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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桥风波”之后传闻韩少功有归隐之心，2001年6 月他果然辞去《天涯》杂
志社社长等职，返回湖南隐居于洞庭湖畔的汨罗市八景乡，潜心文学创作与研究工
作。韩少功的归隐生活成为很多读者的一个悬念。
１我盖了房子，在乡下喂鸡、种树、种菜记者（以下简称“记”）：刚才你说
你的传真机是被雷电劈坏的。被雷电劈是什么样的情形？现在的城市人都不能想象
这样的情景。你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韩少功（以下简称“韩”）：在城里住久了，对雷击没有什么概念，刚下乡就
补了一课。当时我没有穿鞋，一声巨响之下脚底发麻，知道是遭雷击了。后来发现
包括电脑、传真机、卫星天线等，一共烧掉了五件电器。没有伤人是万幸。这是发
生在前年的事。后来我把电器都修复了，只是传真机时好时坏。我住的这个地方是
山区，也是水库的库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地广人希随着一些富裕的人家向城
镇迁移，这里的人口还在减少，所以生态环境不错。到处山青水绿，一条条山谷没
有人烟。我每天早上都是被林子里的鸟叫醒的。
记：在海南省你曾是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马桥
词典》风波之后听说你有卸任归隐之心。后来果然你说走就走了。为什么会有归隐
之心呢？是对什么事情失望吗？
韩：我现在还为海南省文联工作，每年至少有半年在海口瞎忙，所以既没有
“归”更没有“隐”。至于我可以阶段性地住到乡下去，是单位对我专业的支持，
也是对我多年来陷入编辑、行政事务的部分解脱，使我有更多自主的时间。我是专
业技术人员，在文联不“文”，在作协不“作”，恐怕是说不过去的。这与《马桥
词典》的风波没有关系，纯粹是时间上的巧合。
记：你此后的乡下生活成了关注你的读者的一个悬念。说说你乡下生活的日常
状态，你的居所是什么样子的，你每天都是怎么过的，这种日子让你快乐吗？
韩：我盖了房子，本想与农民盖得一样，砖墙瓦顶，木门木窗，没想到，盖好
以后才发现这根本不是农民的房子。他们眼下都是铝合金门窗，瓷砖贴墙，比我要
现代化得多。我在乡下喂鸡、种树、种菜。附近没有超市和菜市场，你不种就不得
其食。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有意思。自然与文明相平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
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也是我认为最人性化的现代方式。
记：在乡下写作跟在城市写作有什么区别吗？远离都市的隐居生活对你的写作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韩：古人说“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所以我住到乡下算不上什么
隐，何况我还在写作和发表作品，还部分地参与海南省的工作，哪有什么隐？但阶
段性地住在乡下，确实能使人亲近山水，是我从知青时代开始的一种个人兴趣。乡
下有很多动物和植物，动物今天打闹明天发情，植物今天发芽明天开花，有很多变
化，比都市的生活要更加丰富，不像城里人想劳动也大多只能刷刷碗拖拖地板，过
于单调。而且，换个地方能够切断一些负面的信息渠道、一些负面的人际关系，是
节省时间和精力的技术手段。我对这里的生活当然满意，不仅是满意它有益于写作，
更重要的是满意这种生活本身。
记：你住的地方是在汨罗江边吗？那里是不是屈原行吟江畔的地方？屈原能给
你什么影响吗？
韩：我住的地方在汨罗江支流罗江的源头区。这里的自然和人确实教给了我很
多东西，但我们应该知道，一个人就是天天坐在鲁迅的故居里也不一定成为鲁迅第
二，所以我在这里生活得再久也无望沾上屈原的什么光。
记：“现代化”的崇拜正在席卷中国社会。现代人成了被时尚和流行鞭打的人，
大家惟恐落伍，惟恐过时，每天都在吞食着各种良莠难分的信息，即便如此也消除
不了内心的恐慌和焦虑。你却让自己置身于“现代化”之外的偏远之乡，你对这种
乡野生活不担心吗？比如，它的封闭感。
韩：有电话、电视、电脑和网络，不会有什么封闭感。惟一的缺点是邮递员来
得少，报纸杂志送得慢。当地邮政也市场化了，邮递员跑山区业务少，效益太低，
但这种条件也足够让我获得有关信息。与乡下农民增加接触，使我对社会底层了解
更多，从这个角度说倒可能是更开放而不是更封闭。
２我写作的难度是因为我笨记：你的新著《暗示》出来了，继《马桥词典》
之后这是你的又一部重要作品，我听说《暗示》开机印了8 万，出版社对这部书很
有信心，那么你对这部书怎么评价？它写了什么，我想这也是读者关心的。
韩：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本非写不可的书，但对于别人可能并不重要。我对出版
社一直在泼冷水，希望他们不要一下印那么多，因为我觉得不会有那么多读者。这
是一本思考的书，要动脑子的书，虽然含有小说的因素，但严格意义上不是小说，
顶多就是长篇“随笔”或者“读物”吧，史铁生喜欢这样的叫法，比如他的《病隙
碎笔》和《印象与记忆》两本近作，都是在尝试开放式的文体。这本书当然也算不
上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不过是我对自己一些生活体会的总结，比方说怎么样看一个
人的脸，怎么样听一个人的声调，怎么样感受颜色、服装、食品、照片、音乐、劳
动、地图、人体等等，并且与我一些同时代人的命运经历联系起来，于是也就有故
事穿插其中。如果说《马桥词典》是我为一个村子写的词典，那么《暗示》就是记
录我个人感受的“象典”———具象细节的读解手册。我在国外看到过一本薄薄的
笑脸标本图集，觉得有趣，觉得这也可以成为一种写作的思路。
