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拮据的家庭生活的厌倦，通过牌桌上的闲言碎语得以缓解。有意思的是，王琦瑶的困境正是源自于实际的和幻想的“言语”。这个故事改编成话剧，可谓是适得其所。
也许有什么我的视力看不清的瑕疵。实际上，我从不期待完美的演出。因为剧场里的笑声，（戏园子里的说法是彩头。）人们在心里询问那个比较委婉的王安忆和比较辛辣的赵耀民的异同，（从互文性的角度看，改编和演出天然的就是二级文本。一切文本都是二级文本。）我个人的意见是：就艺术家和她所处的时代的关系来看，这大约是上海人艺最委婉的尖锐演出了。
小半生
孙甘露
我出生在上海，在那里生活了差不多“半生”，在这里，我想借助奈保尔的书名，引起一点微小的在不同文化之间穿梭的联想 ，更重要的是想引起一点在同一文化空间的不同时期之间穿梭的联想。
除去短暂的外出旅行，我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差不多被各种似是而非的描述所淹没的地方，你几乎可以据此勾画出那个如今被人们如此热切地回望着的上海，那是一个由流氓头子、电影明星和若干一瘸一拐的洋人所构成，一系列关于旧上海的电影，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的文化，或者换一种说法，这一时期的群众运动的象征之作。上海，这两个字，除了十九世纪在英文中的那层污秽的意思之外，如今，大概也意味着挣扎着想要优雅的浮现出来的意思。
我的阅读、写作、经验和无意识，都是为这个上海所左右的，即便以“世界主义”来界定的上海，我还是个地方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的乡下人。一如俄国诗人曼杰尔施塔姆的诗句所揭示的那样：“我爱我这片可怜的土地，因为其他的土地我没有见过。”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上海，在各种文字、影像和声音之间，幻化为一个纯净的世界之都，而且越来越纯净，就象香烟盒上所标明的“特纯”。坦率地、负责地、而且是毫不矫揉造作地说，这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世界，我说的不是本地人和观光客所进出的“上海”，而是所有那些关于“上海”的描述。
我对这十几年来的各类文字，（这些东西都以特纯的文学观来约束自己。）所汇聚成的那份关于上海的纯洁狂想，没有疑义。按照罗兰？巴特的观点，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个通道而已。我此刻关心的是他们的所来之处，不是这个游戏，而是这个游戏的规则，也就是所谓“古老的叙事逻辑，出自某种甚至我们出生之前就将我们构织了的象征形式。”
我从最基本的角度，甚至我想说是从最低的角度来看上海，我尽量避免使用感情色彩过度的词。
你可以在今日的上海写作中读到所有最时髦的语汇，而且大都烟尘般的随风飘荡，他们由某幢旧宅及附着其上的民国传闻，一堆仿民清家具、满清款式的唐装、永远不老的香港明星和倚老卖老的台湾明星、摇头晃脑的日本艺人和鼻梁笔挺的韩国美人、英国的一两所学校和美国的一两家公司，一辆德国的汽车和一桩永远担心有外遇的婚姻所组成。当然，还要捎带着一两家新开的餐馆、一两则半新不旧的黄色笑话以及一两则恶心人的手机短消息。如果你知道上海的人口的结构，就会知道这种文学指涉的社会阶层所占的微弱比例，我当然知道优秀的文学不是统计学，不因为书中的人物是罪犯而成为末流的作品。
这些语义重复的写作，有一种悦耳的阉人歌手般的纯美，中性或者说雌雄同体、有着丝绸般的温柔手感、 钻石般冷漠的光芒，越来越接近于时尚杂志里杜撰的美容和瘦身手册，你有一系列指标需要供奉，我敢打赌，实际上是从来没有人做到的，除非你象传说中的玛丽莲？梦露那样抽掉两根肋骨。
在某种意义上，我赞同纳博科夫的观点：风格和结构才是一部作品的精华所在，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一个时期的文学如果不能建立在各类成熟的风格之上，而仅仅是文献意义上的档案，那么这种亦步亦趋的文学和他所描写的时代，最终毫无意外的会趋于湮灭，我一贯的看法是，一种未经恰当描述的生活，几乎是不存在的。更极端的看法是，甚至因为那个时代糟糕的文学而更快地被人遗忘。
在这里，“上海”是“表示删除的斜线，镜子的表面，幻觉的墙，对照的边界，界线的抽象，能指的倾斜性，”等等。
你知道，我随意套用的就是罗兰？巴特的S/Z中的那根斜线，让我们回到那个高高在上的形式，他提醒我们注意没有简单唯一的事物，在每一个简单判断中都包含着具体的历史内容，他们彼此映射，十分耀眼，也可能正因为如此，他才容易使人熟视无睹。就象我在别处引用过的昆德拉的观点，如他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所说的那样，“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米兰？昆德拉进一步强调：“一种艺术的历史之意义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因为，“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不同的事。如果前者不属于人，如果说它作为人在其中无任何把握的外来力量而君临于人，小说的历史则产生于人的自由，产生于他的完全个人的创造，和他的选择。”
