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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评传-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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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时洋枪、开花炮等器之制,中国仿洋式制造,亦皆能之。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安在其为失体也?这里,
左宗棠并不是单纯地翻翻古时丹,而是为其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找些历史的依据。这样,左宗棠提倡学西,就不能
不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作出新的判断与界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道”、“本”、“体”与“器”、“末”、
“用”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其中“道”与“器”是就事物的本体而言,《易经。系辞》中有“形而上者谓之
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道”
    即指事物的道理,“器”即指客观事物:“本”与“末”按事物表现的形式划分,“本”指事物的主导形式,“末”
指事物的从属形式:“体”与“用”
    则是兼二者有之。由于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国思想文化界把这一组关系套在中学和西学上面,形成了中学力“道”、
“本”、“体”,西学力“器”、“末”、“用”的概念。于是,顽固守旧者强调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维护中国
纲常名教的正统地位,把西学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认为引进西学乃为“失道”、“失体”。因此,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洋务派要引进西学,也不能不对“道”与“器”、“本”与“末”、“体”与“用”进行新的阐发,
以便为“师夷长技”提供理论依据,摆脱守旧势力的攻击。咸丰十一年(1861年),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
县人)率先提出这个方面的主张。他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
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①此后,一些洋务论者于 19 世纪 70 —80年代从不同
的角度表述了这一思想。王韬指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
备自当躬。”②薛福成认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惮西人不敢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0 —64页。
    ①[清]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页三九。
    ②[清]王韬:《韬园尺牍》,第 30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韬园文录外编》,第 323页,中华书局
    1959年版。
    蔑视中华。“③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①到 1898 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地阐发了这一理论,提出“旧学力体,新学力用”八个字。这是晚清关
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中体西用”论发展的大致状况。左宗棠在怎样对待中学和西学问题上,同样离不开谈“道”与
“器”、“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他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论的倡导者。
    如前所述,左宗棠于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里,在论述了“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
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之后,紧接着强调指
出:“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对这一句话,可以引伸理解为:从事作为“末”的艺事者不
能舍弃义理之学这个“本”,而讲求作为“本”的义理之学者也绝不能轻视遗漏艺事这个“末”。也就是说要“本末兼
顾”,“明体达用”。
    19世纪 70 —80年代,左宗棠进一步阐述了“道”、“本”、“体”与“器”、“末”、“用”的关系,其思想不
断深化。他在光绪元年(1875年)所撰《(海国图志)序》中说: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慧敏,
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象纬舆地之学尤征专诣,盖得儒之数而革其聪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艺事独擅,乃显
于其教矣。西方各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其“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左宗棠能意识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论述了“艺事”与“道”的关系问题。他首先旁征博引阐明了行艺事的
好处,指出:艺事系形而下者之称,然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形而上者所不废。《经》称工执艺事以谏,是其有
位于朝,与百尔并无同异。况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请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
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
时,力请创造轮船,并有正谊堂书局、求是堂艺局之设,所有管驾、看盘、机器均选用闽中艺局生徒承充,并未参杂西
洋师匠在内。洋人每言华人明悟甚于洋人,亦足见其言之不诬也。见闻广东正绅多延访深明艺事者课其子弟。此风一开,
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不但船坚炮利可以制海寇,即分吾华一郡一邑之聪明才智物力,敌彼一国而有余。??此言艺
学之宜行也。接着,左宗棠阐述了“道”与“艺”的关系。他说:缘古人以道、艺出于一原,未尝析而为二,周公以多
材多艺自许,孔子以不试故艺自明。是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显然,左宗棠是通
过把艺事纳入自强之策,来实现“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的目的。他尽管从古代经典和先王圣人那里引出道与艺并举的
范例,但其归结点仍然是强调“不能离道而言艺”,道与艺的关系依然是“本末轻重之分”。他的这些主张与“中体西
用”论并无二致。
    ③[清]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 5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①[清]郑观应:《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 276页。
    ①《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5—576 页。
    左宗棠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的道器、本末、体用观在 19 世纪 60 —80年代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思想的提出,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较早地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形成了适应于近代社会发展的中西合璧的新型文
化观。它说明西学也可以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服务,有利于清朝的统治,这就为西学在晚清的传播找到了一条为
朝野能够基本接受的特殊的门径。它给予长期以来清朝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视西方长技为“奇技淫巧”的封闭状态
以一定的冲击,对那些敢于突破“视洋务为畏途”观念、勇于把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己任的人们给以保护。正如
主张“中本西末”、“中主西辅”的郑观应所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
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②由此可见,包括左宗棠在内的“中体西用”论者不无提防顽固派对他们提倡西学横加指责的
用意。当然,“中本西末”、“道本艺末”、“中体西用”观又限制了他们学习西方的范围,左宗棠也无法摆脱这一历
史的局限性。
    左宗棠学西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器物文化①方面,即从器物上承认中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步,把西方的艺事置
于所学的范围之内。在左宗棠看来,外国的“长技”主要有轮船、火器、机器、开矿、电报、铁路以及语言、文字等。
对此,他多有述及。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除了主张仿造轮船外,他还指出:“如虑机器购觅之难,
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更添机器,触类旁通,
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②他建议在福州船政局内设立学堂,其目的是,
“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
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
于中国。”
    ③
    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致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谈了他对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艺事的看法,指出:窃维
义理之学广大精深,故虽毕生穷研,不能罄其蕴。至艺事则数可考,象可求,重聪明不重神智,但有己事可以起悟,勤
者能精,不必效法他人之长,成功则一耳。艺局生徒赴各国游学,以扩闻见长识解,自题中应有之义。愚见布洛斯近出
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精妙绝伦,最为利器,弟亲临试放,数百出,知其命中致远,实为洋中所罕见。
    似可乘遣赴各国之便,亦到布洛斯讲习制炮造子诸法。??泰西各国艺事有益实用者,火器而外,水器为精。西北
水利不修,农功阙略,关陇同病,陇又甚焉。如今艺局生徒到各国时留心研究,择其佳者携至中土,照式制造,裨益实
多。光绪五年(1879
    ②[清]郑观应:《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 272页。
    ①庞朴认为,中国近代史所发生的中西文化冲突,无异于文化结构的逻辑展开: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
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戊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
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见《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 5期,第 81 —98页。
    ②《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1 页。
    ③《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342页。
    ①《答沈幼丹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一至二。
    年),左宗棠又谈到开河机器的长处。他说:大抵泰西水器有稗实用,为中土急宜仿效之事。此时仿效制造,必选
材质与之相近、学艺已有几分者为之先导,庶几易睹成功。将来传其法于中土,华人可以互相师法,无须洋匠教习,则
与福建轮船局同功矣。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再次论述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好处,对中国“仿造益精”的成效感
到自豪,强调不应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他认为:海上兵事起,泰西诸国乘吾守御未设,群起侮之。然彼以火轮车船枪
炮相耀而已。款议成,且取所有机器市于我无靳也。未几而中国仿造益精,彼固无所挟以做我,且羡中土之人敏慧胜于
西。过此以往,人其人而物其物,其于古者立贤无方,楚材晋用之说不益有合乎?策士之言日:“师其长以制之。”是
矣。一惭之忍,为数十百年之安,计亦良得,孰如浅见自封也。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主张仿西法以机器开采徐
州铜山利国煤铁矿。他指出:铜山利国驿土产煤铁,应准开采,以尽地利。惟矿务兴废虽有其时,而人事不可不尽。洋
铁所以加于土铁者,由于炉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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