记：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读者群，就是评论家、出版商、评奖要员、流行舆论
的控制者，我看到很多作家在写作之前就开始精心策划对他们的迎合，你写《暗示
》时会考虑这个圈子的反应吗？
韩：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存上特别的困难，去迎合你说的那些特殊读者，是毫
无必要的，也是很丢人的。打工要有职业道德，经商要有职业道德，作家的基本职
业道德就是“修辞立其诚”，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想法。我不认为中国现在的流
行舆论很健康，即便很健康，一个写作人也不必刻意地迎合什么人。相反，如果一
个人敢于挑战全社会，一个作家敢于与所有的评论家闹掰，那倒可能有出息了。流
行舆论其势汹汹，其实大多短命，很快就会被同样其势汹汹的东西覆盖掉，什么也
留不下来。回想一下我们刚刚过去不久的1980年代，有很多作品奇怪地得奖了，火
了，眼下谁还能记得住？我随便可以提到一打或者数打的名字，你可能听都没有听
过。时间毕竟是无情的，三五年就会把不合格的东西清除出去。所以我们这些写作
者不必坐立不安，成天去看什么人的脸色。
记：现在是连文学写作都讲究快速生产的时代。但2002年版的《暗示》和1996
年版的《马桥词典》的写作隔了5 年，依你的写作经验和对事物的洞察力你应该写
得更多更快，但实际结果正相反。你的写作的难度是因为对写作的慎重吗？
韩：因为我笨，没有别的原因。e ３当年“寻根派”的帽子戴得太急了记：最
近你获得了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你在法国出版的小说集《
山上的声音》还被法国的读者推选为“2000年法国文学十大好书”，对这两件事情
你有什么感想吗？
韩：获得奖章，表明一部分法国读者喜欢我的作品，当然让我高兴。我有法文
版的6 本书，但大多出现在巴黎偏僻的书架，我对这一点很清楚，因此没有什么可
牛的。即使得奖也不见得就是名副其实。一个作品的价值，并不等于社会所承认的
价值。我们知道，连诺贝尔文学奖有时都评得让人不以为然，评成了“统战奖”、
“扶贫奖”，一洲轮上一个，左派轮了就轮右派，如此等等。我们对瑞典那些个文
学热心人不必苛求也不必顶礼膜拜。中国有很多优秀作家，可惜国力还不够强，中
文地位在国外也不够高，还没有更多高素质的人加入到中文阅读和汉学家队伍里来，
中国文学就不大容易被国外读者了解。这没有关系。中国首先需要好的作品，而不
是首先需要作品出口，进入什么“8 强”或者“16强”。中国有13亿人，加上海外
华人，已经是一个大的“世界”了，足够让我们“走向”一下了。
记：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主要亲历者和见证人，你曾经倡导过“寻根文学”，
你有过宣言式的发言，有过像《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和《马桥词典
》这样的作品，现在你对自己以前的想法怎么看，你觉得自己找到了文学之根吗？
这个根是什么呢？
韩：我一直在阅读外国书，有时也翻译一些，自觉对西方兴致勃勃。但不知道
“中”，何以知道“西”？就像你不知道男人，何以知道女人？我在参观拿破仑纪
念馆的时候，那里的法国工作人员说，著名的拿破仑法典是从中国拿来了科举制，
从而建立了他们的文官体系。我们还可以知道，欧洲的基督教来自中东，欧洲的数
学来自印度和阿拉伯。这就是说，西方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所谓中、西文化的简
单对立从来不存在。我们并不需要把中国骂个狗血淋头，这样才能光荣加入西方文
化。“寻根”在1980年代中期的提出，意在倡导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清理，意在通过
这种清理更好地参与全球文化交汇，更好地认识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并不是希
望作家都钻进博物馆，或者开展文学上的怀旧访古十日游。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过
时，在未来的文化、经济、政治建设中可能还有重要位置。它本身是全球化的产物，
又是对全球化的参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寻根”问题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
个，不能代替其他问题。所以“寻根派”的帽子戴得太急了些。我吃了土豆，你就
说我“土豆派”。我同时又吃了番茄和黄瓜，那又算什么“派”？如果每谈一个问
题就可以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脑袋可能忙不过来。
４生活使貌似强大的潮流成为过眼烟云记：你觉得公共媒体对一个社会负有
什么样的责任？
韩：中国经历了革命热，眼下正在进入市场热。革命没有什么不好，但革命一
偏向，可能通向极权社会，我们对此有过历史经验。市场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市场
一偏向，可能通向资本社会，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现实经验，特别是拉美、东南亚、
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其资本社会正处于动乱和衰退的困境。中国文化人经过
“文革”以后对极权多了些免疫力，但面对冷战以后世界的重组与变化，知识界反
应的迟钝无法让人恭维，无力诊断现实社会和人生中很多疑难杂症。“三农”的深
层问题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