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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条弄堂的深处，如果不是由于地皮的缘故，就一定是在施工的中途——不知什么原因，忽然改变了原先的设计。总之，它的内部奇怪地以一个幽深的天井为中心，环绕着曲折多变的走廊，面对着一扇紧闭着的彩色玻璃门，一架锈迹斑斑的铸铁楼梯盘旋而上，与二楼的一个小平台相接。
它在当时就那么旧吗？而不是因为莫名的怀旧之风甚至使它扶手上的百合花饰也已锈蚀？光线仿佛被折叠过多次才被反射到窗户上。
这使它的白天具有一种月球般的清寂，我们的目光掠过这一切，最终，滞留在已褪色的玻璃门上。它天然地带有一种暗示，仿佛它就是为了紧闭着才被造出来的。
此刻，没有人进出过这扇门。而有人总是从二楼的窗户跳进跳出。
那架旋转楼梯正是通向窗户的。我相信这是一座真实的建筑，而不是电影中的布景。它的令人费解的布局，使它的精心地选择，在第一印象中避免了环境通常所带有的阶级分析式的表意功能。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部“向美洲”的影片，却含有了一种“自深渊”式的欧洲味道。它的摇摆的品性已经显露无疑。如果它不幸不是一个优点，但它至少是一个特点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
佣人们通常从后门进出，带着她们采购的物品和听来的闲话。一个长镜头在水池处掠过她们用头油抿紧的黑发，仿佛是不经意的放开她们，镜头以新浪潮时期法国式的运动转向另一边，从幽暗的楼梯处将建筑的内部剖开。这个石库门的变体，在人们居住的三层搁楼上，以一个老虎窗表示了一点对传统的敬意。此刻，它向着星空敞开着，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不可穷尽的暗夜。
阁楼里点着一只赤膊的十五瓦的电灯，它给了影片昏黄的影调一个黯淡的呼应。有人凑着灯光在作着去沙逊大厦演奏前的准备工作。
他穿着衬衣和白色的短袜，悉心地梳理着头发——他的纹丝不乱的头发将伴随他的一生，即使在他最为落魄潦倒的段落里。他信口吹着口哨，作为声音元素，它幸运的是那种胡诌式的调子，避免了被过度诠释的噩运。
片刻（真正的片刻），他收拾完毕，他小心翼翼地将椅背上的长裤搭在手臂上，拉灭了电灯。然后，提起装着萨克斯风的乐器盒，有条不紊的跃出面临小平台的窗户。最后，从外面把窗户带上。这时，他的乐器盒第一次在楼梯扶手的百合花饰后闪过，而且，音乐在这时响起，斯科特·乔普林的《华尔街》。在影片的尾声，在深夜外滩的楼群前，我们将再一次听到这首乐曲。
在天井里的彩色玻璃门前，他放下乐器盒，这才套上长裤。他对笔挺的裤线深感满意。这个形象，这个在未来将被影片反复拨弄的形象，穷愁潦倒的命运已不可避免。音乐在此停了一拍。影片转而接入一个喜剧性的场面。
在他父母的卧室里，门窗紧闭，窗帘低垂。他的母亲因病在床上躺着，她的头上蒙着湿毛巾，似乎是在作物理降温。而他的父亲也早早的上了床，与妻子并排而卧。虽然有人生病，但是两人看上去并不愁眉苦脸。我们将会看到，这对活宝言谈中常带有的奇谈怪论以及他们是如何袒护儿子的。 就像弦乐中的拨弦段落，这场戏含有一丝谐谑的成分。他进来问安，在床前逗留一会儿，就想离去。“姆妈身体好点了吧？”普通话中夹杂着南方口音。虽然明显，但并不刻意。
影片显然没有染上方言狂热。他的母亲有气无力地抬抬手，表示无关紧要。而作父亲的则欠起身，将背后的枕头垫高一些，以使自己靠得更舒服。“你母亲偶感风寒，无伤大雅的。你放心出去玩就是啦！”
这对白听起来就像是被演员念错了一般，但也符合他的故弄玄虚的作风。作儿子的申辩道：“爹爹，我这可是正经职业！”父亲长吁短叹道：“唉呀！这种地方，你姆妈和我都见识过的。”母亲在病中附和道：“你爹爹说的对。”这无聊的对白只是为了让他赶快走。而他果然推说要迟到了，便朝门外走去。
他的父母还在后面罗嗦着：“那你快走吧，人家帮你找这份工也不容易。不过说到音乐，你比他们有天分。他们比你勤奋，你比他们懒。将来……他打断父母的唠叨：”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吧！“他出门而去。而他的父母在床上相对叹息，一副无可奈何而又志满意得的模样。
就我而言，上海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有四十年是隐含着肉体错觉的，其余的六十年，则是一个镜象式的幻想体。因为我所无法摆脱的个体的历史，使上海在我的个人索引中，首先是一个建筑的殖民地，是一个由家属统治的兵营，一个有着宽阔江面的港口，一个处在郊区的工人区，若干条阴雨天中的街道，一个无数方言的汇聚地，一个对日常生活充满了细微触觉的人体，一个把纳博科夫所谓“遵循优雅通奸的伟大传统”和毛泽东式的农民解放溶为一体的地方，一个能指。
十分奇怪，对于我的出生地的幻想，仿佛有一个时间上的锈斑似的顶点，虽然我在迷宫般的旧城中见过几百年前的城墙遗迹，但我的充满幻想的视线始终在二十世纪的短暂百年内转悠，再往前，那是一个古代化的现代，一个在英语中尚未将to Shanghai 这个动词视作以强迫和欺诈手段雇佣水手的同义词的时代，肮脏、糜烂和混乱就要同殖民者一同到来。此前，那个遥远的乡村中国的上海就像绢上的墨迹，意味深长而又无以名状。呃！这个在我今后的生活中还要不断修改的想象，却出乎意料地像是一个所指。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因为感官的作用时常令我们迷惑，而一个遥远的过去却稳定地散发着仿佛是传统的光芒。
