藩市上岸后，展现在眼前的景色是那样干净、明亮、开阔，夕阳下的金门大桥一直伸延到远处，来接她的是一对五十开外的犹太人夫妇。男的叫依雷，是她父亲由于业务上的关系在台湾认识的。在一次宴会上，父亲将於梨华介绍给他，希望她帮助女儿到美国，依雷随口答应了。她快毕业时就申请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入学许可，可没多久得到了中西部两个大学的回音，便立刻写信给已回美国的依雷。他划了两千五百美金在她名下，存入银行，算是保证她在美国一年的生活费用。
依雷夫妇热情地带着她离开码头，到他们住的旅馆，让她休息，然后让她浏览三藩市的夜景。吃晚饭的时候，依雷拿出一张在他居住地的一个两年制的初级大学的奖学金及入学许可。并说她可以住在他们家，吃住免费，但要为他们做点家务事，每天可以搭校车上学。说完他伸手向她要回那张两千五百元的银行证明。她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但初到异地，又十分胆怯，除了他们夫妇，举目无亲；而他们非亲非友，不过相识而已。一肚子问题，一句也不敢提。第二天，她温顺地跟着他们到三藩市以北三百五十多公里的小镇欧平，依雷的家在郊外的山巅，初级大学在市区里。
学习生活开始了，她早上六点起床，喝一杯可以在肠子里冻结起来的冰牛乳，迎着萧瑟的秋风下山，步行半小时到山脚，搭校车进城上学。她上完课，中午混在十七八岁的孩子群里，把一个干巴巴的“三明治”塞进肚里，听他们嘻嘻哈哈地谈约会、球赛、电影、跳舞、啤酒会。他们对她非常友善：“喜欢美国吗？”“过得惯吗？”“想念你的家人吗？”“呵，周末来参加我们的跳舞会吧！我给你介绍一个舞伴，好吗？”
她摇头，苦笑。周末是她最忙碌的两天，打扫完依雷家七间屋子，两个浴室、一个厨房，还得帮他除杂草、理花圃、扒落叶，及做其他有关他们六亩地的杂事。星期六晚上，他们多半下山吃饭，或同朋友玩扑克，或参加周末其他娱乐。借大的一座山上，就她一个人守着他们孤零零的房子。邻舍是五里外的另一对六十来岁的老人。
晚间，呼啸的风，雨打落叶的声音，不知名的野兽的哀曝，空寂里猛然响起的电话铃；更甚者，是看不见摸不着，却紧紧纠缠着她的思亲之念。
在他家住了两个月后，依雷因为几次见她暗自流泪，就告诉她附近有一个加州大学分校的农学院，那里有两个中国学生，并凑一个星期日，在她做完家务事后，驾车送她去结识。在异乡，又看见了中国脸，说上了中国话，她激动得直想哭。农学院的两位中国学生很帮忙，替她要来了加大洛杉矾分校的人学申请表，积极计划帮她转学。当她把加大洛市分校研究院的入学许可证拿给依雷夫妇看时，他们的脸犹如夏日风暴来临前的天空，沉重而灰黑，雷声滚滚压在她头上，两人同声骂这个不必花一分钱雇来的姑娘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她无语，不是没有一肚子话可以回敬，而是还不以能用英文表达自己足够的愤怒。临离开的晚上，她反复不能入睡，发现依雷太太蹑足潜入她的房间於梨华装睡，偷看着她。她打开每件理好了的行李检查。於梨华终于忍不住，坐起来大声问她干什么。依雷太太却若无其事地回答：“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们中国人，我要看看你拿了我家里的东西没有？”於梨华大吼：“拿了没有？”依雷太太耸耸肩，径自掩门走了。
她到了举目无亲的洛杉矾。农学院的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在加大读科学的沈君。沈君送她到学校的外国学生顾问办公室，并协助她向顾问说明自己身上只有几十元美金的窘境。顾问问她有什么样的工作能力——打字？速记？图书管理？她都摇头。他皱着眉问：“看孩子你总会的吧？”沈君忙用中文对她说，不会也要说会，不然没有工作。她连忙点头。
