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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评传-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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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在湖南乡间已密切注视“洋事”的动向。他对“洋事于屡次挫衄之余,忽又失利”,
而感到“愁愤何可言”,主张“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之制敌”。
①这表明左宗棠谈论洋务的思想已开始萌芽。他把当时与外国打交道的事务称作“洋事”,而不用习称的“夷务”,表
明他的意识比那些习惯于闭关而视西人为“夷”的人们多少有点开明之处。而且他还指出:“洋事卒支离至此,令人愤
懑。”“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②可见他已朦胧意识到
中国已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局”之中。
    把左宗棠的这些想法同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思想认识做些比较,可以看出左氏的思想是有独到之处的,且与当时进
步思想家有相通的地方。
    首先,对“夷”、“洋”的看法。“洋务”一词由“夷务”转化而来。明清之际,来华的外国人被称为“夷人”,
成为惯语。鸦片战争前,伴随着外国武力进逼的步步加紧,英国侵略分子胡夏米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因苏松太道吴
其泰在给他的批文中有“该夷船”的字样,认为是对他的“凌辱”,在抗议中说“英国终不是夷国,乃系外国”。双方
引经据典,进行舌战,吴其泰只好改称“该商”含混过去。③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谈判期间,
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声称:“夷字不美,嗣后望勿再用”。而在谈判现场的吉林副都统咸龄却搪塞说,孟子曾把舜称为
“东夷之人也”,可见“夷”字不是蔑称。似乎战败的面子要恃口角占上风来挽回,可谓昏愦。尽管双方“争论字义,
良久未定,”①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还是在不书写“夷”字的情况下签订了。左宗棠能较早地把同外国打交道的
事情称作“洋事”,说明他并不是在文字的用法上囿于成见,关键是如何寻求御外之方。
    其次,对西方“船坚炮利”的认识。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在上奏描述泊于虎门之外英国兵船
的情形时说:“该夷人除炮火外,一无长技”。“倘该夷人自恃船坚炮利,阴蓄诡谋,不听约束,犬羊之性急则反噬,
则驱逐出省,不能不示以兵威”。②而实际上卢坤所依靠的不过是刀矛弓箭、帆篷舟楫,他只是看到了英人的船坚炮利,
却根本提不出克敌致胜的方略。与此相反,林则徐在广东主张的是“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以通夷之银两为
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祈裨益实非浅鲜矣”。③魏源进一步在《海国图志
》谈“议战”时指出:“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二。
    ③许地山:《达衷集》,第 49 —60页,1925年排印本。
    ①[清]张喜:《抚夷日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 5册,第 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②[清]梁廷枬:《粤海关志》,卷二七,页二二;卷二九,页一六。
    ③[清]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885页。
    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请于广东虎门外
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法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之匠至粤,司造船械,
并延西洋抡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他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①左宗棠当时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虽不如林、魏那样
深刻,但他能闪现出设厂造船,”以之制敌“的思想火花,这是难得可贵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朝野上下对”师夷长技
“普遍取敌视态度,林则徐”制炮造船的建议被道光皇帝硃批为“一片胡言”,魏源的《海国图志》也遭到守旧势力的
诋毁,林、魏的主张只能束之高阁。
    第三点是“变局”观的出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黄钧宰首倡此说。他指出,中国人“初不知洋人何伏,英
法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赆,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②此后,黄恩彤也说:“迨英吉利
立市开关,粗角条理,而米利坚、佛兰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干,其余各小国亦窃睨其旁,妄生觊觎,均数百年中
外一大变局也。”③变局观的提出,对于重新审势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此时的变局思想还主要基
于对面方列强不断东犯的初步认识。左宗棠对英国“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所发出的惊呼,恰折射出他对变局
的最初理解。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震动是空前的。津沽失陷,京师被劫,皇室北窜,“天朝大国”已失去前清的威风。
中国人在震惊之余,观念也在转换。
    “洋务”取代“夷务”已从口角之争转向兴办洋务以“借法自强”。早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江南道监察御史
骆秉章在上奏中曾有“把持洋务”
    ①的字样,但当时更为流行的是“夷务”一词。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规定:
“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②显然,由“夷”字向“洋”字的转变带有胁迫色