这可能是我说“小半生”的意思，“小”意味着个人立场和作为小说作家的态度，“半生”在暗示着有限的时间长度之外，对我们个人经验之外的事物的提示。
双城记，或者上海、香港、台湾三地文学的比较，无疑是极有价值的工作，这也使我产生联想，在上海一地的研究中，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价值作为时间上的双城，加以研究，比如“文革十年”和“九十年代”，他们的日常生活、语汇、传播以及控制之中的遗忘和对控制的无意识的遗忘。
感谢香港艺术发展局，使我有幸领略香港，初步获得双城的概念，使我得以触摸多年来许多上海市民精神上的依傍。
感谢在座的诸位，容忍我占用你们的时间。希望你们宽容地把这看成是上海对香港的一次小小的滞后的“侵占”。
游戏者
孙甘露
小宝老师办报纸的时候，我是他每周的忠实读者，听他的笑话，和“祖国大地香喷喷——闻香团”之类的假新闻。小宝老师开了著名的书店，我就再没有在别处买过书，额外的收益是，不时还有美食招待，外加饭桌上的段子，在色香味之外，十分悦耳。小宝老师的“游戏”文字结集出版的时候，我有幸获赠一册，作床头的伴眠读物，每晚在微笑中入睡。前些年替《译文》做策划时，一心想找小宝、陈村、王朔三人一块写专栏，想想那是何等宜人的景象，但是这梦终于也没有做成。
去年周克希先生主持《外国文艺》作家翻译专栏，约请小宝老师出山翻译伍迪？艾伦的小说，窃以为周先生慧眼识珠，找到了十足中文版的伍迪？艾伦。以我完全外行的观点，伍迪？艾伦应该立志苦学中文，争取早日将小宝老师的妙文介绍给美国的知识界。
据我观察，小宝老师生性腼腆，可能比传说中的伍迪？艾伦还要腼腆，他犀利的文笔，大概和电影里纽约的伍迪？艾伦的唠叨源自同一种动力：艺术家的羞怯、好的修养、知识分子的固执以及衣食无忧的生活。《餐桌日记》便是佐证。
小宝老师的幽默感还得自这样的训练，耐心地将听过一百遍的优秀笑话，再听一百遍，不单自奉，而且待客。据此，我个人的意见，应该将大英百科全书关于幽默的词条：幽默感是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修改为：幽默感是一种智力上的麻木感。较温柔的篡改应该是谦卑感。
多年以前，（这句式，模仿自多年以前著名的模仿。）小宝老师带着张献和我，写过一出流产的电视剧，剧名便是对当年几出名剧的戏仿，那戏唤作《上海人在上海》，对照今日的时尚，觉得还是有几分幽默和一丝先见之明。这剧本在当时夭折，正所谓适得其所。
今日的上海人，已经习惯在上海发现纽约，进而发现巴黎和伦敦，我也进一步期望小宝老师升华为艾米利？金斯利，或者巴黎的某个我不知道的幽默家，打通文化的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如汤姆？克鲁斯那么幽默地在隧道里飞速地荡来荡去，完成不可能的使命。
近日欣闻出版业将有大的改革举措，我便一心希望小宝老师更进一步，早日成为出版业的巨子，提携后进，从他那里抽取可观的版税，一圆小康之梦。
当然，我们的私心，还是有朝一日把小宝老师打造成上海的伍迪？艾伦，为此，我等还是要买书，蹭饭，听他的笑话，还有，一如既往地陪他听笑话。
最深的记忆
孙甘露
达利的疯狂的唇型沙发，几乎和他的烙饼般的时钟一样著名，这个精力无穷的超现实主义者，着力改变物质世界的固有属性，在遥远的事物之间建立崭新的感官联系，使世界震惊、讥讽和亲切。他使用异常的尺度令我们查看纹理细微的现实表皮，即纪德所谓的“最深处”。
革命永远会被资产阶级视为最有效的催情剂，他们善于借助时代，将前方文化的隆隆炮声收纳为时尚家具上那意味深长的线条，或者某位淑女的嘴角那似有若无的抽动，性感、温柔，化为最好的手艺和最好的教养，在沉默和坚忍中期待着新艺术和新情欲的照拂。
朱砂和亲吻，情欲无意识的门户、一支显赫的口红，像是召唤的庭院、纵横交错的吻线，摧毁着唇色直至更深的记忆。
在额头、在两颊、在耳后，唇对唇，当然，它是无处不在的，虽然涉及的都是表面，但是，它处于较之深吻更深的地方。在紧闭的眼帘上、在貌似忠诚的泪光中，在娇喘和颤抖中，在干涩的孤独中，寻找着亲昵和爱意。
在北方干燥的室内，加湿器一夜不停顿的工作，也无法为嘴唇带来南方的湿润。这使人不安的裂纹，更另人无穷地思念那被遗忘在某处的润唇膏。
在这个图象崇拜时代，人们所目击的嘴唇，它的数目之众，令凝视趋于无效。公众分享它们，毫无触觉的分享着最为敏感的触觉的所在。而那些着意展示的单个的嘴唇以及彼此胶着的双份的嘴唇，加倍地令观众焦灼不堪。
温柔、湿润、丰满、因为吮吸而变得愈加温柔、湿润和丰满，因为吮吸也变得日益粗暴、干涩、消瘦。总之，这是暴风眼，它会席卷一切，以最温柔的方式，摧毁你，陷你于疯狂，不能自拔。
更远和更多
孙甘露
从街上行驶的小汽车观察一个国家，说不上是创新之举，但是永远是有趣的。比如新宿街头一尘不染的丰田和涅瓦河畔满是尘土的伏尔加；比如莫斯科街头黑帮派头的中国人的梅塞德斯和上海街头小康女士的堆满绒毛玩具的大众车——这些曾经的床头宠物，被移动着展览是含有深意的。
在被誉为汽车上的国家的美国，小汽车除了被幽默家戏称为移动着的棺材之外，多少也意味着移动着的床——你在你自己或者别人的小汽车后座上有过性行为吗？
我关心的不是制造汽车，而是汽车制造。
在中国一度风行的说法是小汽车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好像中国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之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