我时常自问，我是否怀有普鲁斯特式的雄心，想要在记忆深处召唤出逝去了的时光的原貌，而我也不断告诫自己放弃这种努力，那个由诸种物质构成的上海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如同一代人的生活，如果未曾被恰当的描述过，它就是不存在的，而描述所经历的衰减、损耗和变易更加深了这一点。
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这位死于车祸的作家写道：“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在上海的市中心，一座如今已被拆除的建筑的二楼，隔着南京路，从它的窗口可以清晰地看见上海图书馆的钟楼，如今它已被改做了上海美术馆，而在历史照片中，我们被告知，这幢建筑曾经是跑马场的一部份。如果出现在虚构作品中，这种历史变迁虽然充满寓意，但依然可以被视作是笨拙的一笔。
外滩，上海的标志、心脏和边缘，那个被不厌其烦地四处展示的建筑群，曾经有两年时间，我在厕身其间的一所学校里念书，这使我有机会从它的背面观察它，从它缝隙般的街道眺望荒凉的浦东，黄浦江上漂浮着的铁腥味，着火的巨轮以及来访的各国海军的舰只。当我叙述这一切时，年代的顺序已经被打乱，因为我想着意呈现的是一幅由记忆连缀的图景，一些由语言的音节带来的触觉，由此与长久以来弥漫在我心间的莫名的沉默相呼应。
这是一个令我有一丝诧异的地方，它是这座城市的形象和象征，但又是如此地外在于它，仿佛悬挂在体外的心脏，在某处支配着这个城市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即使我每日行走于其间，在某些时刻，与某些人、某些事在此相遇，依然只是没有奇遇的旅行，依然只是观光客的浮光掠影般的遐想，即便是本地人，它也给你一种过客的感觉，它只是明信片上的风景，或是你的私人的照片上因暴光过度而令你目眩的背景。曾经因各种原因在此聚集的人群，如今三三两两、若无其事地在此经过，一丝笑意不经意地在他们的嘴角掠过，令我不由的想起杜拉的片言只语，“我生命中的故事是不存在的。”“有过的也不曾有。”或者如艾略特所说的那样：“而你所在的地方也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以上所引译文出自两位上海的翻译家，王道乾先生与汤永宽先生，这些翻译家的译文构筑了上海的另一个外滩，另外一种若即若离的美。
沿着堤岸，向左右两侧望去，在目力不可及之处，分别是上海的老城和港区，这是上海最为拥挤和最为空旷之处，对我而言，这都只是偶然的与童年的嬉戏游玩相维系着，它们所代表的繁杂和辛劳，在当时都仅仅是为碎片般的记忆而存在的。南市更像是庙宇的后院，在人间含辛茹苦的烟火之上，带有一丝天国的微光，而港区在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略显冷清的货栈，有些货物经年累月也不见有人挪动，这只是一个孩子们放学后闲逛的地方，它的郊区式的孤寂，码头工人也许是看不见的，一如孩子们所难以触摸的那个令人筋疲力尽的成人世界。
在未成年的时候，我一度喜欢上了黄浦江上的渡轮，花几分钱，随着人流来回摆渡令我沉思我一无所知的事物并且获得慰籍，江面在四季中的形态以及风雨中水面那令人窒息的味道，是最初令我产生迷惘之感的东西。流水天然地变成了一个象征，它的波澜和雾气绵绵不断向两岸涌去，似乎要使潮湿的南方陷入更深的纠缠之中。
后来，我离开江面越来越远，更多地在街道上徘徊、流连和观望，我所幻想的那个黄浦江畔的上海，消失了，因为时间的拨弄，我的杜撰的热情也消失了。我想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杂 志》
孙甘露
在我看来，读者与杂志的关系，有一点类似于球迷与他所喜爱的球队的关系。基于一点喜剧性的区域性偏见，一点现代性的对资讯的饥渴，一点悲剧性的对零星阅读的依赖，还有，一丁点头脑的优越感，杂志给我们一点角度，一点立场，适量的现实和适量的观点，另外，它还如潮汐一般周期性的光顾我们。如此看来，它还受必然性的支配。
虽然它涉及的是一个充满混乱和偶发事件的世界。
这一切其实是杂志的荣耀，它几乎是我们自然进化的一种天然结果。我们对杂志的依赖，一如我们对植物神经系统的依赖，这个问题本身就适于在杂志上加以讨论。
有时候（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我幸运地为杂志撰稿，加入到刚才我颂扬过的东西中间去，在这种时候，你会隐隐觉得，你就是那个偶尔被派上场去的替补队员。我们当然希望在一个巨大的荣耀之上加上一点什么，我个人的意见是乐趣、距离和观察，而尽量避免伪善和说教。
《水中捞月之为什么是上海》
孙甘露
我曾经幻想，有一天在上海之外的某一个地方，在下午宁静的阳光中，全然以回忆的方式书写那个人声鼎沸的上海。如今，这种幻想已经荡然无存，因为我逐渐地明白，我一直就在上海之外的某个地方，比任何地理上的位置更远，由时间以我所不自知的方式令我无穷地思念它，而缓慢地失去对上海的触觉。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