顾问室的职员带她去找第一个正式的雇主，住在洛市高级郊区，百发利山的一幢大厦里。百发利是洛杉矾有名的住宅区，好莱坞好多明星都住在那里。一进百发利山，景色比日落大道，更有一种华贵气象，房子不但整洁，而且建筑精巧。每座房子前面是绿茵一片，修剪得一丝不乱。她的主人是个三十余岁离了婚的女人。有个六七岁的女孩需要人照顾。她白天上学，下午陪小女孩玩，晚上招呼小女孩睡觉，睡觉前要读书讲故事。小女孩睡觉后，她一个人呆在十二间房的大屋子里温功课。而乡愁思亲的寂寞又常常挤走在自修时必需有的宁静。好些夜晚，对着灯，对着窗外幽灵般的大树，她感叹地问：“美国的花花世界在哪里？怎么我会坐在这间陌生的屋子里！”
她吃的苦和深深的寂寞，家里的亲人和朋友哪会知晓呢？他们能看到的是她：穿着及地长旗袍，站在高级轿车“林肯”旁边，俨然是一副车主的神态；盛装立在大厦门口，脚边是盛开的杜鹃，前面是如缎的绿草，脸上是踌躇满志的笑……但这是照片，不是生活。
她继续受雇，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尝够了寄人篱下的痛苦滋味。挨了一学期，终因学习成绩不错，被免除了学费，还拿到一笔奖学金，从此搬入女生宿舍，她自己又属于自己了。啊！可贵的自由。
婚后她随丈夫先后住在普林斯顿、芝加哥附近的艾文斯登和纽约等地，过的是“飘泊无着落的生活”，心里笼罩着“难以解脱的孤寂”。她一次又一次回台北探视父母，想去抓住那“快要模糊的记忆”，企望在自己人中“摇落这些年来跟随我的无寄的心情”。“重拾起被抛下了十年的女儿梦。”白天，母亲为她劳碌，试着填满她在异国十多年来被忽略的食欲。夜晚，合家对坐空屋，她带着伤感，描述旅居海外的生活，试着将它连到旧时的日子。面对双亲的落寞与安详，那串充满了挣扎的日子显得遥远而陌生，以至她怀疑自己是否在陌生的世界里消度了十年。但是台湾毕竟不是生育自己的家乡，“台北也不是家”，而“不过是一个容颜已改，脂粉太浓，脂肪太厚的荡妇”，从她的笑声中，再也找不到往昔的满足，有的只是“贪梦与空洞”。家在哪里？她说：“别人都是有家可归的，而我永远浪迹天涯。回到台湾，亲戚朋友以客相待，关切地问‘这次回来，能住多久？’回到美国：‘你不会在台北长居吧？’”离乡去国，飘泊无根，“没有根”的苦恼裹着於梨华的心，“剪不断，理还乱。”“别问我为什么回去。为什么回去与为什么出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迷惑。”於梨华在异国是成功者，尚有这种“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感伤和“独立小桥风满袖”的寂寞，那么处境还不如她的人呢？可见时代的悲剧，带给一代人的不幸之深。
六
於梨华从小就和文学结下不缘分。高中的时候，《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就闯入了她的生活，最使她难以忘怀的是，南平中学一位名叫赵淑如的语文老师，是第一个殷殷领她走上文学之路的。后来的逃难流浪，并没有拖垮她对写作的兴趣。在台中女子中学念高二时，她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介绍沈从文的《边城》。别小瞧这比起后来的大作微不足道的小文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的“野心”和成功，往往与它有至大的关系。
大学时代的於梨华，涉猎了大量西欧现代文学，也非常关心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中外贤哲的哺育下，她开始经常撰稿，多半描写学生生活，在学生读者中渐负文名。
从事文学创作，她已走过了长长的路。关于她的艺术风格，她自己曾经说过：“所有我的作品是受到中西文学影响后的揉合而产生的属于我自己的一种风格，文字是纯中文的，结构可能受西方文学的影
在西方文学中，现代文学作品对我最具有影响力，尤其是美国现代作品。”
她是台湾六十年代与白先勇等人同起的“现代文学”派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