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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可能被废黜的是虚构式的呈现，因为报告已然取代了叙事秘密的研究和披露，瓷器上的一道花纹，已毫无历史可言，谎言已不再被看作是修辞，而天然之物已被视作是一种技艺。乏味的人和乏味的语言已是城市的英雄和楷模，人们不计后果的沉溺于宫廷和街头巷尾，无名的人和未名的事物被忽略了，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是什么汇聚成了浩大的世界。
正在被记载的还有另外一种典范生活，它正与基本生活的品质和规范一同建立起来，它被形容为干净的指甲和履历，每日摄取的维生素，对疾病与股市的忧虑，一份保险以及不动产，加上对青春期的羞涩回忆，这无可挑剔的一生，堪称完美，当然人们还是有一丁点缺憾，因为它正是完美的一个部分。
此时此刻，也许正需要一个上海的约翰？厄普代克，因为这“兔子”式的人生，还没有“跑吧”就已经“回家”了，他们“成双成对” 的“富了”。只是那个文体家还没有出现，他自己还是个一脚臭汗的“球”员呢。慢慢地练习吧，观众正等着有人把他们的生活表演给他们看呢。
人们需要一种镜像式的关系，让自己在光滑如水的外表中发现一点瑕疵，一点色素沉积的迹象，一点迟疑和犹豫，因为生活也需要一种风格，一种文体，才得以成立，而自我质疑正是其要素之一。
这个乌托邦，因为消极的描述而变的真实起来，或者说消极的描述正是通往乌托邦的道路，因为它暗含着的正是永不停息地幻想。
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地方志详加研读，会使我们获得若干抽象而又繁复的印象，它的历史是富于装饰性的，它的历史的纹样是一种飞来之物，不是来自自身生活的积淀，但是它与上海的面容如此的吻合，以至它毫不费力的成为此地精神的代表和象征。我们有理由相信，城市的未来比之它的过去将更关心它的轮廓上的线条的纹样，它会更轻易地遮蔽住微小事物的痛楚的扭动，它们甚至不会成为城市徽记的底色，它们会在城市的水系中化开，污染它，并且最终为它所净化，它的两岸景色中，那些喜剧般的狂想，会以另外的形象现身。
《冬天的心》
孙甘露
“在我的内心有一种无生命的东西。”这句话出自法国影片《冬天的心》。我不记得还曾被怎样的言辞如此地触动。实际上我已多次看过这部影片，断断续续地，看它的片段，直到有一天，这句话的中文字幕忽然为我的眼睛所捕获。而它的法文听起来也有一种小饼干式的松脆感觉。
逐渐地，我似乎理解了达尼埃。奥依特的表演。如同他精心制作的小提琴，敏感、沉静，仿佛不期待来自什么人的热情地演奏。他的冷漠表现，近乎于无礼。哦，礼节或许永远也不会是内心的尺度，虽然看起来它是如此地接近于内心，它来自内心最表层的东西，由内心所分泌。而内心的尺度，在我看来是另外一种东西，它由对时间的态度衍生而来，许多时候它是足够的下午和足够的闲暇。
他注视着身边发生的一切，没有直接的评论，而是将其纳入他的小作坊里的手工中去，将技艺变成了态度，而他的生活也因此变成了一种有影调的生活，它看起来是如此地清澈、舒缓而又馥郁，有着小调式的内敛和饱满；这种感觉略低于汗流浃背的激情却又略高于低能的聒噪式的热情。
此时，闲暇是一种对时间的感觉，这种感觉比他的内心重要的多，他甚至可以为此而放弃他的内心，如果这种感觉离他而去的话。他就像另一个人，与他的内心形影相随而又貌合神离。
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转折将我们引向了爱，这个与“唉”和 “哀”同音的字，这个与叹息和伤痛密切相关的字，这个制作小提琴的人，这个关闭的箱体，像被碰倒了一般，被迫似的发出声响，犹如遇到了一把锯子，被神经质的女提琴手猛烈地演奏着迟缓地趋向于影片的终点。性的快感来源于它的痛苦、迷惑和对疯狂的抑制的企图，而犹豫不决正是它令人无法释怀的原因所在。 当他在客厅或者录音棚聆听乐手的演奏时，他的神经末梢纠缠着向着不同的方向伸展；送抵他内耳的旋律令他倾向于乐手的表达，同时，又令他仔细体会那个媒介，那件乐器本身。人们很少能深入地体味其中微妙的差异，这种法国式的沉思的品质，引导你伸手触及生活的质地，犹如一个出色的谈话者令映入室内的每一缕光线都不会为你所忽略。哲思并非是等级社会的教养，就象闲暇并非完全是为艺术家准备的温床。使事物慢下来，轻下来，腐烂；将言辞看作是玩笑，将记忆看作是艺术，令永恒停下来，在你关心的不朽事物中每天减去一件，直到你看到生命这个词汇……
《眼 镜》
孙甘露
我的左眼裸视1。5 ，右眼裸视0。5，至今没有戴过近视眼镜，在肖全的摄影集中有我的一张戴平光眼镜的照片，有点变形，仿佛是为了避开便衣警察而化了装。一个失踪者的形象，想要往幻想中逃逸，在边境上被截取，冷漠中含着失望。这个形象是短暂而偶然的，如果不是因为肖全，我可能早已忘了这件事，还有那次会议以及那些热情的谈话者。如今人们已作鸟兽散，而那个短暂的形象倒成了一个私人的遗迹，这就是偶然的好处吧？
我还有过一些墨镜，怎么来的我已经忘了，不外乎是友人的馈赠，或是在街上随手买的，如果说在它们的实际功用之外还有什么说法，套用陈村的说法，可以用来纪念日常生活。它们和一些琐事相互维系，但是我已经没有兴趣来引伸这些了。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已经停止了思考，因为我们已经停止了观察，而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的抽屉里塞了太多的眼镜。就象人们通常说的：我们的观察受制于我们使用的工具。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眼镜是平常之物，人们随需要、经济能力和虚荣心各取所需。而虚荣心是由个人趣味所支配的，所以它又是思考和修养的产物。丧失了天然视力却又期待着眼镜，这种处境是悲惨的。
