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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性与理。性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宋儒以前有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和由董仲舒开其端而经韩愈承
其后的性三品说等等。程朱派理学家另辟蹊径，把性纳入理的范畴，以理为宇宙的本源，也以理为人性的本质，提出
“性即理也”的观点，从而湮灭人性，去追求所谓的“理”。二程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性即理
也，所谓理，性是也。”①朱熹说：“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
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②左宗棠则把性与道联系起来，提出“性受于天”，
“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的主张，同程朱理学的“性即理”的论述并无二致。他说：性皆受于天。天无私于圣，降衷
之所以有恒；圣不必求寄于天，率性之所以明道。？？是人离性以求性，而性不存；圣本性以求性，而性无不存也，则
存存之说也。
而性功至矣，而道义出矣。
盖性居夫道之先，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即见道，即见性，见道见性，即见易也。操修在一己，夫固有恃原而往
者焉。性为义之本，义以成性，而性先有义。即见义，
③［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五。
④［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
⑤［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
①《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二九。
②《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四三。
①［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二二。
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
即见性，见义见性，即见易也。③无论是左宗棠的性即道，还是程朱的性即理，都是把“道”或“理”作为“性”
的本质来看待的。程朱即认为道、理、太极三名一实，均指宇宙的本原和规律，并对道赋予理学的道德准则，左宗棠论
证“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的目的显然是要求在谈论人的本质这个“性”的概念时，要服从于封建统治这个“道”的
规范。
第四，“涵养须用敬”。涵养，指人的身心道德方面的修养。程朱学派在论述作人之道方面，强调要“用敬”来达
到致圣的目的。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①意思是说人在身心道德修养方面要“持敬”，在读书方面要
穷理而致知。左宗棠在道德行为的修养方面，多次引用程颐“涵养须用敬”的话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说：宗棠自维
气质粗驳，动逾闲则，年来颇思力为克治，冀少变化其旧。然而，消融不尽，乖戾时形，即或稍有觉察，旋自宽假，病
根蟠固愈深，随处辄见。寻思致此之由，觉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现已深自刻励，严为课程，先从寡
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②左宗棠在教导儿子读书写字时说：“读书先须明理，非循序渐进，熟读深思不能
有所开悟。”“即如写字，下笔时要如何详审方免谬误。”“程子作字最详审，云‘此即是敬’，是一艺之微亦未可忽
也。潦草即是不敬，虽小节必宜慎之。”③“儿志在读书，吾所深喜，然程予以玩物丧志为嗜书不知要者戒，亦所当知。”
①第五，义利之辨。义利之辨是关于道德行为和物质利益或功利关系问题的讨论。孔子提出“义然后取”和“见利思义”
②的命题，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③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然而，董仲舒却对孔子义利观的本义予以篡改，宣扬“正其谊（义）不谋
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④二程和朱熹更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二程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人义。天下之事，
惟义利而已。”“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是利。”⑤朱熹说：“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
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无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
一截义。盖是君子之心，虚明洞彻，见得义分明。”⑥那么，本书传主是怎样样看待义利之辨的呢？左宗棠在青壮年居
家时期
③《会试文。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18页。
①［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2 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65页。
②《论语。宪问》。
③《论语。述而》。
④《汉书。董仲舒传》。
⑤［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一、一六。
⑥［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二七、五一。
曾写过一篇《名利说》，对名与利的关系及利义之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天下员顶方趾之民无算数，要其
归有二，日名也，利也。人率知之，能言之。然试察其志之所分与其途之所自，合则亦日利而已矣，乌有所谓名者哉！