彩。《天津条约》签订后不久,大学士桂良向咸丰皇帝奏请说根据该约“不书夷字”,“原明指谕旨而言”,而“将来
军机处发出各件”,仍可用“夷务”字样。③对这种以“口角取胜”的作法,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筒灰晕弧K
出:“凡于往来语言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知、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
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④可见,“洋务”替代“夷务”已是大势所趋。 19 世纪
60年代初,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谈论洋务。重要的是,“洋务”的内蕴已不再是“夷务”单指外交,而是加上了“采西学”、
“制洋器”等内容,并视此为“自强”的出路。咸丰十一年(1861年),冯桂芬在《校
    ①[清]魏源:《筹海篇》,《海国图志》,卷二,页四至六。
    ②[清]黄钧宰:《金壶七墨》,《浪墨》,卷四。
    ③[清]黄恩彤:《抚夷纪略序》。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册,第 191页。
    ②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册,第 102页,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③《钦差大臣桂良等奏英以上谕中用有夷字指为背约片》,《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 3册,第 531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④[清]洪仁蹲收缕罚短教旃罚ㄗ柿洗钥凇2册,第 528页。
    邠庐抗议》中多处谈到:“洋务为国家招携怀远一大政”,关键在“得西人之要领而驱之”,他认为“西人之擅长
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而“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不知冰寒于水,青出于蓝,轮船、
火器等制尽羿之道?”他强调“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
主张向西方学习乃中国自强之途,“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①被称作
“洋务衙门”②大臣的奕䜣指出:“探原之策,在于自强”。
    ③后来王韬概括性他说:“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④洋务与自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19世纪 40 年代中期出现的变局观到 60 年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遂成为提倡洋务以谋自强的一种新的时局观。同
治四年(1865年),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
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能,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
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⑤同一年薛福成在《上曾侯书》中也指出
:“方今中外之势,古今变局也。??西洋诸国,航海通商,凡欧罗巴、亚墨利加数十国之人,颉颃并至中国,而以英
吉利、俄罗斯、佛兰西、米利坚四国为最强,于是地球几无不通之国”。中国若“不为邻敌所侮”,“莫如夺其所长”。
“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我之将士,闻是二者,辄有谈虎色变之惧。数十年来,瞠
目束手,甘受强敌之侵陵而不能御。??为今之计,宜筹专款,广设巨厂,多购西洋制器之器;聘西人为教习,遴募巧
匠,精习制造枪炮之法,??兼仿造火轮船数十艘,平居则以运糟,移卫所各官及漕标之兵以隶之,既以护运漕粮,实
以练习海道,暇则兼操战法。若是,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
    ①李鸿章采纳了王韬的看法,他认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
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②这样,无论是洋务理论家还是洋务派官员都已经意识到中国在国际环
境中所处的地位和中国本身所面临的危局,这种对“变局”的认识恰促成了“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的产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探讨“自强”之策的过程中,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日臻成熟。
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在为两江总督曾国藩“捉刀”③而作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中提出了如此见解

    ①[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页一○○、一○一、七三、六九。
    ②咸丰十一年(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被时人习称为“洋务衙门”。《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1
册,第 288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二,页一一。
    ④[清]王韬:《韬园文录外编》,第 33 页。
    ⑤[清]王韬:《韬园尺牍》,第 7卷,第 2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①[清]薛福成:《上曾侯书》,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 22 —24页。
    ②[清]李鸿章,《复朱九香学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六,页三七。
    ③曾国藩致胡林翼信中说:“得惠缄承奖,借夷助剿一疏,系左季翁捉刀为之,鄙人不办此也”,但“鄙见与翁公
相同”。见曾国藩:《复胡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三,页四七。
    驭夷之道,贵识夷情。??此次款议虽成,岂可一日而忘备?河道既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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