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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国后中国文化的古怪境遇，陈丹青的描绘堪称经典，“鲁迅先生也真神了，什么事，什么时候，都有他一句现成话。”
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这位从照片上看瘦小的文化巨人，他的当年报章上的片言只语，在汉语的复杂环境里，被过滤、折叠、悬置、使之看上去尖锐、清澈以及高高在上，从他的最初的真实语境里剥离出来。语言的这种使用方式，在很长时间里，变成了汉语的某种属性，修改着语言的品质，甚至隐约支配着文化的未来。
在邱岳峰、闲散美人、胡兰成等篇章中，他对一个高光时代的文化的暗影部分作了巴特式的研究，之曲折透彻，令人心悦诚服。尤其是邱岳峰，这篇文字，道尽了这个“高贵的颓废”的“国家电台的异类”，“他在压抑的年代替我们发怒、还嘴、嘲骂、耍赖、调戏，”以再标准不过的“国语”为我们塑造了整个“西方”。而在那个年代，“西方”对于我们来说——陈丹青用了一 个绝妙的词——是“重听”。
这些“多余的素材”是文字的三联画，从互文性的意义上看，他知道“与传统决裂和权威的丧失在他生活的时代是不可挽回的；他的结论是，必须找到一种联系过去的新方式；他发现过去的“可引用性”代替了过去的可传递性，那种支离破碎地插入当今时代的令人不安的力量代替了权威。”（哈那？阿南德《本雅明1892…1940》）
一如陈丹青反复涉及的，他的“过去”的“旧上海”，较之世面上风行的那个要晚一些，他说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陈丹青时间，对于一代艺术家来说，它的重要性将日趋清晰，并且日益显著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是一代人心智启蒙、感官开启、在暴风雨面前寻求修养、在动乱中由若隐若现地以艺术营造内心宁静的时代。他的笔触所描绘出的街道、人物、细琐事物和轻微的回忆，可为后人接触那个时代，接触绘画的陈丹青，提供极为真切的、文献性的、洋溢着温暖感性的“素材”。
他的文字，一如他对典型的具有复杂含义的上海景色的描绘，“夕阳映在园外石库门弄堂墙阵上，经年的乌青灰白中泛着极浅的蔷薇色，有种时光的烂熟之美。”
辞友人书
孙甘露
你们有可能是这样一些人，你们小心仔细地在拥挤的卫生间里剔除牙刷里的牙圬，较之用这柄廉价牙刷来作晨间漱洗更为起劲，双重的污秽使洁具和清扫对象互相成为肮脏的策源地。
你们中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笑逐颜开地打发自己的作品以及别人的作品。你们在若干场合称自己的作品是“狗屎”、称别人的作品“真棒”（这两年因为迈克尔？杰克逊的缘故这个词正在走红），在另一些场合则将这两种称谓互相置换了一下，不过“狗屎”改成了文雅的“比较逊色”，而有俚语嫌疑的“真棒”变成了“比较满意”。
你们明智而又高高兴兴地拉开了架式，借用埃伦？格拉斯哥的说法，你们“相互鼓励成为庸才”。争取成为一名一流以下几流的作家成了暗自弥漫的风尚。
你们犹如一批演出经验丰富得惊人，而不再进行基本训练的走江湖的歌舞演员（我们的时代称之为“走穴”的），到处留下了你们的身影和怒吼声，就好像你们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或者心声。宽容一点的话倒也可以容忍这样一种比喻：如果有谁打算拍一部80年代的写实电影的话，你们刚好可以作景深处的点缀，你们和广告牌和进口汽车一样可以鲜明地点明环境，以及人们那晦暗不清、难以辨认的灵魂。
你们用各类文凭和各种型号的录像机来标明时代同时也标明你们自己的位置，你们把这视为意识形态的演变并且自认为是这一演变的受益者。在此之前，你们在北方或南方的乡村里蹉跎你们的早晚得蹉跎的青春。尔后，你们又玩得兴起，奔赴美洲或澳洲的城市蹉跎你们的青春之后的头十年，谁知道你们将来还会抛出些什么伤痕来扰乱你们自己或者别人的晚年。
你们跑到美国人的厨房里做起了中国菜，余下的人则在亭子间里观看美国录像，许多香艳的故事在太平洋上空荡来荡去，真是令人难以忘怀。你们用幻灭的语调说出的乡土故事和异国情调的反思作品搅得男女老少在波音客机的过道里来来往往忙个不停。
思乡还是背井离乡者的主题，而背井离乡则是所有叶落归根者的回忆。那些死守土地和黄鹤般一去不返的人则是真正的梦想者和自我放逐者。你们用寻欢作乐来包装你们的苦难，正像你们从前用苦难来诋毁你们的欢乐。你们不得不两次放弃你们所熟悉的语言。前次放弃了习惯用法，后次放弃了语言本身。从一九六七年开始你们成了永远的外乡人。母语成了你们的回忆，成为一种美，而不再是工具。
文明所缺失的正是你们，而你们则以集体的失败和个人的成功使这种缺失扩展为一个精神的深渊。与你们相错而处的人无一幸免都开始滑向这一具有巨大引力的内心所在。幻灭感、厌倦感、焦虑感、失败感、挫折感成了存在和选择的共生物。你们的父辈和子孙都成了这个精神漩涡之国的弄臣，只有你们才是国王。你们的痛苦和偶然的幸福覆盖了一切。但是你们只留下了片言只语。记录下一切诗篇将由另一些人来填写。你们只在精神的宫殿里留下了你们的回音。你们的故事在大地上流传尚需要时间，你们可能看不到这一切了。
你们的墓地（如果你们有墓地）将是一个荣耀的所在。
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中间夹着的较平庸的文学时代。你们是未来作品的“曼弗雷德”，而不是拜伦。但是这两者间的一致性，使许多人误认了你们。