名有三，日道德之名，文章之名，一艺一伎之名。古人吾弗能知，吾思夫今人之于名。以道德名者，人因其道德而
名之乎？抑己因其名而道德者也？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归于厚实已矣。以文章名者，亭林顾氏所谓巧言令色人哉？负
盛名招摇下天，屈吾身以适他人之耳目，期得其直焉，不赢则又顾而之它尔。以一艺一伎名者，其名细，今之君子不欲
居，然亦百工之事也。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顾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又何比比也！
徇私灭公，适己自便，此皆宋儒谢氏所谓小人儒者也，利也。夫恒情所谓求利者有其具，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
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也。此之所谓求利者亦有其具，不以其财，不以其力，以其廉耻易之而已。诗日：“不素餐兮”，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兀狻薄９湃烁且晕镆樱窈我蕴袢蝗粑拮闵畈铮蚁嘤腠拗�
恤恤乎恐彼之不如耶？廉耻之道衰，嗜利之心竞。意其弊必有受之者，而非斯人之谓哉？从这篇《名利说》的内容分析，
左宗棠对待名与利的基本看法有三点：其一，他对天下趋利忘义的社会现象深为担扰，试图以宋儒的理论去辨析义与利
的关系。他认为天下虽有名和利两个概念，但根本的一个便是利字，为名也是为利，名与利“合则亦曰利”，“乌有所
谓名者哉”。如那些以道德为名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美德才得到名，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了名便有好的道德，他们不
过是“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取得有道德之名完全是为了利。以文章名者同样以其“盛名招摇天下”，目的还是为了
利。
他们“徇私灭公，适己自便”都是嗜利忘义，他们都是来儒所说的“小人儒者也”。因此，左宗棠所担心的是“廉
耻之道丧，嗜利之心竞”，只好搬出宋儒的“圣人以义为利”的古时丹。其二，左宗棠固然承袭朱熹之说认为一艺一伎
之名“今之君子不欲居”，但重要的是，左宗棠对从事一艺一伎为业之人通过“尽吾力食功”表示赞赏，表明他对从事
劳动所取得的名和利都是认可的。他指出“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他的这种名利观有利
于农、工、商的发展。其三，左宗棠对于那些“不以其财，不以其利，以其廉耻易之”的求利者给予批评，并引用《诗
经。伐檀》中的名言，指责不劳而获者采取卑劣的手段所得到的利。这与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观点
十分吻合。当然，左宗棠在义利辨中不能不深深烙下以程朱为宗的痕迹，他在为官期间触及到义与名利的问题时，仍旧
从程朱理学寻求理论依据。他说：程子云：“一命之士，存心利物，于世必有所济。”
不佞窃取此意，亦谓：“一命之士，存心报国，于国必有所济。”唯存心为一已之私者无取焉。一己之私谓何？名
也，利也。心在名利，则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为私之念重，为公之念轻，天下将何赖焉？经过左宗棠的发挥，他
把义升华到“存心报国”的高度来认识，这就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了。
需要指出的是，左宗棠在义利之辨中，所反对的“利”是指那些以道德
①《名利说》，《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3—244 页。
①《光禄寺典簿陈彝爵禀由山西取道赴辕听候差遣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02页。
之名、文章之名取利的人，还有那些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以及那些不以其财和力而以其廉耻取利的人，
这些人一心追逐名利，自然“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如此嗜利可以说是见利忘义。反而左宗棠对一艺一伎为名者
以尽其力、食其功利的做法表示赞同。因此，不能把左宗棠完全说成是一个反对谈利的人。
左宗棠把名和利作为两个同一性质的概念加以论述，名和利的归结点为“合则亦曰利”。以往一些论者在关于左宗
棠名利说中常常把“名”与“义”作为相同的概念来论述，认为“名”与“利”的关系即“义”与“利”的关系，这是
不妥的。
从左宗棠的义利之辨来看，左宗棠指责的“名”与“利”是自私自利的利，是见私利而忘大义的利，这种利是不可
取的。而对于可取的利，即在本书关于其经济思想一章中所论述的兴农业之利，振兴工商之利，挽回洋人夺去之利，等
等，左宗棠则是大力提倡的。
二、“穷经将以致用”
穷经致用，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是左宗棠文化思想中既与儒学传统相联系、又同近代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务实”
思想。
孔子收徒授学，号称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培养了一批经邦治国的有用人才，这固然与孔子的
谆谆教诲有关。他对弟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①他还注重道德
教育，主张”博学于文“②和”行己有耻“③，提倡学与行的结合。这便是孔子创立原始儒学所倡导的学以致用的学风。
孔子之后，儒学在其两千年的发展史上，可谓学派林立，各有其说，致使孔子思想的原貌被其崇拜者在阐释过程中
改变了原有的形态。尤其是宋明理学大谈天理、理欲、人性、心性，抽象化地把孔子倡导的经世意图演绎到空疏清谈，
脱离了儒学经世的轨道。于是，明末清初特别是有清一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通经致用思潮滥筋与勃兴的新格局。
清初大儒顾炎武上承晚明思想家高攀龙“学者以天下为任”④、“徐光启”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⑤的主张，以”
天下兴亡，匹夫固宜有责“自勉，楬著”经世致用“的徽帜，以”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矣“。①顾炎武
的文化思想以”崇实致用“的实学思想为特色。他摈弃”明心见性空言“，代以”修己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