我还是来说说那些著名的眼镜佩戴者吧。萨特有一张广为流传的黑白照片，塞纳河上的桥，小个子萨特正在点烟，在他的眼镜背后是他的商标式的斜白眼。他的这种魅力恐怕无人能够仿效。舒伯特，一张娃娃脸，苍白而又浮肿或者微胖，他戴的眼镜加深了这一点。传说他曾用现写的乐谱换晚餐，贫寒、纯朴而又优雅，不可思议。同样不可仿效。比尔？盖茨，另一张娃娃脸，年轻而又富有。与舒伯特适成对照。信息时代的产物。暗自仿效的人恐怕不在少数。晚年的江青，她戴的眼镜使她看上去几乎是无性别的，这使她年轻时在上海的演员经历更加令人感慨不已。
这些人的历史当然不是由于眼镜造成的，但是他们所组成的形象与那些由广告所呈现的眼镜形象相异其趣。一种平面的、公众的经验最终将转化为个人的历史，从而与眼镜自身的发展历史相偕而行。
实际上，眼镜最终总是成为佩戴者形象的一部分，习惯使我们不再适应人们的天然形象，但是如你所知，一个修饰过的形象往往更合人们的心意。
如果你年轻时视力出众，到了老年你的老花眼的程度就越重，只要你还想读点什么，那么戴眼镜是免不了的。总之，眼镜是我们的宿命。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再想要一张不戴眼镜的照片也已不可能，现实世界是我们的外表的最终的归宿，一个必然的日常形象则是最终的存在。只是当他人观看时是否要架上眼镜就不得而知了。
《失乐园》
孙甘露
这里的失乐园，至少是弥尔顿的，仅有一小部分是那个著名的渡边纯一的。这一说明并非是次要的，也不是想炫耀我并不具有的学问，仅仅是因为，在这个无可奈何的世纪末，作为一个虚拟的公众话题，女性问题几乎变成了一个二分之一的性乱问题；就像另一半天空下的男性的道德败坏。
这一演变当然是中国式的，礼教是它的遥远悠长的背景，近代的贫困生活是它的最好的脚注，而天性或者说基因则是它的出处。人们见得最多的被证实是人们最不想见的，而且它动摇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根基——家庭。执笔为文的人刻意渲染了这一景像，逐渐地使之成为今日奇观，在各种媒介里它也确实是第一奇观，只有战争才能使人们的视线移开一小贯儿，有人说克林顿就是这么做的。
莱温斯基的故事是世界性的，在一个后现代社会里，它变成了一只无法着地的水晶鞋，就像魏斯在《马拉/萨德》中说的：想要抓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悬置和无法悬置集于一身，世界已衍变成了一个水晶宫，通体透明，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影和隐私，没有任何事物是不被涉及的，一切都被详加谈论，这可能正是女性乃至其他事物成为问题的症结所在。语言已被无度地使用，而沉默则被闲置着，一如耳朵和我们的感知被闲置着。这个世界的疯狂之处在于，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
尽股能好的生存、受最好的教育、选择最好的职业、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还有，可能的话，做超级大国的总统的情人？这着实令历史迷惘。
未来或者说二十一世纪，除了世界银行，谁用得着展望它？
女性问题，女性主义文学及其引发的相关话语，在经过漫长复杂的争论宣传之后，任何断言都会显得武断草率。虽然波伏瓦的划时代的著作《第二性》的中文版也已经出版近十年了，但倘若再有什么划时代的著作，就像人们开玩笑时所说的：这个时代就要被划得更加支离破碎了。人们需要统一性，莱文斯基不是莱文斯基，而是女性！竿像人们说女性要工作、要职业、要上体位一样，人们要操纵一切，而不是要一只从未尝过的苹果，是啊，哪儿还有这样的东西？这些早已在她们的身体上刻写着。
噢，曾经有人说过：当你说你了解女人的时候，你就要犯错误了
《回忆音乐》
孙甘露
我一直在想，那些曾经带给我震憾、享受和安慰的音乐——它们通常是一些片断，一但我试图用文字来陈述这些感受时，我是否已经远离了它们。它们来自天国，由一些特殊的人所记录，并且传达给我们，使我们在感动之余，还想用音乐之外的方式向其他人转述我们的感受。这些衍生的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
七十年代，对我来说是一个收音机的年代，一台我母亲结婚时购买的布面木壳的电子管收音机，另一台是我父亲去越南前买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从红灯记到莫扎特，都伴随着沙沙的电流声，在那个年代，那些噪声仿佛是音乐的天然部分。正是在那些沙沙声中，我初步在音乐中领会到纯净的含义。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巴托克根据匈牙利民间音乐写作的钢琴曲集，马斯卡尼《乡村骑士》中的间奏曲——姜文在他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将它作为影片配乐的主题，这仿佛是马斯卡尼专为这部影片而写的，它与影片是如此地契合，似乎隔着时间和地域，人们在精神上有着共同的故乡。
岁月就是如此流逝，我们在一种异国他乡的音乐中建立我们的