你们这些疲惫的人们，你们同时在大街上，在家中，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与缠绕着你们的理念作战，你们以少许观念逻辑地加上大量的情感在所有的场所都干了个天翻地覆，这种战斗造就了时代的氛围，并且化成理念最终在战斗中获胜。你们失去的是个人的情感和少得可怜的可信赖的价值系统。这些东西在你们的作品中尽情地流露。作为一种必要的陪衬，自我肯定（你们也不知道要肯定什么）强有力地在作品上空回荡。作品的形式感被任意地与叙述顺序、精确的措辞、典型或者不太典型的人物、连贯性、对随机性的明确理解等同起来。你们知道时间的起因，你们对最初的动力有着强烈的爱好。你们偶尔也把意识指向未来（尽管它忽明忽暗），但是又抱怨这个与你们无关的未来过于缥缈。
尽管你们的外貌、品性各不相同，但毫无例外地只干同一件事，描写你们的内心。你们的精神历程组成了我们视觉中的原野。一种描述出来的自然界在被反复描述之后被肯定了下来。与土地的关系，人伦的微妙变化，对风俗的沉思，有关性欲的纪录，古代思想的援引，对垃圾堆般的城市的嫌恶和个人奋斗史的升华描写成为同时代人的食粮。你们怀着爱意蔑视这一切。因为一些特殊事件，打乱了你们与情人的关系，于是出现了弃婴和伤心的妓女，直至人口贩子和暴力因素的出现使全部出版物荟萃了所有的可能性。纯粹的文学和俗文学的话题的出现是这一处境的佐证。人们试图分辩这一切，因为几乎全部角色均已登场，相互指认和被指认已成为必需。
接着对边缘经验的描写出现了。你们开始清醒地描写你们的白日梦，另外一些人则对精神分析充满了兴趣，你们笔下的反常举动多少都与性有关联，（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呢？）你们认为轻而易举地按住了时代的脉搏。这一份快慰的感觉令你们一发而不可收拾。叫人口干舌燥，脉搏乱跳的细致描写被作为一种美德和健康的标志到处推广，个人的性幻想用曲笔写出。你们清楚地知道，你们在边缘经验的标题下写着日常家庭作业。所以，你们把道德与不道德的婚姻与之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
你们注定了颠沛流离的命运。北京时间原本是你们日常作息依据的标准，而现在你们上别处去对表了。留下来的人则常爱听听远方的人谈谈时差的问题。与之相关的感受日趋丰富，迎着太阳飞行连续两个白天成了愉快地体验……
我是在对一个我所不熟悉的时代进行文学性描述，这类描述所接触到的肯定是极少数人而不是本质。本质需要用别的方式来提供。
我所描绘的这些人渐渐地四散东西，逐渐地音讯全无，他们不是依靠地图册和望远镜就可以观察到行踪的那类人。他们通常深入无人区，要不就遵循古训“大隐于市”在地铁入口处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忽然消失不见了。这是一个穷光蛋们为了过上舒心日子东奔西走寻求幸福的时代，至于那些继续在家中面壁枯坐的人无疑是一些比较固执的穷光蛋。两者必择其一。
这是一次个人的告别，但是我将在何处与你们聚首呢？像马尔科姆？考利说的，你们“不愿意教导别人，也不愿意被别人教导”。那么，所有这些人还有重新会面的必要么？
我所要辞别的似乎不仅仅是某些人，甚至是整个八十年代，在这十年中写作和开始写作的人，在下一个十年中还会继续写作吗？
我所有的诋毁都是赞美，反之亦然。
当你咳嗽时读什么？
孙甘露
我有幸见过最时髦的人，阅读完全紧贴着时代。文革时，只读毛选和白皮书。文革结束就读数理化。谈恋爱时，只读《恋人絮语》。大学一毕业，就读MBA。最要紧的是，SARS来了，她只读和瘟疫有关的书。马尔克斯、加缪，都是名著，想不时髦也难。
想了一想，眼下我们这里的“瘟疫”作品，（电脑很无趣，打文艺，出来瘟疫。）也许因为作者是亲历者，反而可能有点将就。没有人喜欢瘟疫，但是人们喜欢关于瘟疫的作品，而且得在瘟疫流行时，顶风阅读。就像人们不小心摔了杯子会上火，但是愿意看撞汽车的电影。看看那个时代小红书的海洋，眼下全民的阅读真是退步了，时髦的事情让少数人给占了。伟大的加缪，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
我想说的是另一位既轻又重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因为他言说轻之不易，逐渐成为本地有分量的时髦。昆德拉变成了一个两难话题，读它使时髦的人和不时髦的人，彼此换位。而且来回换。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个译名放在一起，有点车轱辘话的意思。在我看来，这恰好是对于“轻”的最好的脚注。昆德拉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会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这是其他西方作家所不具备的。毫无问题的翻译大概是不存在的，很多东西在翻译中是很难一对一对译过来的。一句老话，两种文化的交流，总会有一些小的误解，有意思的是，这种误解传达了有价值的信息。中国读者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轻轻推开了一扇很重的旋转门——轻就在那上面的某一点上。
昆德拉是一个在小说文体上有很多想法，也做了很多试验的作家。 但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就像瘟疫或者艺术中的传染病。）并不是从他这儿来的。小说从十九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